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和陸九淵的學問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王陽明不得不加入朱陸同異的辯論中。雖然表面上朱子學盛行一時，人們卻不能否認陸學潛藏的事實。自元朝中葉開始，朱陸同異的辯論就已經出現，王陽明自然也不能擺脫這一風潮。

  後來，朱熹的高徒陳淳極力排斥陸學，再加上朱子學比陸學更符合當時的時代精神，所以在陸九淵去世之後，朱子學便逐漸興盛起來。陸九淵有四大高徒——沈煥、舒璘、袁燮和楊簡，人稱「四明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陸九淵死後，他的四大高徒在浙江四明（今寧波）地區講學，所以陸學主要在四明地區留存下來。由於受陳淳排斥陸學的影響，陸學一蹶不振，逐漸陷入衰敗。至元代，朱子學被指定為科舉之學，迎來了大繁榮，而陸學基本上仍處於隱藏不露的狀態。

  朱熹和陸九淵死後，雖然朱子學派極力排斥陸學，但是陸九淵的心學不知不覺地影響著朱子學。這一過程類似於宋代儒學中的「形上學」和「心學」的形成與發展。在宋代，當時的儒學界也極力排斥禪學和道家之學，卻不知不覺地受它們的影響，最終形成了儒學的「形上學」和「心學」。朱熹的再傳弟子、著名大儒真德秀A可能也是因為受陸學的間接影響，所以才創作了《心經》，論述了從古至今的心法。自宋末一直到元代，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朱陸二學殊途同歸的看法。

  元代朱子學的大儒吳澄認為，陸學主張的是「尊德性」，朱子學主張的是「道問學」，二者同等重要，沒有輕重之分，所以吳澄也被認為是陸學派的儒學家。後來，思想界又興起了朱陸同異的辯論。元末的趙東山、明初的程敏政認為，雖然朱子學和陸學存在差異，但它們所追求的結果是一致的。朱子學沒有忘記「尊德性」，陸學也沒有忘記「道問學」。儘管朱熹在年輕時和陸九淵的立場相異，但是晚年他和陸九淵的立場趨於一致。

  到明代後，朝廷更加重視朱子學，不僅將其指定為科舉之學，還打壓提倡陸學的人士，從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朱子學興盛、陸學悄無聲息的態勢。但是實際上，不少明朝大儒已經把「心上」功夫當作自己做學問的要旨，出現了重視心學的傾向。朱子學和陸學在暗地裡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最終出現了一位專門提倡心學的朱子學者——陳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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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大儒黃宗羲把陳獻章的心學視作陽明學的先導，但陳獻章的心學是「主靜心學」，而王陽明的心學則是承繼陸九淵，是「主動心學」，二者

  A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後改為希元，號西山，世稱「西山先生」。的方向明顯不同。陳獻章的心學沿襲的是朱子學，因此可以說是「宋學」，而王陽明的心學沿襲的是陸九淵的心學，因此可以說是「明學」。這也恰好體現了宋代精神和明代精神的差別：一個主靜，一個主動。

  如果能夠領悟到「致知」和「力行」的本體是統一的，那麼理解「知行合一」說就會變得很簡單。如果不是通過這種「體認」，而是單純地依靠理論去解釋「知行合一」，理解起來就會很困難。王陽明曾經從各種角度論證過「知行合一」說。綜合起來看，經他闡述，「知行合一」說的實質已經變得非常明晰了。

  在王陽明看來，如果能夠體認到「知行」的本體，那麼「知行合一」說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陽明晚年時認識到「知行」的本體就是「良知」。這樣一來，「知行合一」說就變得更加具體了。但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並不是僅僅作為一種知識讓人們去理解的，而是需要人們深切「體認」的。「知行合一」說是王陽明學說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還將予以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