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格納事件》：一個音樂家的問題 一

  如果一個人要對這篇文章做公平的論斷，就應該從音樂的命運中去感受苦痛，正如從外傷受到苦痛一樣。當我因音樂的命運而感受苦痛時，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苦痛呢？那是因為音樂已被剝奪了美化世界和肯定的性格，現在已成頹廢的音樂，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笛聲了。但是，假如一個人覺得產生音樂的原由，就是他自己存在的原由，就是他自己感情表露的話：那麼，他會發現這篇文章非常溫和而謙恭。

  作為一個老炮手而言，誰能懷疑我能把大炮瞄準華格納？我具有這方面一切決定性的東西，我喜歡過華格納。但畢竟，對一個比一般人較為狡猾精明的「不認識的人」加以攻擊，而這個「不認識的人」又是別人不太容易看得出，這是我畢生事業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除了一個音樂騙子(1)以外，還有很多別的「不認識的人」需要我去撕掉他們的假面具，尤其是，我必須攻擊德國人，因為他們在精神事務方面，不斷地變得更懦弱，而在本性方面，則不斷地變得更貧乏，也更「老實」，德國人以很大的胃口，把一切矛盾集於一身，把「信仰」與科學，基督教的博愛與反閃族主義，權力意志（建立一個帝國的意志）與謙卑的福音等，一股腦兒狼吞虎咽，吃了個乾淨。

  所有這些，竟沒有一點消化不良的跡象：在所有這些矛盾之中，他們不站在任何一邊，好一個沒有選擇的胃口，好一個「不自私」。好一種正義感，將平等權利給予一切人，發現一切東西都是可口的：無疑的，德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

  當我最後一次來到德國的時候，我發現德國人的口味，正等同看待華格納和薩金恩的喇叭手。我親眼看到萊比錫人如何創立李斯特學會，來培育和傳播狡猾的教會音樂，以崇敬一個真正的和最德國味道的音樂家，這裡所用「德國的」這個字，是就以往的意義而言，即海因里希·邵茲，德國人無疑都是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