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五經臆說》

  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三十七歲。是年，他為《五經臆說》作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二），我們據此可以獲悉他創作《五經臆說》的動機。

  王陽明在序中有如下描述：

  「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竅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

  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軋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曲糵，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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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

  據此可以看出，王陽明的「龍場頓悟」悟出的其實就是「心學」。

  嘉靖四年（1525），王陽明五十四歲時寫了一篇《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中指出：「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王陽明認為，人的心中已經具備「六經」之道，如果不通過體認自己的本心，而是通過向心外之物探求「六經」之道，就會陷入支離破碎，這和笨狗誤認土塊是食物而拼命追逐沒什麼兩樣。通過王陽明《五經臆說》的序文，我們會發現王陽明晚年創立的心學思想其實在此時已經萌芽。

  王陽明在序中告誡他人，如果不向自己心中求「五經」之道，那就只能根據他人的注釋，求得一些支流末節。自己創作《五經臆說》也同樣如此，如果其內容不是從自己內心求得的，那就只能是人云亦云的東西。

  據王陽明在序中介紹，《五經臆說》共包括四十六卷，其中禮經六卷，其他四經各十卷，可見這是一部非常龐大的書籍。但非常遺憾的是，《王文成公全書》中收錄的僅有十三條。《王文成公全書》的編纂者錢德洪在《五經臆說十三條》的序文中說：

  師居龍場，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略遍，命曰《臆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功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

  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

  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王陽明晚年燒毀了自己的《五經臆說》，和宋朝一代高僧大慧宗杲將恩師圓悟克勤的《碧岩錄》付之一炬有相通之處。《碧岩錄》自創始以來，一直都被視作宗門第一名著。大慧宗杲作為圓悟克勤門下最得意的弟子，為何要將恩師的這部大作燒掉呢？

  杭州徑山寺住持希陵禪師在《重刊圓悟禪師碧岩錄集疏》的後序中做了如下解釋：「後大慧禪師因學人入室下語頗異，疑之。才勘而邪鋒自挫，再鞠而納款自降，曰我《碧岩錄》中記來，實非有悟。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此外，據說程顥也曾將自己所著的《中庸》付之一炬。

  後來，王陽明的愛徒徐愛將恩師的語錄結集成《傳習錄》，以使門人弟子能夠依照此書，更好地了解王陽明的學說。但王陽明說，如果拘泥於此書，就會產生諸多弊害。大凡堅持體驗主義的思想家，往往會強調著述的害處。作為一位堅持體驗主義的思想家，王陽明必然會對朱熹的龐大著述提出批評。

  西方著名思想家奧根·赫立格爾（Eugen Herrigel，1884—1955）曾經親身體驗過日本的神秘主義哲學，晚年他也將自己的草稿付之一炬。奧根·赫立格爾是一位德國哲學家，他兼修西方的理性主義哲學和基督教的神秘主義哲學。大正年間，奧根·赫立格爾來到日本，隨後在東京大學任教，熱心修行日本的弓道和禪學，著有《弓與禪》一書。由於他曾修習禪學，所以在自己彌留之際，仍擔憂自己的著述會產生弊害，於是將草稿全部付之一炬。通過這一舉動，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真正的禪學悟道者。

  日本學者東正堂認為，在《五經臆說》的十三條殘稿中，《春秋說》最好地表達了王陽明的學術思想（《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六《續編一·雜著》）。《五經臆說》的第一條說的就是《春秋》。《春秋·隱公》的開篇是：「元年，春，王正月。」王陽明指出，此處元年的「元」是「始」之意，儘管這一釋意千古未變，但是此處的「元年」指的是「人君正心之始」。王陽明在此非常明確地強調了自己的「心法」。

  自古以來，「元年，春，王正月」都被視作微言大義，對其解釋也是眾說紛紜。王陽明摒棄了《左傳》中的解釋，而直接去洞悉《春秋》之本意。他不認同世間學者艱深隱奧的解釋，認為這些都是「任情用智，拂亂常理之為」，他強調做學問要遵循人之常情，要依循孔子的「簡易正順」之道。

  王陽明在貶謫龍場期間，曾寫過一篇《論元年春王正月》（《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其中也詳細地論述了這一思想。東正堂認為，王陽明是在歐陽修「春秋學」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新奇之論，而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對程頤「傳為案，經為斷」 的《春秋》讀法是持反對意見的（《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五《外集四》）。至於王陽明的這些論述是否恰當，在此就不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