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比才更重要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王陽明認為，世上的君子只有專心於修養自身品德，那麼自然能夠公正地辨別是非好惡，像對待自己那樣對待他人，將國事等同家事一樣關心，把天地萬物看作一個整體，從而求得天下的大治。因此，「致良知」不僅是為學之道，更是育人之道，且重在育人之德。「道德」或「良知」等精神品質蘊含於經典之中，對人的自身修養有著很高的陶冶價值。

  

  王陽明所提倡的「尊德性」的道德教育，要求將知識融入人生的道德信仰之中，而不是讓知識吞噬人生的道德信仰。正如他所說：「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意思是說，眼睛看得見的、耳朵聽得到的、嘴巴說得出的、心裡想得到的，都是膚淺的學問；那些眼睛看不見的、耳朵聽不到的、嘴巴說不出的、心裡想不到的，才是深奧的學問，也正是「致良知」的真諦。

  自古以來的儒家聖賢們都十分看重人的品德，認為品德比才能更重要，認為高尚的品德是獲得成功的必備條件。孔子在《論語》中說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子認為，即使有周公那樣的才能和那樣美好的資質，只要驕傲吝嗇，其他的也都不值一提了。如果一個人才高八斗而品德不好，那麼聖人連看也不會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備，以德育才，才是真正的人才。當德與才不可兼得時，當舍才而取德，正如孟子「捨生而取義者也」。

  對此，近代學者胡適先生曾解釋說：「孔子的人生哲學注重養成高尚的道德，教育學生以培養自身的道德修養為基礎。」在孔子看來，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也是能博濟眾施之人，是能為他人著想的人。所以孔子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也就是說，對於千里馬，不稱讚它的力氣，要稱讚它的品質。尚德不尚力，重視品德超過重視才能，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逐漸成為當今社會選拔人才的重要標尺。

  唐朝汝州有個叫夏子勝的人，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高中，被皇帝任命為南縣縣令。這日夏子勝攜一家僕赴任，來到縣衙，大小縣吏已在門口等候多時，見新縣令到來，急忙迎上去。夏縣令問他們去年南縣老百姓生活如何，糧食是否豐收，商賈是否安分經商，官糧是否收齊，賦稅是否完成，然後叫來師爺將縣吏們所說記錄在冊，逐一核對帳簿。幾天後，師爺對夏縣令說，一切都如縣吏所言，去年南縣一切安好。聽完匯報，夏子勝點點頭。

  在南縣縣吏們的眼裡，這個新來的縣令與以往的官老爺大有不同，除了處理訴訟官司時會開口說話外，平時聽不到他說一句話。不過，話雖然很少，但是做的事情卻極為合乎規範，往來公文，刑罰辦差，無論是上司還是下面的老百姓，都稱讚夏縣令做事穩當，是個好官。

  這些縣吏十分好奇，這個不愛說話的老爺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一天，有個膽大的縣吏將這一疑問向夏子勝提了出來，夏子勝聽後，呵呵一笑，說道：「聖人行道，心正而行端。做官做民都是一個道理，為官之道在於教民養民，為人之道貴在德行。明白了這其中的道理，做起事情來就不會有所偏頗，如此，又何必說那麼多話呢？」

  我們可以將這位南縣縣令的話理解為對「執事敬」的最好註解。事實上，一如這位縣令說的那樣，行聖人之道又何必多言，「行」首在「知」，這是心靈淨化、涵養提升的必然結果。由此，對人忠信而不詭詐，與人交往而不奸猾，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與此相對，再多的話都不過是水中倒影，沒有實際意義。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遇到這樣兩種品質不好的人。一種是品質不好、能力也不強的人，這種人因其能力有限，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危害不會太大；另一種則是品質敗壞但才思敏捷、能力出眾的人，這種人更容易尋捷徑上位，一旦得勢，將會對反對他的人或社會集團造成巨大的危害，甚至可以斷送一個家庭、一個公司甚至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可否認，沒有靈魂的頭腦，沒有德行的知識，沒有仁善的聰明，固然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但它們只能起到負面的破壞作用。也許偶爾會給人們一些啟發，或者帶來一些樂趣，卻很難贏得人們的尊敬與發自內心的讚嘆。

  反之，品德高尚的人，即便能力有所不及，也會虛心好學，不斷提高自己，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奮鬥來獲得成功。當然，不能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忽略人的才能，一味強調道德修養。不懂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人，何談培養自己的道德品質！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要以德為先，就好像王陽明告訴弟子的話：「良知在人心，隨你如何，也不能泯滅。」德行是我們行走人生的前提，而才能是我們創造人生的手段。做到德才兼備，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