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而知之

  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說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自古以來，雖然眾人皆知「知」與「行」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但一直都是將二者分開，各自論述。尤其是到了朱熹的時代，對「知」與「行」的論述已經非常精微。朱熹曾提出「先知後行」說，認為必須首先認清萬物之理，然後才能去實踐，否則實踐就會變得毫無根據。朱熹的這一認識在當時被認為是常識，是絕對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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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朱子學一統天下的時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說，眾人不能理解其本意，甚至驚愕，也是很自然的。被稱作「王門顏回」的王陽明的高徒、妹婿徐愛，一開始聽到「知行合一」說時，也流露出驚訝的表情。

  總的來說，長於理性的人會很難理解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本意，這和長於智慧的子貢無法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是一樣的道理。無怪乎孔子會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告誡子貢「道」並不是用道理就能說清楚的。後來，長於德行的曾子繼承了孔子的「一貫之道」。曾子比子貢「魯」，即我們所說的愚鈍。當孔子說出「吾道一以貫之」的時候，曾子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唯」。所以說，子貢的理智和智慧並不是真正的理智和智慧，否則他應該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與此相反，雖然曾子被視作愚鈍之人，但他其實並不愚鈍，不然怎麼能悟得孔子之道的真諦呢？又怎麼能參透「一貫之道」呢？

  總之，長於理智和智慧的人一般都會陷入偏見。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朱子學都是「主知主義」的學說。因此，在一個朱子學至上的時代，人們必然難以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徐愛最初也難以理解老師的「知行合一」說，所以曾與自己的同門師弟黃綰和顧應祥展開辯論，試圖去理解「知行合一」說的主旨，但是一直未能如願，最終不得不直接向王陽明請教。（《傳習錄》上卷）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悌者，卻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慾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地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

  「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稱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悌的話，便可稱為知孝悌。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

  「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王陽明從「知覺與好惡之意是一體」以及「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立場出發，對「知行合一」說進行了闡釋。

  毫無疑問，「好惡之意」其實就是「行」。明末大儒劉宗周也非常重視「好惡之意」，並且將「誠意」視作自己做學問的宗旨，認為「意」非「已發」，而是「未發」，並將「意」視作「心」之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