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門人游四明山

  撫今追昔，儒學之士志在尋求經世之道，以探求並實現理想的社會生活為己任。至明清時，很多儒者經常遊玩於深山幽谷，其目的是「使我之理想更為高尚」。這些儒者認為，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就要保持一顆毫無私慾的純粹之心，而游於山川，則有利於自己的道德之心免受世俗污染。儒者中有「懷山林之志者可托天下國家」一說，很多儒者在為官後也經常於閒暇時遊覽名山秀水、探訪深谷幽泉，因此，他們的詩作中難免會流露出隱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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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王陽明天生體弱，他卻十分喜歡與友人游於山谷，以期獲得對自我的深刻認識。如前所述，湛甘泉和黃宗賢離京之時，王陽明均以文章相贈。文中，王陽明表示願與兩位摯友結廬於天台山、雁盪山，以講學論道終其一生。此後，王陽明在赴任南京太僕寺少卿途中，順路回了故鄉餘姚一趟，並與友人遊學於深谷。在此期間，他理所當然希望與同道們相會講學。

  此時是正德八年（1513）二月，由王陽明致黃宗賢的書信可知，王陽明原本計劃與愛徒徐愛同游天台山和雁盪山，只因自己多年未歸故里，親朋多有造訪，以致無法抽出時間，只好作罷。

  天台山位於今浙江省天台縣北部，與括蒼山、雁盪山、四明山、金華山相鄰，其山脈綿延至東海之濱。天台山山勢雄偉壯闊、蔚為壯觀，被譽為佛教仙山。天台山北部有一長數十丈的石橋，相傳神仙曾居於此地。隋朝時，智者大師（法號智　）於此處修建寺廟以弘揚佛法。雁盪山位於今浙江省樂清市與平陽縣的交會處，山頂有湖，由於此山常見春歸之雁，因此得名雁盪山。

  王陽明回鄉期間，親戚朋友時有造訪。直至五月，他才稍能脫身，隨即決定開始遊學，此時酷夏已至。在動身前，他常與徐愛及數位好友吟誦於餘姚的名山秀水之間，一起等待黃宗賢前來同游雁盪山。然而，一個月後黃宗賢仍舊沒有前來。由於徐愛赴任有限期，徐父也多次催促，他們只好提前開始這次遊學。

  王陽明一行人經上虞進入四明山，先於白水山上眺望壁立千尺的奇觀，然後又尋著龍溪源頭探訪了杖錫寺，之後登上雪竇山的千丈崖，欣賞了天姥峰和華頂峰的壯觀景象。隨後，他們經奉化前往赤城山，此地乾旱日久，田地荒蕪，民不聊生，沿途常見當地人虔誠求雨。見此情景，眾人不禁黯然神傷。一行人未在此地久留，便經寧波乘船回到了餘姚。這次遊學歷時半個多月。

  四明山位於今浙江省鄞縣西南一百五十里、餘姚以南一百一十里處，為江南名山。此山約有二百八十座山峰，各座靈峰間有分水嶺。山中有一石窗玲瓏剔透，可反射日月星辰之光，因此得名四明山，又稱句余山。道教將此山稱為第九洞天。白水山位於四明山以西，距餘姚六十里，其山勢頗為陡峭，有四十二條瀑布貫穿其中，因此得名白水山。雪竇山為四明山支脈，位於今浙江省奉化縣以西六十里處，山中景致美不勝收。宋理宗曾於夢中來此山遊玩，因此又得名應夢山。

  王陽明在此次遊學後曾致信黃宗賢（《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提到「此次遊學，同行諸友雖各有收穫，但終無新的發現」。王陽明對黃宗賢沒能同往甚感惋惜。

  此次遊學，王陽明所到之處均有詩作，其中有《四明觀白水二首》兩首，《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又用曰仁韻》《書杖錫寺》各一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暢遊白水山是王陽明的夙願，他在《四明觀白水二首》中充分展現出白水山雄奇壯麗的景色。儘管王陽明一行人途經乾旱之地讓他們黯然神傷，但白水山的飛瀑奇觀仍使一行人大飽眼福。

  《四明觀白水二首》之一中有「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之句。

  《四明觀白水二首》之二中有「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之句。

  詩一及詩二的開頭兩句充分描繪出白水山飛瀑的壯麗之色。不過，王陽明在詩二的末尾兩句則流露出效仿古人歸隱山林之意。正所謂「人間正道是滄桑」，莫不如像宋代理學鼻祖周敦頤那樣歸隱於廬山蓮花峰，或像東晉政治家謝安一樣辭官不做，與歌伎遊樂於會稽山中，豈不逍遙自在？

  此外，《書杖錫寺》的末尾兩句「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捲」（不知何時才能歸耕於山林，多麼羨慕隨風而動的白雲，能如此愜意安適），也表現出王陽明對退隱生活的嚮往。

  王陽明天生喜愛親近山水，他所作詩篇均有感而發，情真意切。此外，他也希望藉助幽美的自然環境來洗滌大家的世俗之心，使講學取得更好的效果。朱熹講學主要局限在學院裡，王陽明則喜歡於山水中邊遊玩邊講學。因此，朱熹的教學方式較為呆板，而王陽明的則更為靈活。遊學，正是王陽明講學的特色之一。朱、王二人所處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他們在教學方式上必然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在於二人學風上的巨大差異。

  據黃宗羲所著《明儒學案》及《永樂寺碑記》（《南雷文定》後集一）記載，與王陽明同游四明山的除徐愛外，還有蔡希淵、朱守中、王世瑞及許半圭。據徐愛所記，五人曾一同夜宿永樂寺，並即景吟詩。此後，蔡希淵與朱守中因故先行返回餘姚，未能與徐愛同往雪竇山。此時恰逢雪竇山景色最為壯麗之時，不亞於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說的「春風沂水之樂」。

  王陽明於正德二年（1507），即趕往貴州龍場前夕，曾與弟子徐愛、蔡希淵和朱守中同游四明山。此三人入師門較早，其中又以徐愛為最先。如前所述，王陽明非常讚賞三位弟子在學術上的鑽研精神，他曾說「徐生之溫恭，蔡生之深潛，朱生之明敏，皆予所不逮」。

  在三位弟子中，蔡希淵的性格最為孤傲，他習慣自比君子，視他人為小人，因此為上級官員所嫌惡。黃宗羲曾用「孤介之人，不被當世所喜」來評價希淵。出於對弟子的保護，王陽明曾寫信給回鄉的希淵，勸導他行事要謹慎，分清輕重利害。然而，直至晚年，蔡希淵的孤傲性格依舊沒有改變。

  要改變一個人的性格是極其困難的，但只有做出改變才能領悟聖人之道。因此，張載提倡「變化氣質」。他認為，面對各種世事、利害、屈辱，要做到坦然處之、喜怒不形於色。儘管這樣做很難，卻必須盡力為之。

  正德七年（1512），王陽明在寫給弟子王純甫的信中提到，曾任大名縣知縣的汪景顏為官時，常以「變化氣質」為座右銘。同時，王陽明還引用汪景顏之語，闡述了變化氣質的必要性：「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