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朱子學

  在這一章節，我將簡要介紹一下元明時期朱子學的動向，以使大家更好地了解王陽明拜謁婁諒這一事件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宋朝末年，朱子學逐漸興盛，並且一度風靡於世。至元明時期，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朱子學的內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首先，朱子學開始重視實踐功夫，即開始重視「心學」方面的一些內容。

  其次，朱子學的「二元論」變為「一元論」。朱熹為了闡述「理」和「性」的關係，同時也為了樹立自己學說的威信，將「理」與「氣」、「性」與「心」看作兩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同時將二者加以嚴格區別，確立了自己的「二元論」主張。但是到了元明時期，「二元論」逐步演變為「一元論」。

  再次，「朱陸調和」論。在元明時期，無論是朱子學還是陸學，都被認為是聖人之學，二者逐漸趨向統一。

  

  最後，朱子學也變得重視「體認」，對人文、社會和自然等世界萬物的理性「窮理」變得越來越弱，逐漸趨向於陸學。

  元朝時，朱子學被定為科場程式，受到所有儒生的重視，陸學只能勉強維持。元朝有三位大儒，分別是北方的許衡、劉因和南方的吳澄。

  許衡發現當時的朱子學者陷入訓詁記誦之流弊，不再重視知識與思索，轉而注重「涵養踐履」。在《大學》中，正心被認為是誠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在《中庸》中，「尊德性」和「道問學」被認為是治學之本。朱子學主張「尊德性」，陸學主張「道問學」。許衡是朱子學者，他以「正心」為治學的基礎，雖然對陸學提出批判，但他的很多思想也傾向於陸學。

  吳澄也注意到朱子學者陷入訓詁記誦的流弊，並對此提出激烈批評。他認為朱子學和陸學無論在重「尊德性」還是重「道問學」方面都存在偏頗之處，所以對二者都非常排斥。但比較起來，他還是比較傾向於「尊德性」。吳澄信奉朱子學，同時對陸學也大加讚揚，最終促成了朱子學和陸學的統一，開啟「朱陸調和」論之端。其實，「朱陸調和」論最早起源於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和他的辯友湯存齋（湯千），後經吳澄的弟子虞集傳至趙汸，趙汸又將其傳給明代的程敏政，至此這一學說才得以完善。後來，王陽明也接受了這一學說，並且提出了自己的論斷。

  劉因重視處理人間大義的義理，並將這一義理視作溝通天地之道的天理，認為其中蘊藏了天地之生機。這一天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是人生的根源。劉因理解的治學之根本是將天理藏於心，然後靜靜地去體認融釋，最終力圖悟得「天之心」。在境界上，劉因與追求超脫悠遠的曾子以及北宋大儒邵雍有些相似。此外，劉因還追求對喜怒哀樂的持中狀態。在這一點上，他和朱熹的老師、追求「理」與「心」相融釋的李侗有相通之處。

  此外，劉因還吸收了老莊思想的批判精神，對一般的朱子學者提出批評。他指責這些人雖然整天宣揚孔孟理義、程朱明理，但其骨子裡還是摻雜著道家的權術思想，只為一己之私利，而不知義理天命為何物。

  明代理學的開山鼻祖是薛瑄和吳與弼，二人都是朱子學者，但二人對朱熹的「博學致知」研究得並不多，他們更注重的是「涵養踐履」，二人開啟了明代朱子學的新篇章。

  薛瑄嚴格遵守宋儒的矩矱，他關於「太極」「理氣」「心性」的諸說都是沿襲宋儒的。雖然他不太贊同朱熹關於理先氣後的論斷，但他對於「理氣二元論」精神的理解，在明代無人能及。

  薛瑄做學問重視躬行，認為「居敬」和「致知」都是「復性」的途徑，只有「居敬」才能窮理。這樣一來，「復性」與「窮理」就都統一到「居敬」上面來了。薛瑄所言的「居敬」是一種嚴肅虔誠的「存心」功夫，同時又包含渾厚包容、從容宏大的一面，它是一種從容自在的境界，和雲開霧散、陽光乍現時的感覺有些類似。

  在明代，真正維護朱子學正統的是胡居仁。胡居仁是吳與弼的高徒，他信奉純正的朱子學，排斥異端學說。胡居仁主張「窮理」與「存心」並用，以「居敬存養」為自己治學之根本。他痛感從朱熹的再傳弟子開始，朱子學已墮入訓詁注釋、辭章功利的歧途，才高之士嚮往佛教和老莊思想等異端思想，精神陷入虛無空蕩、滅倫棄物之流弊，所以他主張刊落一切浮華，回歸真實的本心。

  胡居仁對異端的辨析極其精細，他一一道破佛教和老莊思想的本質，分別對它們加以批判。胡居仁的論析精切詳密，程朱以來的諸儒無人能及。依據胡居仁的解釋，老子滅絕道德，佛教滅絕心性，所以「氣」才會被誤認為「理」，犯下「心即理」的錯誤。因此，胡居仁嚴格遵循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對其他異端學說加以批判。

  胡居仁不僅批判陸九淵的心學，對北宋的邵雍和張載也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邵雍之學放曠不實用，張載的「太虛」說和「太和」說把氣當作道之本體，沒有把握住道之要義。

  此外，他對程門弟子謝良佐也提出批評，認為他提倡的「心之開放」摻入了太多莊子和佛教的異端思想。總之，胡居仁對於先儒諸賢的學說，只要他認為是異端或者與陸學相似的，都會毫無忌憚地予以排斥。即使是對師出同門的陳獻章和婁諒，他也會一一列出其異端學說，並加以批判，批評他們陷入禪學思想。

  胡居仁以程朱學為宗，認為程學和朱子學存在一些小的差異。他認為程學更注重涵養之功，所以踐履純正，而朱學重視窮理之功，所以文理纖悉。在道德方面，二者也不相同，程學主張針砭時弊，而朱學則不注重這些。

  胡居仁以「居敬存養」為治學之根本，「居敬」沿襲的是程頤的「整齊嚴肅」。他貫徹「動靜未已發」思想，非議「主靜」；重視「存心涵養」，排斥「求索」。他還從「入頭」「接續」「無間斷」和「效驗」四方面來闡述「敬」，認為「敬」既有積極的存心之功，也有消極的閑邪之功；既有容貌威儀等外在的東西，也有程頤所說的「主一無適」等內在的東西。此外，他還論述了敬與理、敬與誠、修氣與主敬的關係，論述詳細周密，不留絲毫漏洞。

  胡居仁雖然激烈抨擊異端學說和陸學，但是從他把「居敬」當作治學根本這一點可以看出，他不知不覺中也受到了各種學說包括陸學的影響。

  到明朝中葉，又出現了一位大儒——羅整庵（羅欽順）。他曾和王陽明論過道（在後文中，我將會對他的學問以及論道的詳細內容予以介紹）。

  若將王陽明視作明學的代表人物，那麼明學的始祖就是吳與弼，而不是薛瑄。吳與弼雖然信奉朱子學，但他受陸九淵心學的影響也非常深，所以說他是明學的始祖。

  從宋、元和明的文化層面來看，宋代的文化是官僚知識階層的文化；到元朝時，蒙古人開始統治中國，自視清高的宋代文化一敗塗地，昔日的官僚知識階層文化逐漸平民化；明代文化是對元代平民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文化風潮的變化必然會對人們的思想造成影響，因此在元代，簡單易操作的心學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士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