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知」說

  王陽明注重實踐，並將其作為心學的根本。他在提出「良知」說的同時，也對《大學》中「格物致知」的「致知」做了以下論述：

  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大學》中「致知」的「知」就是良知，由此可見，王陽明在四十歲左右時就已提出「致良知」說，不過此時王陽明還未將「致良知」作為心學的宗旨。

  王陽明強調，實現致知就必須去除蒙蔽心體的障礙。如果廢棄此過程而僅憑主觀良知行事，就如同「以賊為子，以土為食」一樣愚不可及。那麼，王陽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與此時的「良知」說有何不同呢？在「致良知」中，王陽明將「致」的全部過程理解為良知的作用。也就是說，他將除私慾的過程同樣歸結於良知。這也是王陽明在晚年時將「致良知」作為其學說宗旨的原因之一。

  王陽明倡導心即理，同時也非常注重實踐的過程。他主張以整體演繹的方法來理解古典儒學，反對朱子學所採取的分析、歸納之法。同樣，王陽明對於《論語》中的「博文」與「約禮」、《尚書》中的「道心」與「人心」、《中庸》中的「道問學」與「尊德性」的理解也與朱熹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