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誠意到格物

  由王陽明的「格物」論可知，《大學》所闡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誠意，「為學必誠」是毋庸置疑的。同時，王陽明的弟子志道（姓名不詳）則以荀子的「養心莫善於誠」之語為例，並以程顥對荀子之語的非議為據，質問王陽明。志道還基於朱子學的「先致知，後誠意」的立場，暗中對背離程朱之說的王陽明學說提出了批評。對於志道的疑問，王陽明這樣回答：「此亦未可便以為非。『誠』字有以功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功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傳習錄》上卷）

  根據王陽明的說法，「誠意」為《大學》思想之根本，這完全不同於朱熹在新本《大學》中所說的「先致知，後誠意」，其原因就在於古本《大學》主張「先誠意，後格物」，而王陽明正是吸取了這種思想。不過，若按《大學》首章的順序來看，朱熹的觀點似乎又是正確的。對此，王陽明與弟子蔡希淵曾進行過如下問答：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功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

  先生曰：「《大學》功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真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

  「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直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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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中庸》功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功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功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裡補個敬字，那裡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傳習錄》上卷）

  程朱理學將究理與誠敬並列，認為「敬」就是實現「誠」的過程。朱熹在《大學或問》中，將「敬」解釋為為領悟《小學》之理而下的功夫，同時又認為「敬」即養育本原的過程。他認為，如果不將「敬」貫穿於聖學中，既無法領悟《小學》所闡述的道理，又無法養育人之本原，更無法領悟《大學》之理，拋棄「敬」就無法使心智昌明。

  程、朱將「敬」或「誠敬」作為做學問的根本、格物致知的本原，這較為接近王陽明的「誠意」說。但是，朱熹提出的「究理與居敬並用」之說終歸還是偏重了究理。他之所以主張「先格物，後誠意」，是因為他將「格物」與「誠意」設定了先後順序。與朱熹不同，王陽明將誠意作為格物致知的本原，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朱熹為主觀派，王陽明為實踐派。對於蔡希淵的問題，王陽明論述的中心思想就是誠意為《大學》之本。

  正德九年（1514）王陽明在滁州講學。其間，學者王天宇曾向王陽明求教。王天宇（1465—1538），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陝西省三原人，王石渠（名恕，號介庵）之子。王石渠為孝宗時期的吏部尚書，政績卓著。王天宇於弘治六年（1493）進士及第，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他自蔡希淵處聽聞王陽明的「誠意」說，對其觀點懷有疑問，於是用書信的方式問學於王陽明。王陽明寫了回信，題為《答王天宇》（《王文成公全書》卷四）。我們可以從五方面來領會這封信的主要思想。

  一、天宇認為誠身時有必要格物，而王陽明則認為個體自身並不存在誠身格物之說，君子之學應以誠意為本，格物致知就是實現誠意的過程。

  二、朱熹提出居敬與究理的重要性，認為「若不存其心，便不可致其知」，其實，此觀點有前後矛盾之處。同時，朱熹也是根據「居敬存心」的觀點來對《大學》進行補充的。朱熹將《大學》中「經」的主旨限定為「究理以正其心」，天宇認為，這會致使初學者以「經」為本而忽視「傳」，其學術思想也會變得支離破碎而無法形成整體。對此，王陽明認為《大學》與朱熹的觀點之間並無大的矛盾，但朱熹偏離了《大學》的主旨。朱熹所提出的「若不存其心，便不可致其知」不僅違背了《大學》的主旨，也違背了《中庸》中的「尊德性而道問學」的觀點。此後，學者在讀《大學》的「補傳」時，會局限於表面文字而無法深刻領會「經」的主旨，這也正是朱熹重「經」輕「傳」之過。

  三、天宇認為，若不究理而誠身，便不能得到真正的誠。王陽明認為此說甚是，並且體認到誠身功夫所具有的過程。

  四、天宇提出，決心即為存心，決心如不究理就會顛倒善惡。王陽明認為此種說法有牽強附會之嫌。他認為決心即為誠意，如果人真能做到誠其意，就會自然而然地探究到天理。因此，「不究理」並不意味著沒有誠意。

