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評「靜坐」說

  前文已述，在前往龍場途中，王陽明曾到各處講學。前往廬陵時，他又順道去了一下湖南的辰州府和常德府。到達兩地後，看到自己的弟子冀元亨、蔣信和劉觀時等人已有所作為，王陽明甚感欣慰。（《陽明先生年譜》）後來，王陽明為刺探寧王宸濠謀叛的實情，曾派冀元亨前往宸濠處講學，冀元亨也因此事歷經磨難，最終在困頓中病逝。

  在離開常德和辰州時，王陽明給諸位弟子寫了一封信，題為《與辰中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四），其中寫道：「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眾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鑑，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

  

  接下來，他又寫道：「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拿，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據此可以看出，王陽明當時已經提出了「靜坐」說。那麼，王陽明為何要提出「靜坐」說呢？前文已述，他認為只要「自悟性體」，自然就可以理解「知行合一」說的主旨，否則只會徒然引起諸多爭論。基於此，王陽明必然會主張通過「靜坐」去「自悟性體」。

  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王陽明當時曾指出：「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

  王陽明的高徒錢緒山指出，王陽明的「學」有三變，「教」亦有三變。「學三變」是指：一、少時，馳騁於辭章；二、後來又沉迷於道教和佛教；三、在龍場歷盡艱難之後，豁然有得於聖賢之志。「教三變」是指：一、在貴陽時，提出了「知行合一」說（1509）；二、自安徽滁州回來後，教授弟子「靜坐」說（1513）；三、自江西回來後，提出「致良知」說（1521），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王文成公全書》卷首《刻文錄序說》）

  當王陽明在辰州講授「靜坐」說時，有弟子誤認為「靜坐」就是禪僧所謂的「坐禪入定」。針對這一情況，王陽明在離開辰州後，特意給弟子們寫了一封信，向大家闡明「靜坐」的本意，告誡弟子們「靜坐」和禪僧的「坐禪入定」是不同的。

  王陽明的「靜坐」說並不是只專注於「靜處無事」時的修行，同時也沒有忽視「動處有事」的功夫。因此，王陽明在書信的末尾處引用程顥的話說：「所謂知得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儘管「靜坐」和「坐禪」之間的差異理解起來很困難，但也並非完全沒有辦法去理解。「靜坐」和「坐禪」在世界觀層面是完全不同的，哪怕它們在精神收斂層面存在共性，然而二者在本質上不同。王陽明將自己的「靜坐」說比作孟子的「求放心」功夫，還詳細闡述了「靜坐」說的特徵。雖然王陽明知道辰州諸生對「靜坐」存在誤解，而且由此產生了一些弊害，但在滁州時期之前，王陽明一直都在提倡「靜坐」的必要性。

  正德九年（1514），王陽明前往南京赴任。據錢德洪介紹，在那段時間，王陽明做的一次真正的講學還是在滁州時，當時他也是讓弟子們去學習「靜坐」。

  王陽明在《書孟源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中闡述了讓弟子們學習「靜坐」的理由：「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

  根據王陽明在晚年時對錢德洪的教誨，我們可以獲知上文中的「末俗卑污」其實就是指「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

  《與辰中諸生》這封書信發揮了一定作用，振奮了部分弟子的精神，王陽明也因此甚感欣慰。

  但是，仍有一些弟子對「靜坐」存在誤解，出現了「求靜厭動」的情況。於是，王陽明又提出了「動處功夫」說。陽明學一般被認為是實踐哲學，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省察克己」和「事上磨鍊」都是關於實踐的。

  王陽明自己也知道「靜處功夫」存在一些弊害，但他也沒有將其完全否定。王陽明指出：「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慾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傳習錄》上卷）

  只是王陽明的「靜坐」說往往會使人只專注於求「靜」，而對「動」產生厭倦之情，容易使人忽視「存天理，去人慾」，最終導致弊害產生。於是，王陽明又指出：「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傳習錄》上卷）

  此外，王陽明對打算去山中靜坐的弟子劉君亮說：「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傳習錄》下卷）

  王陽明晚年提出「致良知」，認為良知是一個內外、動靜和上下渾然一體的生命實體，因此沒有必要再去論證動與靜的關係。

  但王陽明去世後，以其部分弟子為代表的良知歸寂派將良知分為體與用、動與靜，提倡「立體達用」和「歸寂」，認為「致良知」的主旨是立足於靜處的本體，然後將其施用於自然的運動。良知歸寂派的學說違背了明代的「主動」思潮，又回歸到宋代的「主靜」思潮。因為良知歸寂派的學說不符合時代趣向，所以在明代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但是在日本則不同，幕府末期的朱子學者，尤其是崎門派的朱子學者，對良知歸寂派的學說都非常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