會晤了庵和尚
2024-10-13 15:55:45
作者: (日)岡田武彥
正德八年(1513)五月,王陽明見到了正要返回日本的了庵和尚。此時,了庵和尚恰好住在鄞江邊的嘉賓堂。為此,王陽明特別寫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贈予他。由序中所寫「五月既望」的字樣,可推知王陽明是與徐愛在餘姚近郊遊玩時順便拜訪了庵。不過,該序未被收入《王文成公全書》。
日本已故作家鈴木由次郎在《陽明學大系》第二卷(昭和四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明德出版社)上,曾發表過一篇題為《王陽明與了庵和尚——中日文化交流》的文章。該文章對王陽明與了庵和尚的交往過程做了詳盡介紹。特在此轉載,以備讀者查閱:
昭和二年(1926),蒙齋翁送我一幅匾額,以慶祝我新婚之喜。該匾額所刻內容正是王陽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的全文(據真跡複製)。我想,先生可能考慮到我與了庵和尚同籍,特以此相贈。當時,我對心學並無興趣,但因此序未見於《王文成公全書》,故備感珍貴。在此特書草文,以酬蒙齋翁贈序之厚意。
又王陽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不見於《王文成公全書》,《拙堂文話》(日本漢學家齋藤拙堂所著)雲,該序藏於山田祠官正住隼人家,字畫穩秀,神采奕奕,余頃得其景印,穩秀神采。如拙翁所言,了庵名桂悟,住伊勢安養寺,後遷至京都東福寺。永正三年(1506),奉足利義澄(日本室町幕府第十一代將軍)之命出使明朝。永正八年到寧波,同年八月十七日,晉謁武宗。武宗敕住育王山,居二年。將歸,諸儒縉紳贈以詩文,此序蓋系當時之作也。王陽明時年四十二歲,雖已說知行合一,而猶未以致良知訓學者也。其傾倒了庵法容潔修,律性堅鞏。乃曰,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已絕矣。設令了庵駐錫數年,導王陽明以其道,則或棄其所學,從了庵而來我國,亦未可知也。雖然,其文緣了庵故得永存於君子國,則王陽明之幸矣。
歷經幾度春秋,匾額日漸陳舊,我也慢慢將其遺忘。恰逢明德出版社為紀念王陽明誕辰五百周年而推出的《陽明學大系》全十二卷即將出版,此套書為當代心學泰斗安岡正篤先生與中國哲學研究大師宇野哲人先生親自監修。此書問世之及時如同久旱逢甘霖,真乃學術界一大幸事。同時,該匾額以相片
形式收錄於此套書的第一卷中,從此它又能重現昔日神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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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王陽明《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的全文:
世之惡奔競而厭煩拿者,多遁而之釋焉。為釋有道,不曰清乎?撓而不濁,不曰潔乎?狎而不染,故必息慮以浣塵,獨行以離偶,斯為不詭於其道也。苟不如是,則雖皓其發、緇其衣、焚其書,亦逃租徭而已耳,樂縱誕而已耳,其於道何如耶!
今有日本正使堆雲桂悟字了庵者,年逾上壽,不倦為學,領彼國王之命,來貢珍於大明。舟抵鄞江之滸,寓館於馹。
予嘗過焉,見其法容潔修、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書,鉛采自陶,皆楚楚可觀,非清然乎!與之辯空,則出所謂預修諸殿院之文,論教異同,以並吾聖人,遂性閒情安,不嘩以肆,非淨然乎!且來得名山水游,賢士大夫而從。靡曼之色,不接於目;淫哇之聲,不入於耳;而奇邪之行,不作於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絕矣。
茲有歸思,吾國與之文學交者,若太宰公及諸縉紳輩,皆文儒之擇也,咸惜其去,各為詩章,以艷飾迥躅,固非貸而濫者,吾安得不序?
