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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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們看到世界上有這麼多教學機構擠滿老師學生時，可能認為人類專心致力於追求智慧和見識。但事實不然。老師們教學生，是為了賺錢，他們所追求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表面，並且要表現自己有智慧；學生們求學，也不是為了獲得知識和見識，而是求學之後，可以把知識和見識當作閒談的材料，還可以裝腔作勢一番。每隔30年，都會產生新的一代，他們一無所知，卻想一口吞下人類幾千年來累積的知識，然後自以為知道得比過去所有的加起來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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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上大學去搜求書籍，尤其是搜求最近出版的書籍，最近出版的書籍是他們同時代的東西。一切都快速，一切都新奇，像他們自己一樣神奇。然後，這一代帶著他們自己的信念一起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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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時代的各種學者和博學的人通常都是廣求見聞而非尋求見識。他們認為對一切事物都有所見聞乃是一種光榮。他們沒有想到，見聞只是達到見識的工作，本身的價值很少，甚至根本沒有價值。當我看到這些見聞廣博的人知道的東西那麼多時，有時對自己說：這種人思想層面的東西多麼少呀；他們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讀書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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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學與富有才華相比，正如植物標本簿和那不斷更新永遠變化的植物界相比，再沒有比注釋家的博學和古代作家的童真之間的差別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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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餘愛好者，業餘愛好者！這是那些為收入而專門從事藝術或科學工作的人，對那些基於愛好以及樂趣而從事者的貶抑語。這種貶抑是基於他們世俗的看法，即認為除非為需要、飢餓或其他貪慾所驅使，否則沒有人會重視一件事情。

  一般人都具有同樣的展望，也具有同樣的看法，這就是人們普遍尊重「專業者」而不信任業餘愛好者的原因。其實，業餘愛好者以事情本身為目的，而專業者卻以之為手段；而只有直接對事情本身有興趣，只出於愛好而從事一項工作的人才會全心全意。最偉大的東西往往出自業餘愛好者而非出自專門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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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把拉丁文當作普遍的學術語言，以本國方言文學代替拉丁文，這是歐洲科學和學問事業方面真正的不幸。通過拉丁文的媒介，歐洲的普遍學術溝通才會存在。在整個歐洲，能夠思想和有判斷能力的人已經夠少了，如果他們之間的溝通由於語言的障礙而斷絕和瓦解的話，他們的有利效果就大大地減少了。可是除了這個大大的不利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更為不利之處：很快，人們就不再學習古典語言了。在法國，甚至在德國，忽視古典語言之風早已達到極點。

  早在19世紀30年代，《羅馬法典》被譯成德文，這件事就表明，人們已經忽視一切學問基礎的拉丁文，就是說，野蠻不開化的現象已經出現了。現在，希臘文甚至拉丁文作者的作品已經用德文注釋出版了。不管人們怎樣說，造成這種現象的真正原因是編者不再知道如何用拉丁文寫作，而我們年輕的一代人也非常高興地跟著他們走向懶怠、無知和野蠻不開化的道路。

  比這種現象更應該受到指責的做法是，在學術著作中尤其是在學術刊物中，甚至那些由學術機構出版的書刊，從希臘文作家甚至從拉丁文作家引來的話，竟然用德語譯文引述出來。難道你們是為裁縫和補鞋匠而寫作嗎？

  如果這是實際情形，那麼人文、高尚格調和教養，再見吧！人類儘管有鐵路、電氣和飛行工具，卻又回到野蠻狀態了。最後，我們失去所有祖先享有的另一種便利：不但包括拉丁文為我們留下的羅馬文化遺產，而且也包括整個歐洲的中世紀和近代以至上世紀中葉的成果。9世紀的艾利基拉，12世紀的沙利斯伯里的約翰，13世紀的勒里及其他許多人，他們思考學術問題時，都用自己覺得自然和適宜的語言表達接近我，我與他們保持直接的接觸，知道如何真正去了解他們。

  如果他們用當時自己本國的語言寫作，情形會怎麼樣呢？我只能了解他們的一半，而真正心靈上的接觸卻不可能，我會把他們看作遠方的剪影，或比這更壞，好像是通過望遠鏡去看他們似的。為了防止這一點，可以像培根明確宣稱的那樣，他把自己的論文譯成拉丁文，題名為《信徒的誡言》。不過，在這方面，他曾得到霍布斯之助。

  我們應該說，如果想在學問範圍中表現愛國之心，那麼就像髒兮兮的人一樣，應該將其拋出門外。當我們純粹以普遍的人類作為唯一關心的對象時，當真理、明晰和美成為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時，如果我們敢於把自己對國家的偏愛作為標準因而破壞真理，並且為了誇耀自己國家的次等人物，而對其他國家偉大人物的看法有失公允時，那麼還有什麼比這更不應該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