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交「明前七子」

  在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間（1488—1521），文學界活躍著七大才子，人稱「前七子」，分別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嘉靖年間（1522—1566），又出現了七大才子，人稱「後七子」（又稱「嘉靖七子」），分別是李攀龍、宗臣、梁有譽、謝榛、王世貞、徐中行和吳國倫。這些人後來又被並稱為「前後七子」，他們提倡復古，文必言秦漢，詩必稱盛唐，才思泉涌，睥睨天下。

  宋代的詩歌注重思想性和哲學性，因此又被稱為「理學詩」。宋代的知識分子喜好禪學，受其影響，宋代誕生了提倡性理學的「新儒學」。宋代人已經不再滿足於唐代人所追求的「外觀性文化」，而是喜歡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本，喜歡探求事物成立的原因。宋代文化是理性的、內觀性的，這種思想也直接影響文學界，所以宋代詩歌傾向於表現事物之「理」。

  一般來說，對唐詩持較高評價的人，往往會貶損宋詩。宋代的「理詩」充滿思想性，歷代詩人中寫「和陶詩」最多的就是宋代詩人。如果從詩歌的思想性這個角度來看，就不應該貶損宋詩。

  王陽明晚年時，其哲學思想逐漸成熟，其詩歌的思想性也變得越來越強。

  按照世俗的說法，宋代以後，詩歌衰落，但進入明代後，由於李夢陽和何景明等人的復古運動，使明詩出現了一段小高潮。就在這一時期，王陽明結識了這群才子，和他們切磋詩歌技藝，唱和賦詩。

  佐藤一郎曾援引鈴木虎雄在《李夢陽年譜略（附：關於李夢陽與王陽明的交遊及〈空同集〉）》（《藝文》第20卷第1號）中指出：

  《空同集》中有《甲申中秋寄陽明子》五言律詩一首……王陽明壯年時「沉溺」於辭章，「沉溺」是「用情頗深」之意。弘治十一年，李夢陽任兵部主事時，開始提倡古文辭令。王陽明從弘治十年開始一直到正德二年被貶謫到貴州龍場為止，這段時間一直身處京師。王陽明正是在這一時期和李夢陽等人相識。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弘治十一年，王陽明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辭章藝能難以達到至善至精的水平。弘治十八年，他痛感學者沉溺於辭章記誦而不知身心之學，於是決定把復興儒學當作自己的重任。在這一時期，他認識了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在涉及王陽明的著作中，有很多關於他學習古詩的記載，卻沒有他和李夢陽交往的任何記錄，可能是後人在編寫這些集子的時候，把很多跟理學沒多大關係的內容都刪除了的緣故。（佐藤一郎《明清時代對王陽明詩文的評價》，《國學院雜誌》第86卷第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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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先生年譜》中關於王陽明審查完江北囚徒、乞求回家養病的記載存在一些錯誤。《陽明先生年譜》中的記載是他在弘治十五年五月，審查完江北囚徒後回京復命，然後到八月，感覺身體不適，這才上書乞求回家養病。而真實的情況應該是：王陽明根本沒有回京。到揚州後，王陽明就因病情突然加重，在揚州請假，後來得到朝廷應允，便從揚州直接回家鄉餘姚了。

  據《陽明先生年譜》記載，王陽明在和京師舊友談論古體詩文時，曾說過：「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

  《陽明先生年譜》中的這處記載可能也存在錯誤。王陽明真正悟得辭章記誦之弊端，應該是在他歸鄉之後，而不應該是在京城之時。據王陽明的高徒王龍溪記載，王陽明在歸鄉之後曾教導他說：「使學如韓、柳，不過為文人。辭如李、杜，不過為詩人。果有志於心性之學，以顏、閔為期，非第一等德業乎？」

  此外，《傳習錄》上卷還記載了王陽明排斥空洞詩文的論述：

  退之（韓愈），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

  王陽明二十多歲時曾與明前七子交往，學習古體詩文。在這一過程中，他逐漸悟出辭章之學的不足。至於王陽明和明前七子具體是如何交往的，已無從得知。

  但是正德六年（1511），王陽明四十歲時曾寫過一篇《徐昌國墓誌》（《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五），其中記述了他和徐禎卿的交往。此外，余重耀編寫的《陽明先生傳纂》附《陽明弟子傳纂》卷三中的《南中王門弟子傳》也收錄了徐禎卿的傳記：「徐禎卿，字昌谷，又字昌國，吳縣人，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少時和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齊名，並稱『吳中四才子』。登進士後，與李夢陽、何景明等人交往頗深，二十三歲（實為三十三歲）卒於京師。著有《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

  清代毛奇齡將徐禎卿認作是王陽明的弟子，其實這是不對的。王陽明在《徐昌國墓誌》中寫道：「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

  據此可知，徐禎卿受過道士的點化，嚮往道教的玄虛之境，他還研習過養生之術，期望長壽。

  正德五年，王陽明三十九歲。是年冬天，王陽明返回京城。據《徐昌國墓誌》記載，王陽明與李夢陽、何景明等明前七子都是好友，並且都曾沉溺於佛學、老莊思想。徐禎卿獲悉王陽明抵京的消息後非常高興，立刻前來拜訪，並與王陽明一起探討攝形化氣的養生之術。當時，廣東增城的湛甘泉也正好在座，徐禎卿和湛甘泉意見不合，最後沮喪而去。

  第二天，徐禎卿前來繼續和王陽明探討養生之道，王陽明笑而不語，於是他乾脆在王陽明家中住了一宿，並問王陽明：「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沖舉可得也，子且謂何？」

  王陽明還是笑而不答，徐禎卿接著又問：「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

  王陽明仍然笑而不應。徐禎卿沉默了好一會兒，問王陽明：「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壗之表，子其語我乎？」