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五月既望餘姚王守仁書
據此亦可知了庵是怎樣的人。下面是鈴木先生為了庵作的傳記:
了庵和尚,姓三浦,名桂悟,號堆雲,又號缽袋子。生於日本應永三十二年(1425)二月五日,日本伊勢岩內(今日本三重縣多氣郡明和町岩內地區)人。他幼年上京(京都),於洛北真如寺削髮受戒,拜大疑禪師為師。此後,得法號證悟,以繼承師道。大疑乃大愚的弟子,而大愚又為夢嚴大師的弟子,可以說了庵繼承的正是夢嚴之學。
日本文明初年,了庵任伊勢安養寺(位於今日本三重縣多氣郡明和町上野地區)第二十一代住持方丈,安養寺正對伊勢神宮的參拜道。該寺院建於應仁五年(鎌倉後期),是為迎接大慧禪師自真如寺返回伊勢而建。
也許此地距了庵故鄉較近,他在安養寺任職長達十年之久。至文明九年(1477),五十三歲的了庵才調至京都的東福寺任住持。其間,后土御門天皇久慕了庵盛名,特召他前去講授佛法。天皇聽完佛法之後,不禁大喜過望,特書「了庵」二字以賜之。
此後不久,了庵就卸去住持一職,於塔頭大慈院中清靜度日。永正三年(1506),足利義澄將軍委派了庵為遣明正使出使明朝。此時了庵已八十二歲高齡。
在室町時代,日本向明朝派遣使臣多達二十幾次,其中多以通商為主要目的。其出使團主要成員包括正使、副使、居坐、土官、從僧、通事和總船長,同時也有商人和水手。了庵所率使團總人數多達六百人,使團乘坐三隻大船(包括兩隻大內船和一隻細川船)前往大明。
永正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了庵一行經住吉至尼崎,乘便船到達周防山口。一行人在此滯留達三年之久。永正六年五月,他們終於重新啟程。一行人自赤間關出發,於次年正月十一日到達博多,並由此地經海路前往大明。但是,由於航船在途中突遇逆風無法前行,一行人不得不中途返航。
同年十一月,了庵通過三條實隆大人向將軍請辭正使一職,未能獲准。於是,一行人於永正八年再次乘船出發,希望利用春汛之機,從博多順利出航。在歷經千難萬險後,了庵一行終於在同年九月抵達浙江省寧波。此時正值明朝正德六年(1511),了庵已八十七歲高齡。當時,寧波設有市舶提舉司,以管理海上往來船隻,同時還設有安遠驛館以專門接待日本客商。此後,了庵一直住在安遠驛館的嘉賓堂,其他一行人則住在周邊的館舍中。
了庵著有《壬申入明記》一卷、《語錄》兩卷,嵯峨妙智院所藏《策彥入明記》的手寫本中收錄了《壬申入明記》。策彥為天龍寺僧人,曾以遣明使身份再次出訪明朝。策彥認為,《壬申入明記》可作為日本對明貿易的參考資料。
另外,牧田諦亮先生所著《策彥入明記之研究》,能讓我們清楚了解了庵出使明朝的經過。《壬申入明記》中收錄了了庵一行給明朝政府的三十篇上疏文,其內容全部是關於兩國通商的。小葉田淳先生所著《中世紀日中交通貿易史研究》一書中,詳細記錄了了庵一行在明朝的通商活動。
其中,了庵一行所帶貨物主要是將軍敬獻給明朝皇帝的貢品及其他貿易商品。貿易商品主要是各種刀劍,共計七千把。另外,還包括各使臣單獨向皇帝進獻的刀劍,共計九百八十把。
了庵一行滯留寧波之時,當地官員速將此事稟報朝廷。此後,禮部向一行人頒發了上京許可,但人數僅限五十人。聞此,了庵曾上疏請求皇帝准許二百九十二人同往,但未獲准。一般來說,遣明使要乘船沿運河上京,向皇帝呈上拜謁表文和進貢之物。由於寧波距京城路途遙遠,上京至少需百日。
正德六年九月,了庵及隨行五十人自寧波啟程,途經山東時常有流寇前來滋擾。由於流寇甚為猖獗,一行人只得返回寧波。此後,他們經杭州至蘇州,並在此滯留了半年左右的時間以待皇命。由於賊匪之勢始終未見消減,了庵最終奉皇命前往南京進獻貢品。
正德七年四月,一行人從蘇州出發,當月下旬抵達南京。其中,一行人在南京受領皇帝所賜宴席、衣物等(參見《明史》卷三二二《外國三》中關於日本之記事)。同時,禮部以每把三百文的價格買下了貿易品中的三千把刀劍。同年五月,了庵一行返回杭州。其間他破例上疏布政司,請求朝廷再購入一些刀劍。同年六月,一行人終於返回寧波。不久,朝廷就下令買下剩餘的全部刀劍,價格依弘治之例而行。
了庵聞此,不禁大喜,特地再赴杭州以奏謝聖恩。此事在日中貿易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然而,布政司所依弘治之例有兩種,即弘治八年例,每把刀一千八百文;弘治九年例,每把刀三百文。
由於此事關乎貿易成敗,了庵等人竭力與大明朝廷周旋,終以高價成交。不過,《壬申入明記》中未收錄與最終結果相關的史料,所以詳情不得而知。
