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久必分

  五賢帝中間的第五位賢帝馬可·奧勒留，親手終結了道德高尚的禪讓時代。

  他死後並沒有讓位給元老院的賢人們，而是傳給了自己十九歲的兒子——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在帝國眾多的軍人皇帝中，馬可·奧勒留是一位並不多見的哲學家。邏輯思維能力驚人的哲學家思前想後，還是更加願意相信自家的基因。於是年輕的康茂德被召入宮中隨王伴駕，老爸帶著兒子一起處理很長時間的政事，最後才順利接班。

  初登大寶的康茂德，雖然並沒有顯示出哲學家庭的頭腦，卻也知道夾著尾巴做人的基本道理。因為按照帝國傳統，皇帝這份工作原則上是需要競爭的，很多的時候還可能血流成河。父傳子家天下的情況本身，就會給自己帶來一臉的口水。

  說到底，對於年輕皇帝，羅馬人沒有耐心陪他長大。

  這是由羅馬帝國的體制所決定，並不以老皇生前的個人意志為轉移。在一個缺乏龐大官僚體系有效治國的體系內，年輕皇帝如果不能用最短的時間做到大權獨攬，乾綱獨斷，只能讓自己的皇帝生涯愈加侷促。

  公元192年的最後一天，康茂德遇刺身亡。

  康茂德到死都被認為是一個昏君，他是五賢帝時代的終結者，也是後期帝國三世紀危機的開啟者。其實萬事皆有因果，五賢帝時代雖然被西方史家神化，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積弊，來到康茂德手中已經積重難返。圖拉真時期的五環之戰看上去熱熱鬧鬧，實際上已經耗盡了帝國的國庫。哈德良時代固然務實，但他無法放棄帝國過於漫長的四環線。而且在四環以外，還固執地保留了多瑙河以北的達契亞，這其實已經為蠻族此後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四帝安敦尼和五帝馬可·奧勒留時代，一直被稱為羅馬最好的太平盛世。然而羅馬軍事立國的基本國策從未改變，以戰養戰、以戰興邦是羅馬帝國無法擺脫的桎梏。一旦帝國停止了對外征服，哪怕是對外征服的腳步稍微一停頓，金錢奴隸帶來的發展紅利就會停滯，整個國家發展的動力就會喪失殆盡。老的奴隸必然老去，新生的奴隸需要重新教育和培訓，而且奴隸工作的積極性也只會越來越低。這樣一來，勞動力必然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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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四帝五帝看上去休養了生息，實際上危機正在醞釀。

  皇帝上馬得天下易，想要下馬治天下卻又缺乏一套成熟的行政體製做保障。整個國家自王政羅馬時代開始，一直沿襲了軍事民主制中的一些聯合執政的基本邏輯。這些原始民主思維的存在，使得羅馬皇帝並沒有成為像中國皇帝一樣的集權者。羅馬皇帝大多死後成神，生前則僅僅是一個公司推選的職業經理人而已。四帝安敦尼充其量也只是為三帝哈德良死後封神，而他本人卻不能像中國皇帝那樣自稱為「天子」。因為中國人的世界觀，皇帝這個位子「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而羅馬人的世界觀，皇帝這個位子受命於元老院，誰來做並不重要。

  更加要命的是，這些所謂的民選皇帝，實際上只是元老院的代言人，最多再進一步，是羅馬公民的代言人。這樣的皇帝，遠遠無法代表那些占民眾大多數的各個行省沒有政治選舉權的自由民，乃至於廣大奴隸。

  與此同時，基督教在五賢帝時代得到了蓬勃發展，基督教在中下層民眾中的影響力，極其深遠。以羅馬帝國疆域之遼闊，自然災害迭出，但每一次沖在前面賑災的團隊，都是基督教會。基督徒在各地傳經講道，布施粥飯，超度亡靈，擔負了很多本屬於官僚體系職責的社會民政責任。當時的基督徒，他們是宣傳隊，他們是播種機，他們也是民間互助式銀行與福利院。可以說，當時隨便一個基督教的傳教者，可能都會比所謂的羅馬皇帝，在底層民眾心中的影響，來得更加有號召力。

