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

  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給汪石潭回了一封信，其中闡述了「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是程、朱以來宋明儒學的重要課題，但是一直到正德六年，王陽明才最終提出了自己的「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

  《明儒學案》中的《諸儒學案》詳細記載了汪石潭的相關信息。汪石潭，名俊，字抑之，號石潭，江西弋陽人，諡號「文壯」，弘治六年（1493）進士，被授官翰林院編修，曾參與編寫《孝宗實錄》。正德初年，汪石潭受宦官劉瑾的迫害，被貶為南京工部員外郎。劉瑾被處死後，汪石潭重回翰林院。嘉靖年間汪石潭屢獲拔擢，最終升任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後來在「大禮議之爭」時，汪石潭因觸怒世宗被迫請辭返鄉，不久去世。隆慶年間被追授為「太子少保」。汪石潭和王陽明都是在劉瑾被處死之後才返京的，二人可能也是在這時相識的。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寫道：汪石潭治學以程朱為宗，認為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這和王陽明「心即理」的主張是一致的，但是汪石潭批評王陽明沒有「窮事物之理」，只專注於守護自己的本心，故不能「存理」，所以汪石潭的觀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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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正堂對此批評黃宗羲說：石潭只是一家之說，根本未陷入自相矛盾，黃宗羲之論缺乏定見。

  一日，王陽明和汪石潭討論《中庸》中的「中和」。隨後，汪石潭就相關疑問給王陽明寫了一封信，王陽明在回信中指出他觀點中的錯誤之處。

  這封信後來被收錄在《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中，題為《答汪石潭內翰》，其內容大致如下：

  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

  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雲不亦宜乎？

  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既是已發；既有知覺，既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

  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辨析者，蓋往複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

  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功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

  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答說相輪耳。

  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

  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辨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

  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王陽明在回信中闡述了自己的「未發已發」論和「體用」論。汪石潭認為應該求「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王陽明則認為「未發之中」其實就是心之「本體」，並且體用一源，但有「顯微」之別，「體」微而難知，「用」顯而易見。王陽明晚年將「未發之中」發展為「良知」，認為「未發之中」是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就是「良知」，故「未發之中」也就是「良知」。

  陽明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將「未發已發」論視作「體用」論，並且強調「體用一源」，提倡通過「用」去求「體」。

  王陽明規勸眾人不要求「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即不要只在「靜」時去求「未發之中」。曾有弟子問他：「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

  王陽明回答說：「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

  此外，王陽明還闡述了求「氣寧靜」的弊害，並指出「求中」修行和「氣」的寧靜與否沒有關係，而與「去人慾，存天理」的功夫有很大關係。（《傳習錄》上卷）

  在上文的書信中，王陽明還指出，為了不使動時修行中斷，不僅要在靜處做到「中」，還需要在動處做到「和」，其實是進一步強調了「動時功夫」的重要性。

  對「中和」說論述得最詳盡的應該還是朱熹，他曾寫過四篇關於「中和」說的文章。但是朱熹的「中和」說在前期和後期存在巨大差異，所以後人普遍將他在《中庸章句》中論述的「中和」說當作定說。朱熹的「中和」說出現了「求未發於靜時」的傾向，而王陽明則將「未發」視作「體」，並認為可從「用」上，也即從「動時」求「未發」。

  朱熹「求未發於靜時」的傾向和宋代的主靜思潮有關，而王陽明「求未發於動時」的主張則和明代的主動思潮有關。

  通過上文中的書信，我們基本可以了解王陽明「體用」論的概要。王陽明去世之後，部分弟子誤解了他「以用求體」的本意，而簡單地理解為「用即體」，於是失去了寬容敦厚的氣度，日常言行也變得粗暴魯莽。良知歸寂派的聶豹見此情形，便努力用自己所創的「歸寂」說去糾正他人的行為。

  東正堂對此曾評價說：王門諸子中，尤其是聶豹，他用「歸寂」說去探尋陽明先生的本意，然後再對照朱熹的「中和四說」，終於明見陽明之學的精粗得失，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一《文錄一·書》）

  毫無疑問，聶豹的「歸寂」說給陷入猖狂之弊的王門支流送上了「頂門一針」。

  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在上文的書信中，王陽明認為朱熹的「動靜」功夫可能會發生間斷。無論是「體用」，還是「動靜」，王陽明都特別注重追求功夫的連續性，若從這一觀點來看，不得不說朱子學陷入了剖析之弊。

  此外，王陽明還闡述了修行中的「體認」，也即「自知」的重要性，並且排斥「臆測」。王陽明在信中還提到「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這句話很好地展現了王陽明提倡「體認自得」之學的本來面目。

  在上文書信的末尾，王陽明寫道：「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瀏覽王陽明寫給弟子們的信件，我們會發現他經常會使用這樣的「甜言蜜語」來結尾。弟子們看到老師這般說，自然會精神振奮，心情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