京都五山與足利家族關係密切,遣明正、副使臣均由京都五山的僧人擔任。正使代表日本幕府,也是一行人的統率。除此以外,五山僧人還兼任幕府及領主的顧問,他們中不乏德才兼備之人,了庵便是其中一位。王陽明贊了庵「法容潔修、律行堅鞏」,其實了庵更是一位深謀遠慮、才華橫溢的高僧。上述貿易事件,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日本學者辻善之助博士這樣總結了庵的商貿談判:「面對強硬談判,他或威嚇,或懇求,或暴怒,或怯懦,最終令對方接受自己的要求,於永正十年滿意而歸。」(《日本佛教史·中世紀篇之四》)
此後,明武宗敬慕了庵的佛學造詣,命他擔任寧波府育王山廣利寺的住持,並派使者賜金斕袈裟。得此袈裟後,了庵隨即賦詩一首:「書盡恩榮北闕天,黃梅夜半不曾傳。育王山頂橫雲霧,無相福田擔一肩。」
每當了庵升坐於廣利寺正堂時,眾僧人皆歡呼雀躍,其間還有很多士大夫慕名前來,向了庵請教佛法。
正德八年,八十九歲高齡的了庵請辭住持一職,並希望返回日本。一行人於同年六月從寧波乘船出發,後抵達博多。同船歸國的還有日本畫家雪舟。此後,了庵暫居山口縣數月,永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返回京都,居於大慈院的堆雲軒。之後,了庵奉後柏原天皇之命,擔任了京都北部南禪寺的住持。他在重振山門後隨即請辭,重返堆雲軒居住。
了庵於永正十一年九月去世,享年九十歲。天皇賜諡號為佛日禪師(也有人稱,了庵是日本永正三年任遣明正使時受賜此號的)。
下面是鈴木寫的了庵與王陽明交往的有關史實:
正德八年(1513)六月,了庵離開寧波踏上了歸國之途。在了庵歸國前,多位士大夫贈詩惜別,其中一位名叫盧希玉的士大夫所寫的送別詩,載於《鄰交征書》(伊藤松著)一書中。
贈予了庵歸國
明發行囊曉拂塵,豈辭霜鬢苦吟身。
調高不是陽關唱,杯泛何妨趜米春。
水闊帆飛風力順,華紅葉綠雁聲細。
至家解知詩笥重,為報賢王謝紫宸。
廣平府知府 前都給事中 九十叟月湖 盧希玉
王陽明於正德八年五月既望,因可惜了庵的離去而贈序一篇,其中寫道:「舟抵鄞江之滸,寓館於馹。予嘗過焉。」由此可知,王陽明初會了庵應為正德六年九月,也就是了庵一行人剛抵達寧波之時。
然而,據《年譜》記載,王陽明於正德三年春被貶於貴州龍場任驛丞。次年,宦官劉瑾被誅,王陽明的冤情得以昭雪。正德五年,王陽明被重新起用,任命為江西省廬陵縣知縣。同年十二月,升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了庵於同年抵達寧波)正月,調任京城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同年二月,任會試同考試官,十月升任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據此記載,正德六年,王陽明在京城為官,根本不可能趕去寧波見了庵。不過,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陽明補任南京太僕寺少卿,恰巧弟子徐愛任期已滿,也被調任至南京工部。其間,師徒二人在赴任南京途中,順道回鄉省親。在南行的船中,王陽明為弟子講解了《大學》的宗旨。
正德八年二月,二人返回餘姚,並一直住到年底。由於餘姚距離寧波很近,想必王陽明是在家鄉得聞了庵大名後,才決定前往寧波府安遠驛館拜訪的。如此推斷,正與「舟抵鄞江之滸,寓館於馹。予嘗過焉……」所描寫的情景吻合。此時,了庵已卸下廣利寺住持一職,準備由寧波返回日本。
另據《年譜》記載,王陽明於正德八年五月開始遊學,同行者有徐愛等弟子。他們經上虞進入四明山,觀白水山,探龍溪之源,訪杖錫寺,登雪竇山,攀千丈崖,遠眺天姥、華頂二峰。此後,王陽明一行人經寧波返回餘姚。
由於王陽明贈序中有「且來得名山水而游,賢士大夫而從」之句,因此《延寶傳燈錄》認為「學士王陽明屢次隨了庵游於山水」,並進一步推測了庵或許參加了王陽明等人的這次遊學。所以,王陽明與了庵的會面時間應該是正德八年(日本永正十年),即王陽明省親期間。當時,王陽明四十二歲,而了庵已是八十九歲高齡。
王陽明在贈序中稱讚了庵「年逾上壽,不倦為學」「法容潔修,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書,鉛采自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可見,王陽明對了庵之人品和學問都深深敬服。