  一句話，羅馬帝國這種帶著現代精英治國式民主萌芽，高速運轉的奴隸制軍國主義體系，長期以來無法成功轉型為一個士大夫治國的正常國家。這一點，就是羅馬帝國和同時期的中國兩漢時代的根本性區別。

  等來到康茂德這一代，帝國無論軍事、政治、經濟，都已出現了崩潰的前兆。

  說白了，小康同學只是一個「背鍋俠」。

  羅馬帝國，從此由盛轉衰。

  康茂德死後，帝國迅速內亂。

  從公元192年到公元197年，這五年之中，中央局勢混亂不堪，皇帝被暗殺，帝位被拍賣。地方上連續擁立了三位軍閥做皇帝，三大軍閥之間互相征伐。五年之內，帝國連續出現了五位皇帝。

  這段時期，我們稱之為「五帝之爭」。

  公元197年，地方軍閥、潘諾尼亞行省總督塞維魯（Septimius Severus）一統天下，元老院和近衛軍官方認證為新的羅馬皇帝。

  塞維魯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我們不妨稱之為「塞朝」（塞維魯王朝，Severan Dynasty）。

  塞朝又是一個短命王朝，不僅短命，而且暴戾。幾個皇帝，不是殘忍嗜殺，就是貪淫好色。除了開國皇帝塞維魯得以善終，其他皇帝都是遇刺而死，不是死在身邊的近衛軍手裡，就是死於仇家尋仇。塞朝一共傳了六代皇帝，享有國祚三十八年。六個人中只有前兩個皇帝算是塞維魯家族成員，後邊四個，前兩個是靠政變上台，最後兩個是借用了塞維魯的姓氏彰顯正統。

  在這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時間中，帝國各種矛盾已經累積到了一個臨界點。

  帝國內部階級矛盾、宗教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按下葫蘆起來瓢。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塞朝二帝卡拉卡拉（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Caracalla）在位時宣布，帝國範圍內所有自由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權。

  帝國外部，北方四環線上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大，以日耳曼人為代表的蠻族不斷給動盪不安的羅馬朝廷以強大的壓力。東方的老對手帕提亞帝國終於倒下了，羅馬人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但身體健康長命百歲，熬死了所有同行，也並不意味著你就成了行業內的一代宗師。因為在帕提亞的廢墟之上，羅馬人將會遇到一個更加強大的對手——薩珊波斯（Sassanid Empire）。

  公元235年，塞朝的最後一位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Severus Alexander，和創立塞朝的那個塞維魯並無血緣關係）死於一場叛亂之後，羅馬帝國終於進入了一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混亂期。

  接下來的這段時期，就被稱為「三世紀危機」。

  其實說白了，所謂的危機不是從公元235年這一年開始的，如果要細算的話，從康茂德就開始了。皇帝沒有任何法定不可動搖的傳承機制，近衛軍隨意處死皇帝，甚至可以公開拍賣皇帝之位；元老院越來越不作為，今朝有酒今朝醉地為自己撈好處，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務員從業者的職業良心；各個行省的地方軍閥手握兵權，虎視眈眈，他們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對行省內部實行高壓管理，對中央指令陽奉陰違，搜刮的民脂民膏統統進了自己的口袋。

  在這種情況下，普通老百姓則成了自生自滅的一群，貴族和騎士憑藉特權還算瀟灑快活，而廣大勞動人民則只能從基督教中尋求慰藉。與此同時，奴隸制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長期以來，帝國的生產、耕作、手工業製品貿易，嚴重依賴奴隸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然而奴隸卻完全喪失了勞動的樂趣。有人監控則象徵性地比畫幾下，無人監控則開始破壞生產工具。

  與此同時，帝國漫長的邊防線上，處處烽火。帝國的軍人需要不斷應付層出不窮的小規模衝突，但卻不知道為何而戰。僱傭軍只認錢，而無法對於帝國有更多的榮譽感與歸屬感。長期以來殖民地化的統治心態，絕大多數的帝國疆域上並沒有行使王道。廣大地方行省的百姓，完全不指望羅馬中央政府還能夠玩出什麼花樣。思想上離心離德，政治上漸趨漸遠，很多地區出現了自治甚至獨立的傾向。

