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三大論題一、博文與約禮

  《論語·雍也篇》提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同時，《子罕篇》提到「惟夫子（孔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由此可知，孔子將「博文、約禮」當作為學之道。所謂「博文」，是指通過博覽群書來探究天道，而「約禮」是以傳統禮法來約束自身行為，從而不失天道。因此，博文為知，約禮為行。

  朱熹認為，君子要做到博文，就要多讀書以求得天道，之後再將天道應用於實踐。他的觀點就是廣知萬物之理，然後將其付諸實踐。同時，朱熹認為「禮」就是實踐的道理。因此，朱熹傾向於先博文而後約禮，這正是他所提倡的「先知後行」的思想。

  對此，王陽明的理解不同。由於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因此他將博文與約禮視為一個整體過程，而不像朱熹那樣使二者有先後之別。若將朱熹與王陽明的觀點加以比較會發現，前者重視博文，而後者重視約禮。

  正因為朱熹重視博文，所以他難以擺脫先知後行的思想局限；因為王陽明重視約禮，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博文即為約禮。雖然，朱熹與王陽明都將博文作為約禮的必要過程，但兩人的思想主旨完全不同，這也使得當時許多受朱子學影響頗深的學者無法理解王陽明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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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與徐愛問答時曾提到，雖然朱熹的「格物」論牽強附會，但他的「精一」說與「博約」說的觀點與自己的相同（《傳習錄》上卷）。不過，兩人所持思想主旨有較大差異，因此徐愛不免對王陽明的學說抱有疑問。對此，他們曾有以下問答：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

  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

  「『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博文就是從具體事情中學習存天理，因為天理就是心，存天理即為約禮。因此，王陽明將博文作為約禮的過程，同時約禮也蘊含著博文的過程。這與他的「知即行」的觀點一致。

  王陽明與朱熹都將博文作為約禮的過程，但王陽明將「文」作為「理」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具體事情。事即意，因此他認為，理與事同樣存於心內。心之本體即為良知，而心於先天已知其理。如果心受到私慾的影響，理就無法發揚光大。私慾去後理自明，因為理已植根於心中。所謂約禮，就是由具體事物實現存天理。

  然而，朱熹認為理即心外之理，博文即知曉外物之理，此理存在於聖賢的著作中。他認為博文就是通過閱讀聖人之言求理的過程，而約禮就是在實踐過程中不違背聖人之言。由此可知，朱熹將「博約」說與「先知後行」說視為一體，而王陽明則將「博約」說與「知行合一」說視為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