據《年譜》記載,正德四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首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觀點。正德十六年,王陽明於南昌首次提出「致良知」說。可以想像,王陽明與了庵初會之時,雙方皆被對方的人品和學識所折服。
了庵不僅精通佛學,在程朱理學研究方面也頗有造詣。在了庵入明之前,心學並未傳入日本。了庵與王陽明結識之後,若曾結伴同遊山水,其間他必定頻繁接觸到王陽明的學術思想。不過,心學是否經由了庵而傳入日本,尚無定論。
由於了庵歸國後次年便離世,很難想像他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裡是如何弘揚心學的,同時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內閣文庫中藏有《了庵和尚語錄》(延寶七年的印刷本),據說該書中收錄了庵所著《語錄》二卷,但筆者終未得見。
另外,小葉田淳先生認為,《語錄》作於正德八年五月十八日,學者張迪文為該書題跋。也就是說,王陽明贈序與了庵著書前後不到兩天。此種說法顯然不妥,因為從商貿談判結束到歸國僅短短數日,了庵根本無法完成《語錄》。
據推測,了庵可能攜《語錄》入明,在歸國前請張迪文題跋。足利氏評價該書為「雖用儒學之詞而並無儒學之見,可謂不失禪僧本色」(日本鎌倉、室町時期的儒教特點)。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語錄》中絲毫未提及王陽明,但不能確定的是,了庵從歸國到去世的一年中,是否寫過或提起過有關王陽明及心學思想的內容。
在江戶時代初期,《王文成公全書》才傳到日本。其中,學者那波魯堂所著《學問源流》一書就提到「宋朝陸象山、明朝王陽明之著述堪比藤原惺窩之作。藤原門人也稱,心學能使人明辨是非……借鑑他人之所長,有助於增長自身的學問」。
雖然藤原惺窩及儒學家林羅山並未專攻心學,但他們在信奉程朱理學的同時,也十分敬重陸、王二人。了庵則是日本心學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為他是最早接觸心學的日本人,要比藤原惺窩早一百年左右。
關於陽明學傳到日本與了庵的關係,大概也就像鈴木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另外,關於王陽明贈序的真跡所在,鈴木先生也有相關記載:日本佛教史學家師蠻所著《本朝高僧傳》的「桂悟篇」收錄了王陽明贈序的全文。另外,伊勢津藩儒齋藤拙堂在《拙堂文話》中寫道,「山田祠官正住隼人家中藏有一捲軸,其內容即為王陽明贈了庵序的全篇。偶然得見,只覺筆鋒穩秀、神采奕奕,定為王陽明親書。因其文思暢達,且《陽明全集》未曾收錄該序,故將全文抄錄」(《拙堂文話》卷二)。
現在,伊勢市仍然保留著正住氏的古宅,正住隼人曾任祭祀官也是事實。令人不解的是,王陽明贈序的真跡是如何輾轉到了正住氏手中的。據說,在伊勢的丹生地區(今日本三重縣多氣郡)的神宮寺中,曾藏有名為「送居士五郎太夫歸日本」的字幅,現在卻不知所蹤。據傳,該字幅寫有「正德癸酉六月朔」「四明季春亭」等字句。
由此推測,此作寫於王陽明贈序後。想必名為「五郎太夫」的人也是了庵一行中的一位。關於此字幅藏於伊勢丹生神宮寺中的原因,也同樣不得而知。
另據《拙堂文話》記載,津藩(今日本三重縣津市)三宅士強家中藏有明朝人詹僖(字仲和,號鐵冠道人,寧波人)所書「葦牧齋」三字的橫幅以及跋文一篇。葦牧齋為士強家族十一世的祖先,曾任遣明使,其入明時間約比了庵早一年。
《拙堂文話》認為,「王陽明贈序與此字幅均存於同一地區,實在令人稱奇」。不過,王陽明的真跡現已無處尋覓。據《大日本史料》一書的第九篇第四節記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舊攝津三田藩主九鬼子爵家中曾藏有此序。在明治時代,九鬼氏族人九鬼隆一男爵是日本美術界的風雲人物,因此,很有可能是他得到了此序的真跡,並將其轉贈給家鄉的三田博物館。蒙齋翁贈給鈴木先生的字幅,很可能就是仿此真跡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