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六經」之刪定

  王陽明認為，孔子刪定「六經」的目的就在於「正人心」，只有去除私慾，才能正人之心，搬弄文辭，只會助長私慾。因此，王陽明不像朱熹那樣執著於著述。

  他曾對徐愛說道：

  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慾，於存天理、去人慾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慾、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講到這裡，王陽明不禁慨嘆道：「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接著，王陽明又道：「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王陽明認為，研究「六經」必須消除朱熹所設定的經書與史書的界限，導入「經即史，史即經」的思想。此觀點實基於王陽明所提出的「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整體論，這也是心學的重要特點。王陽明與徐愛的以下問答，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史書所記錄的事件可起到訓誡世人的作用，因此史書也是經書。此外，孔子刪除「六經」中諸多叛逆之事而僅存訓誡之語，其目的是防止惡行流於世間。那麼，孔子為何未刪除《詩經》中有淫邪之氣的「鄭風」及「衛風」呢？這不免讓人對王陽明之說懷有些許疑問。朱熹認為「此類惡詩能約束人們放蕩之心」（《論語集注·為政篇注》）。對此，王陽明則認為「鄭風」「衛風」之詩乃後人附會之作，現存《詩經》並非經孔子刪定之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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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道：

  《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

  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就王通仿聖賢之作而著書一事，談到了孔子刪定「六經」的真意，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無謂著述的風氣，闡述了著述應奉行的宗旨。可以說，王陽明所提倡的實踐哲學理論已成為歷代文人學者的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