  這次王陽明終於開口了：「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

  徐禎卿點頭表示同意，過了一會兒，他又問王陽明：「沖舉有諸？」

  陽明回答說：「盡鳶之性者，可以沖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

  徐禎卿回應道：「然則有之。」

  王陽明接著說：「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徐禎卿聽罷，低頭沉思，突然猛地站起來，對王陽明說：「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

  數日之後，徐禎卿前來道謝：「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

  王陽明問他：「悸乎？」

  他回答說：「生，寄也；死，歸也。何悸？」

  這說明，徐禎卿當時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此後，二人就再也沒見面。數月之後，突然有人來報徐禎卿去世，王陽明便和湛甘泉前往憑弔，並與徐禎卿的後人聊起家常。徐禎卿的長子伯虬對二人說：「父昌國垂歿，整衽端坐，托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余遂不可辨，而神氣不亂。」

  通過上文可知，王陽明早年在京師時，曾和徐禎卿探討過道教養生之術，後來他被貶謫到貴州龍場。正德五年（1510），王陽明返回京城。此時的王陽明，已開始帶頭批判辭章記誦之學和佛學、老莊思想，並與湛甘泉一起提倡聖學。《陽明先生年譜》中記載了這樣一句話：「學者溺於辭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

  當時的徐禎卿已經從辭章之學轉向道教養生之術。既然他來拜訪王陽明，王陽明當然會勸他放棄道教養生之術而轉向儒學。徐禎卿在和王陽明接觸之後，終於從佛學、老莊思想的空、虛無世界中解脫出來，轉而篤信聖學。王陽明愛惜徐禎卿之才，一直想把他引上聖學之路，但他沒有使用華麗的辭藻來勸說徐禎卿，而是靠自己的感召力把徐禎卿引向了聖學。但沒過多久，徐禎卿就病逝了。徐禎卿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三歲。王陽明覺得非常可惜，於是為他寫了墓志銘。

  前文已述，弘治十五年（1502），王陽明就已悟得辭章之學的不足。龍場悟道之後，王陽明開始在京城提倡儒學。宋儒的「文以載道」思想最終幫助王陽明悟出了辭章之學的不足，但他在此期間修習的古文功底為他的詩文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王陽明後來之所以能夠寫出那麼多「達意」的文章，和這一時期的積累是分不開的。

  在《王文成公全書》中，王陽明使用古文寫的文章一共有兩篇：一篇是弘治九年二十五歲時寫的《太白樓賦》，另一篇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時寫的《九華山賦》。

  王陽明三十一歲返鄉，悟出辭章之學之不足。收錄於《王文成公全書》中的詩歌都是王陽明三十一歲之後作的，之前的詩歌一首也沒有。王陽明早年可能和李夢陽、何景明等人一起合寫過詩，但是沒有一首留存下來。這可能是因為錢緒山等弟子在編寫《王文成公全書》時，將恩師王陽明沉溺於辭章時的詩歌刻意刪除了。

  浜隆一郎評價王陽明的詩文說：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學問和事功，三者兼備才能成為偉人。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夠做到三者兼備的只有三人：三國的諸葛亮、明朝的王陽明、清朝的曾國藩。三人品格高尚，學問精深，並且都有征戰沙場之功。如果單從做學問來看，由於諸葛亮修習申、韓刑名之學，不能算作正學，故王陽明的學問是三人之首。王陽明是繼孔孟之後，與朱熹齊名的曠世大儒。

  若比較三人的詩文，諸葛亮和曾國藩都不及王陽明。諸葛亮存世的文章中，膾炙人口的僅有《出師表》和《梁甫吟》（是否為其所作，後世有異議），曾國藩留世的則僅有一部《曾文正公全集》。

  王陽明的文章以蘇洵為范，但在博大昌達方面又遠超蘇洵，文章實乃明朝之首。日本學者河內屋藤四郎編集的《王陽明文粹》成為後世文章的典範。王陽明的詩歌秀逸高雅，普通詩人難以企及。僅從他十一歲時作的兩首絕句，便可知他天資聰穎，恃有詩才。後來王陽明沉溺於辭章，也是必然的。

  王陽明既反對文章復古，也排斥外表華麗、敗絮其中的八股文。他主張文章要寫實，要注重內涵。隨著他思想的成熟，他所寫的文章的內涵也越來越精妙。其實這一狀態是很難企及的，王陽明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嘉靖五年（1526），王陽明五十五歲。是年，他給高徒鄒東廓寫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書》卷六），其中寫道：

  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今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里，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

  在王陽明心中，「鞭辟近里」「刪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陽明恪守儒家傳統，推崇文以載道，此處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王陽明的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直寫胸中實見」，重在表現這種「心中的天理」。在這一點上，他和陳獻章有些相似。總而言之，王陽明的文章已經超越了復古派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風。

  明朝末年，王陽明的思想風靡一時，其文章也受到高度評價。歸有光雖然是朱子學者，但他對於王陽明的文章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將王陽明、方孝孺、宋景濂和王禕並列為四大文豪，而且將王陽明列為首位。茅坤評價王陽明說：

  八大家以下，予於本朝獨愛王文成公。論學諸書及記學、記尊經閣等文，程、朱所欲為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等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頭及桶岡軍功等疏，條次兵情如指諸掌。況其設伏出奇、先後本末，多合兵法。嗟乎！公固百代殊絕人物，區區文章之工與否，所不暇論。予特附揭於此，以見我本朝一代之文豪，而後世之品文者，當自有定議雲。

  但是，清代以後，陽明學受到激烈批判，對陽明文章的評價也變得非常低（佐藤一郎《明清時代對王陽明詩文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