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我不粗魯，沒有什麼東西使我不告訴德國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實，除了我，還有誰去做這件事呢？我是說他們對歷史事實不嚴謹。德國的歷史學家們不但完全失去了對文化進步和文化價值那種廣泛的觀點，他們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會的）傀儡，而且他們更詛咒這種廣泛的觀點，最主要的，是一個人必須先是「德國人」。他必須屬於「這個種族」，只有這樣，他才能決定一切歷史的價值和價值的缺乏，只有這樣，他才能建立它們。

  「我是德國人」這句話構成了一個憑證，「而德國重於一切」這句話則構成了一個原則，德國人代表了歷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在他們與羅馬帝國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自由的指導者，在他們與十八世紀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道德的復興者，是「無上命令」的復興者(2)。恐怕還有一種反閃族史，還有宮廷史，對這種宮廷史，特雷茨基竟然不感到害羞。近來有一種愚痴的意見，即斯瓦比亞美術家維謝(3)的理論，把德國報紙的流通，當作每個德國人必須贊同的「真理」。這就是說：「必須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合在一起以構成一個整體，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這些話真使我感到厭煩，我很想告訴德國人，甚至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告訴德國人關於他們內心上早已具有的東西。

  過去四百年來，一切對文化所犯的罪行，都來自他們內心，而且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由於他們在面對現實時的根本怯懦，也就是面對真理時的怯懦。由於那幾乎成為他們本能的虛假，由於「理想主義」，德國人剝奪了歐洲的收穫，剝奪了歐洲最後偉大時期的意義。文藝復興：當那些更高價值，當那肯定生命保證未來的價值，在他們擁護者的內心，勝過了那些墮落的價值時，這就是歐洲的收穫。可是，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當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復了教會，更恢復了基督教。

  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為一種宗教，馬丁·路德真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修士，這個修士，因為「無法忍受」而攻擊教會，但結果卻恢復了它，羅馬舊教很有理由舉行慶祝會以紀念馬丁·路德，並為他創作節日戲劇。路德和道德再生！毫無疑問的，德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有兩次不同機會，當德國人由於非常大膽和自製而獲得一種誠實的、明白的以及完全科學的心靈態度時，他們曾知道如何去發現一條密道以回到舊「理想」，真理和理想調和以及在根本上如何拒絕科學和恢復虛偽的理由。

  萊布尼茲和康德，這兩個人是歐洲知識良心的累贅！最後，當一個最偉大的天才和意志力量，出現在跨越兩個頹廢世紀的橋樑上，而這個力量之強大，足以把整個歐洲結合在一起，以構成一個政治和經濟單位時，德國人以其獨立戰爭，剝奪了歐洲的意義、偉大的意義，剝奪了拿破崙的生命。因此，他們該對一切由此而產生的結果，一切今天存在的東西負責，對有害於文化的衰弱和愚鈍，苦惱著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病，把歐洲分化為許多小國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卑下政治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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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剝奪了歐洲本身的意義和智慧，他們把歐洲帶入窮巷，除我以外，有誰知道一條走出窮巷的道路嗎？有誰知道一件足以重新結合歐洲各民族的偉大事業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