  從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短短四十九年時間，連續出現了二十六個皇帝。

  皇帝雖多，但大多數皇帝都很弱，其中有一位叫作瓦勒良（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的皇帝，還在對薩珊波斯的戰鬥中被俘，最後屈辱地死在了異國他鄉。瓦勒良，也成為第一個被外敵俘虜的羅馬皇帝。

  皇帝威風掃地，地方軍閥也就蠢蠢欲動起來，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在三世紀危機的高潮期，羅馬帝國天下三分，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羅馬版本的「三國演義」。

  對峙的三方分別是羅馬帝國，高盧帝國（Gallic Empire），以及以黎凡特地區為中心宣布獨立的帕爾米拉帝國（Palmyrene Empire）。不過令人感到諷刺的是，獨立出去的高盧帝國，不管政治軍事外交，處理機制都比羅馬帝國更好些。

  最終完成三國一統的人，叫作奧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

  公元273年，攜戰勝東方帕爾米拉帝國的餘威，奧勒良北伐高盧，高盧皇帝望風而降。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上百年未見的英主，卻在短短兩年之後，就被自己的貼身近衛軍殺死。

  奧勒良因為重建帝國的豐功偉績，被譽為「世界光復者」（Restitutor Orbis）。

  奧勒良在位期間，曾經對帝國的國力進行慎重評估，審時度勢之後正式放棄了多瑙河以北的達契亞行省。這個舉動，也標誌著羅馬帝國在北方戰線上的戰略態勢，與廣大蠻族部落已經徹底攻守易位。

  形勢比人強。

  帝國最基本的內部統一尚且不保，哪裡還有心思再去主動招惹蠻族呢？

  比奧勒良更加務實的皇帝，叫作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贏得了內戰，成為羅馬皇帝。

  跟自己的無數羅馬皇帝界的前輩相比，戴克里先並不是一個天賦異稟的人，他甚至不是一個出身顯赫的人。別說貴族或者騎士，戴克里先的老爹最早連個最起碼的自由民都不是，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奴隸。正因為如此，當年戴老爹被釋放之後，他才格外珍惜眼前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正因為如此，出身貧寒的戴克里先才投身行伍，用自己堅毅的性格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戴克里先在做皇帝之前，最高無非做到了近衛軍長官（commander of the Protectores domestici）。近衛軍這個位置，有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的御林軍，但從功能上來講，中國的御林軍不能自由出入皇宮，而羅馬的近衛軍則距離皇帝更近一些。戴克里先雖然出身貧寒，發於卒伍，但在宮廷內，也耳濡目染了很多前代帝王的各種英雄傳說。正因為如此，戴克里先身上具備一些那個時代的羅馬皇帝所欠缺的勇氣、務實，還有正義感。

  戴克里先的發跡，源於一場針對前代皇帝的宮廷政變。皇帝死後，元老院擁立戴克里先為帝。戴克里先也沒有辜負元老院的信任，此後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戴克里先都彰顯了自己的鐵腕治國。

  不過難得的是，戴克里先是一位擅長思考的人。

  自三世紀危機以來，羅馬皇帝成了人人都嚮往的一個職業，但同時也是最為高危的一個職業。三世紀危機以來的二十六個皇帝，除了有一個是病死之外，其餘的都是非正常死亡，平均在位年數不過兩年多。對外戰爭更是焦頭爛額，帝國往往面臨來自北方和東方兩大戰線上的壓力，分身乏術，疲於奔命，是這些帝國統帥們的常態。所以有些貌似機智的皇帝，索性把帝國分開來管理，尤其是在軍情緊急的時候。

  比如前文提到的被薩珊波斯人俘虜的皇帝瓦勒良。

  瓦勒良被俘前，就是和自己的兒子分頭防守帝國的兩個戰線。瓦勒良負責對付東方的薩珊波斯，而瓦勒良的兒子伽利埃努斯（Publius Licinius Egnatius Gallienus）負責對付北方的日耳曼人。而且兩個人名義上都是皇帝，稱呼都是「奧古斯都」。

  戴克里先知道這些前朝掌故，他知道，要想終結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紛亂局面，就必須從制度上入手，做出一些變革。

