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心學傳承

  比較宋明之學的差異，會發現前者是唯「理」論，後者是唯「心」論；前者是「性宗之學」，後者是「心宗之學」。若單從心學來看，明初心學是始於吳與弼的高徒陳獻章。《明史·儒林傳》在序中將明初諸儒都視作朱熹弟子的支流余脈，直到陳獻章和王陽明，學術才開始出現分流。但是，朱子學在明初已經呈現出重視內心的傾向。

  明初的宋濂和王禕，以及稍後一點的薛瑄和胡居仁，都是著名的朱子學者，但從其學說中可以看出，他們的思想已經出現轉向心學的傾向。雖然他們都聲稱自己恪守朱子學，但已經不再執著於朱子學的核心思想——「理氣二元論」，也不再追求朱子學主張的纖細分析和博聞廣識，他們開始重視心的存養，出現「一元論」的傾向。從明初開始，朱子學逐漸趨向於陸學，但真正確立心學思想的是陳獻章。

  陳獻章的老師吳與弼對朱熹極度崇拜，甚至做夢都會夢見朱熹，並在夢中祈求朱熹教授自己學問。吳與弼是江西人士，當時陸學余脈在江西比較興盛，他的一些好友就信奉陸學。受明初文化風潮以及江西陸學的影響，吳與弼之學與薛瑄、胡居仁之學比起來，受陸學影響的痕跡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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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吳與弼的陸學風格很濃，但他又不同於陸九淵那種生動活潑、充滿生命力的風格，而是更接近陸九淵的弟子楊簡的風格。楊簡的心學以靜虛為宗，在這一點上，吳與弼與他有些相似，但二者也有不同，例如吳與弼追求艱苦地反省克己、對神明要有敬畏之心、皈依神明以求心安等，而楊簡則不主張這些。

  吳與弼之學傳至陳獻章時，心學的立場更加明確。陳獻章主張：「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他認為道至大，天地之不及。道乃虛無，超越言詮。道乃難以名狀之物。若想求道，必須默識神通，貴在自得。

  陳獻章的「自得之說」認為道就蘊藏於人的內心之中，只有去領悟，才能得道。他認為，虛無之妙道，思慮所不及。非窮盡萬物之理，通過外求和積累所能達到。

  陳獻章主張「靜坐退藏」，排斥「安排思索」，主張通過「洗心」來發現「天機」。他在一首詩中描述了去除「天機障」後，達到「物我一體」的狀態：「窗外竹青青，窗間人獨坐。究竟竹與人，原來無兩個。」

  陳獻章理解的「天機」，其實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機」，是無與有，動與靜的樞紐，依託於「心」而存在。陳獻章還將能夠揭露天機的東西稱為「端倪」。他主張先通過靜坐使內心「虛明靜一」，然後才能去求「端倪」。單從「靜虛為宗」這一點來看，陳獻章的學說和宋代周敦頤，以及程門弟子楊時、羅從彥和李侗等「主靜派」的學說有些相似。但若從「端倪」說來看，陳獻章的學說中又有陸學唯心主義的影子。陳獻章曾說：「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言下之意就是通過靜坐養出個「端倪」來，這對做學問非常重要。如果悟出了「端倪」，那麼天地將會由我而立，萬物將會由我而生，宇宙也會在我內心，一切皆可及。陳獻章認為這就是道之「霸柄」，主張「反求諸身，霸柄在手」。

  陳獻章擔心儒生做學問時失去「自然性」，所以才提出「端倪」說。在這一點上，他和周敦頤等「主靜派」的觀點不一致。通過靜坐來養出端倪，從而提高自己涵養的修行方法是陳獻章學說的一大特色。端倪是「本心」的線索，這和王陽明的「良知」說有些相近。陳獻章主張通過靜坐來提高自己的涵養，而王陽明則是將萬事都寄託於生命力的迸發。二者雖然同屬心學，但是各有其趣。

  陳獻章的心學既有恩師朱子學大家吳與弼的影子，又有曾子和邵雍的超脫之風，還有程顥渾厚的氣概。黃宗羲認為陳獻章的學說吸收了楊簡的「主靜」思想。楊簡是陸九淵的弟子，陸九淵直接承襲孟子心學，思想「主動」，而楊簡則與老師不同，他主張「清虛澄明」，傾心「主靜」之學。

  黃宗羲還提出疑問：「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緊功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萬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近，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明儒學案》卷五《白沙學案》）

  王陽明當時肯定了解陳獻章的學說。陳獻章的心學「主靜」，而王陽明的心學追求的是簡單直接，尊重生命躍動，可能是他覺得陳獻章的學說沒有魅力，所以才沒有提及。王陽明和陳獻章雖然都堅持「唯心論」，但是王陽明繼承的是孟子和陸九淵的學說，主張「動」，而陳獻章繼承的是楊簡的學說，主張「靜」。二者之間是動與靜之別，同時也是明學與宋學之別。

  在陽明學和陸學之間起到媒介作用的是婁諒之學，而不是陳獻章之學。

  婁諒少時就有志於聖學，遍求名師於四方，但最終也沒能求得。他認為當時的儒生都是「率舉子學，非身心學」，後來聽說吳與弼的聲名，就前往臨川聽他講學，最終拜他為師。

  婁諒天性聰明豪邁，不屑於世務，但後來對一些瑣碎小事也能躬行。四十三歲時，婁諒出任成都訓導，但不久就辭職返鄉（江西廣信上饒）。返鄉之後，以矯正鄰里風俗為己任，專心教授弟子，著書立說。據說婁諒當時事無巨細都會加以曉諭禁誡，時不時地得罪一些人。

  婁諒著有《日錄》四十卷、《三禮訂訛》四十卷、《諸儒附會》十三篇和《春秋本意》十二篇，但遺憾的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散佚不見，今人對他的學說無從了解。

  吳與弼對婁諒的學說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婁諒主張「居敬存養」，他認為《易》中的「何思何慮」和《孟子》中的「勿助勿忘」是「居敬」之要旨，「收心放心」為「居敬」之門。婁諒的學說以「靜修」為本，主張做學問的「自然性」，與陳獻章的「主靜」之學存在一些差異。

  胡居仁對師出同門的陳獻章和婁諒都曾進行過批判，認為他們二人都陷入了異端。胡居仁批評他們說：「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

  「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為性，故如此說。夫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為道，豈搬木者所能？」

  據此可以看出，婁諒窮理重在用心，「心之妙用」可致理現。胡居仁批判他陷入禪學，其原因也正在於此。總而言之，婁諒之學深受吳與弼學風的影響，其中充滿陸學的元素。無怪乎黃宗羲會說：「姚江之學（陽明學），一齋（婁諒）為發端也。」

  王陽明出生八年前，薛瑄去世；王陽明出生三年前，吳與弼去世；王陽明十三歲時，胡居仁去世；王陽明二十歲時，即拜謁婁諒兩年之後，婁諒去世；王陽明二十九歲時，陳獻章去世。

  王陽明拜謁婁諒時，婁諒有沒有向他提起以上幾位，我們已無從得知，但他應該向王陽明介紹過自己的恩師吳與弼以及自己的同門師兄弟。王陽明沒有見過陳獻章，但對他的學風性行應該還是有所耳聞的。可以說，在明初儒學中，吳與弼和婁諒的學風與王陽明的學風還是存在一定聯繫的。

  以上用了較大的篇幅來介紹宋、元和明的儒學，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因為這些將有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陽明學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