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方叔賢

  在上文提到的王陽明的弟子中有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方叔賢。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陽明出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時，方叔賢是吏部郎中，是王陽明的上司。

  方叔賢，名獻夫，字叔賢，號西樵，諡號「文襄」，南海人氏，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正德年間被任命為禮部主事，後來又轉任吏部員外郎。方叔賢曾與王陽明交談，感觸頗深，於是向王陽明行弟子禮。據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王陽明的感化力是多麼強大，而方叔賢是多麼虛心向學。

  但是，方叔賢身體不太好，最終因病辭職返鄉，在西樵的山中苦讀十年後，於嘉靖元年（1522）復出，出任武英殿大學士。後在家中休養十年，去世後被追授為「太子太保」。

  方叔賢歸省之際，王陽明特意寫了四首詩送別，題為《別方叔賢》（《王文正公全書》卷二十）。王陽明在第一首詩中傾訴了自己的離別之情，非常適合送給歸省的友人。「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台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

  後三首詩是論學之詩，第二首詩這樣寫道：「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不？」大意是：就如同孤雲懸掛於天際一樣，虛中本來就藏有實，因此只通過讀書是不可能得道的。希望各位能夠靜下心來，去看一下伏羲創立的八卦，其中又豈有冗餘之處？因此要想求道，就不能僅靠讀書。王陽明其實是在告誡方叔賢，不要陷入朱子學的讀書窮理之弊。

  接下來，他在第三首詩中寫道：「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即性情。笑卻殷勤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大意是：究竟是讓心保持「寂寂」好，還是讓心保持「惺惺」好呢？這種討論根本就毫無意義。人的性情本來就是「不妄」的，宋代諸儒不辭辛苦地通過「知見」去尋覓「虛靈」，這本身就非常可笑。王陽明其實是在用此詩批評宋儒通過胡亂撥弄「知見」去探求人的內心的行為。

  最後，王陽明在第四首詩中寫道：「道本無為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大意是：道本無為，就存在於自己的內心之中。就如同何去何從全由自己決定，不需去詢問鄰居的意見一樣，要想求得自己的道，最終還得靠自己。沒有必要前往天台的飛仙靈場，也沒有必要去尋找桃花源的入口，這一切其實都蘊藏在我們的內心，只要向心內求，一切都可以得到。王陽明是想用這首詩告訴方叔賢「心即理」，不要向心外求理，一切都可以自悟自得。

  可以說，上文中提到的後三首詩展現了王陽明當時的學術造詣。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四首詩之外，王陽明還為方叔賢寫了一篇《別方叔賢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序中記載了王陽明和方叔賢會面時的細節以及方叔賢的學風等。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

  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皋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

  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王陽明在上文中提到了張載，是為了誇讚方叔賢做學問的態度和大儒張載一樣。昔時，張載到京城後，一邊做官一邊講學。張載以老師自居，召集門徒，每日坐於虎皮之上，向弟子們講授《周易》。後來，二程也來到京城，當時二人還只是書生。張載和二程會面談《周易》，張載深感自己的所學不及二程，於是翌日鼓起勇氣，撤掉虎皮，對眾弟子說：「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張載辭官回到陝西關中老家，終日端坐於一室內，左右遍置書籍，俯可讀書，仰可深思。一旦有悟，即使是在夜裡，也必秉燭記錄下來。就是經過這樣的苦學，張載最終著成了《正蒙》。

  方叔賢和張載一樣，歸鄉之後也是苦讀十年。東正堂曾經猜測叔賢所著《周易傳義約說》應該是這一時期寫成的。（《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三《文錄四·序記說》）

  方叔賢拜王陽明為師一事，如果借用韓愈《師說》中的一句話就是：「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但是，東正堂這樣評價韓愈的《師說》：韓愈本打算以老師自居，李翱、張籍等人雖為弟子，卻視韓愈為友人，無人敬仰韓愈，故韓愈所著《師說》實乃無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