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湛甘泉

  正德六年（1511）十月，王陽明升任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文選清吏司是負責文官銓考的機構。是時，湛甘泉被任命為出使安南的使者。在京城時，王陽明一有閒暇必會去拜訪湛甘泉，二人同行同飲，切磋學問，一起為復興聖學而努力。雖然經過二人的努力，復興聖學已經出現曙光，但朱子學依然是社會的主流思想。湛甘泉離開京城前往安南，必然會給聖學的復興帶來不少障礙，王陽明對此深感憂慮。

  王陽明特意為湛甘泉寫了兩首題為《別湛甘泉二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的送別詩，寄託了自己的依依惜別之情。王陽明在第一首詩中寫道：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詩中的「艱難」二字，以及「孰知我心憂」一句，表達了王陽明在復興聖學的「艱難」之秋，面對盟友湛甘泉的離去，內心充滿憂慮，非常痛惜的心情。但是，在第二首詩的末尾，他寫道：

  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

  

  王陽明堅信聖人之道絕不會墜落，日後自己一定還能和湛甘泉相會，到那時就可以選擇一塊遠離塵世的清淨之地居住，一起切磋學問。在湛甘泉將要離開京城之際，王陽明在浙江的蕭山湘湖附近購買了一塊山清水秀之地，建了一座草庵，希望自己將來能夠和湛甘泉、黃綰一起在此養老。詩中提到的「幽期」說的便是這件事。

  除了送別詩之外，王陽明還特意為湛甘泉寫了一篇《別湛甘泉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其中論述古今學術的變遷，以及湛甘泉和自己的學術特色。讀罷此文，我們能感受到王陽明對復興聖學的一腔熱情。以下為《別湛甘泉序》的全文：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惟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一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

  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

  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獨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

  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

  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

  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由此文可知，王陽明只是言及周敦頤和程頤，絲毫沒有提及朱熹，但對於周、程之後的學說，他評價道：「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

  這段話雖然沒有直接點出朱熹之名，但其實是對朱子學的暗中批判。

  朱熹的辯友也曾批評朱子學陷入「支離」，並且強調做學問要注重「自得」。「自得」一詞始自孟子，後來程顥和陸九淵對此也極為尊崇。王陽明在《別湛甘泉序》一文里暗中誇讚了陸學，卻沒敢直接點出陸九淵的名字。後文我們還將詳細介紹王陽明當時對「朱陸同異」論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