  五、天宇贊同司馬光對「格物」的觀點，即「格物」就是防止外界事物（名利之心）的影響，只有格物才能存心，而只有存心才能致知。對此，王陽明認為，這種觀點將「防衛外物」與「致知」分別孤立，儘管此說並無大錯，但忽略了心的關鍵作用，同時也否定了《論語》中「克己求仁」的思想。王陽明的「格物」論與此不同，他認為《大學》中提到的「誠意」即為《中庸》的「誠身」，《大學》的「格物致知」即為《中庸》的「明善」。《中庸》提出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就是為達到「明善」的誠身過程。因此，要「明善」，只有誠其身；要「格物致知」，只有誠其意。《尚書》中「精一」篇的觀點即為《論語》提出的「博文」「約禮」，這也與《中庸》中的「尊德性而問道學」相吻合。

  由此可知，王陽明將《大學》中的誠意與格物致知，《中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與「篤行」，《論語》的「博文」與「約禮」，《中庸》的「尊德性」與「問道學」，皆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若干孤立的過程。同時，王陽明還認為以上各種思想的主旨就是誠意。

  當時王陽明還未將「致良知」說作為其學說的宗旨收錄於《王文成公全書》的《大學古本序》中。王陽明將「致知」貫穿《大學》始終，《大學古本序》所提到的「致知」為「致良知」之意，不同於朱熹基於良知主義而提出的「致知」。王陽明在四十七歲時寫就《大學古本序》，當時他依然將「誠意」作為《大學》的根本，四十九歲後他才以「致良知」作為其學說的宗旨。此時，他將「誠意」深化為「盡致知」，這正與《大學》中「致知」的宗旨相吻合。此後，王陽明依然十分重視「誠意」在其思想體系中的作用，他認為良知的本體就是真誠惻怛。

  自從提出「誠意主導格物致知」的觀點後，王陽明的學說就逐漸演變成實用科學。朱熹將推究萬物之理當作「格物致知」，並認為「格物」先而「誠意」後。王陽明認為這種觀點容易使人的思想意識被客觀事物所限，因此對其加以批判。雖然朱熹提出「敬」以重視心性涵養，並據此對《大學》中「傳」的內容加以補充，但王陽明認為此觀點毫無根據，只是朱熹為彌補自己思想弊端的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大學》的根本就是「誠意」，而「誠意」並非僅憑「敬」就可以實現。當王陽明正式將「致良知」作為自己學說宗旨的時候，也闡述了這樣的觀點。

  就「誠意」為《大學》之根本這一觀點，王陽明這樣說道：「功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功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傳習錄》上卷）

  如上，王陽明將「誠意」作為格物致知的根本，同時也作為《大學》之根本。那麼，《大學》中為何將「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過程與「誠意」並列呢？如按王陽明所說，「誠意」為《大學》之根本，那麼《大學》只需闡述「誠意」，而沒必要盡述「正心」「格物」「致知」以及「修身」等內容。

  王陽明在晚年時將「致良知」作為其學說的宗旨，當時他也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並對此進行了論道。（見《傳習錄》中王陽明與守衡的問答）

  至於守衡為何許人，至今尚無定論。據陳榮捷博士所著《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中的《年譜》所述，嘉靖十三年（1534），即王陽明去世四年後，其弟子四十餘人齊聚京師，其中提到朱衡之名。因此，陳博士推斷守衡即為朱衡的筆誤（《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所記載年次由《年譜》修正）。另外，《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認為黨以平即守衡。黨以平，字守衡，號穎東，河南省禹州人，正德九年（1514）進士。黨以平擔任過戶部廣西司主事、郎中、浙江參政左布政使，後告老還鄉。

  守衡問：「《大學》功夫只是誠意，誠意功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

  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功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功夫裡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鑒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傳習錄》上卷）

  由此可知，王陽明所說的「正心」存在於「誠意」之中。對此，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心學家東澤瀉將王陽明提出的「誠意」與「正心」合為一體來論述，他認為誠意與正心並非兩個獨立的過程，並提出「有志則無需有意，有里則無需有表，二者已渾然一體」。

  由此可知，王陽明認為《大學》的「本體」功夫即為「誠意」，且融入其他功夫中。這正是心學的特點，所謂於統一主體中求得「誠意」。因此，「誠意」之外並不存在「正心」「修身」，因為「正心」「修身」已存在於「誠意」的功夫中。可以說，「誠意」是根本之功夫，而「正心」「修身」則為枝葉之功夫。只有先立根本才可得其枝葉，否則功夫就會陷於支離破碎。對於「誠意」與「格物」的關係，王陽明也持同樣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