  對內，戴克里先模仿了東方古國的統治方式，空前提高了皇權。此前皇帝其實並不是皇帝，而是「元首」（Princeps）。那麼從戴克里先開始，皇帝才開始叫作「皇帝」（Imperator）。

  所謂的元首制，也就變成了君主制。

  不僅在稱呼上更改，在禮儀規章制度上也不含糊，戴克里先皇帝頭戴金冠，身穿紫袍，所有的臣民都需要行跪拜禮，親吻皇帝的紫袍下擺成了臣民的最高榮譽。不僅如此，紫色成了皇家專用色，不允許尋常百姓家中隨意用紫色布料做衣服。此外還有宮廷侍從的設置，戴克里先是近衛軍出身，他知道近衛軍對於皇帝安危的重大意義，此前的羅馬皇帝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身邊的近衛軍手起刀落結果了性命。於是在戴克里先的宮廷內，大量地使用了太監（eunuch），來負責照顧皇帝本人的吃喝拉撒睡等工作。

  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精神層面。

  戴克里先知道，基督教對人心的控制，是帝國將來最大的隱患。於是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戴克里先禁止基督教徒的活動，政府和軍隊中的基督徒首先要清理出隊伍。基督徒要麼選擇為信仰而死，要麼選擇放棄信仰而生，只能二選一。此外，基督教堂被搗毀，基督教的書籍被焚燒，戴克里先的想法就是要把基督教的影響，從帝國範圍內徹底肅清。

  不僅僅如此。

  沒有了基督教，老百姓信仰什麼？很簡單，信皇帝。中國古代的皇帝，號稱天子，那麼戴克里先把這個概念移植到了古羅馬，他自稱朱庇特神，也就是天王宙斯。

  至此，羅馬皇帝終於成了政教合一的王中之王。

  對內改革的另外一個重點是軍事。

  既然兩個戰線防不勝防，那就索性分而治之。

  首先，要打倒軍閥。

  巔峰時期的圖拉真時代，羅馬帝國設置有五十四個行省。而到了戴克里先時代，在帝國版圖大大縮水的情況下，皇帝一口氣搞出來了一百多個行省，行省與行省之間放棄了山河形便的劃分方式，大大小小的行省互相制約，互相掣肘。

  與此同時，行省總督不再兼任軍職，逐步建立地方文官體系。

  總督不讓掌兵權了，誰掌權？還是皇帝。

  只不過，皇帝不是一位了，而是四位。

  首先帝國的版圖一分為二，設置兩個皇帝，都叫奧古斯都。東方奧古斯都就是戴克里先本人，定都尼克美狄亞（Nicomedia，在安納托利亞半島）；西方也設置一名奧古斯都，定都義大利半島的米蘭（Milan）。東西方兩個奧古斯都確立之後，兩個人再分別指定一名「副皇帝」，擔任愷撒的職務。奧古斯都的任期只有二十年，當任期期滿之後，皇帝退休，由相對應的副皇帝接任皇帝一職。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所謂「四帝共治」的制度，其實是針對軍事而言，並不針對政治。比如這個西方的奧古斯都，把辦公所在地設置在了波河平原上的米蘭，完全是為了北方戰局反應之便利，而不是真正想放棄羅馬人心目中的聖地羅馬城。單純從軍事角度出發，此時米蘭城的功能，有點類似於中國古代燕山南麓的北京。所以按照戴克里先最初的設想，這個所謂的「帝國一分為四」的說法也不完全正確，應該叫作「四大軍區」才更為合適。因為四個人中說了算的只有東方奧古斯都一個人，也就是戴克里先自己。

  戴克里先由內而外，自上而下的這套改革的組合拳，不可謂不精準，不可謂不對症下藥，然而，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依然出現了偏差。而且，四大軍區的設置，也為後來的帝國分裂埋下了伏筆。

  公元305年，按照之前的約定，戴克里先退休。

  然而，問題也恰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皇帝集權已經到了這個程度，關於讓賢還是傳子的問題，很容易解答。沒有一個真正的帝王能夠做到像戴克里先這樣淡定從容地退位，畢竟人都是有私心的。

  於是在公元306年這一年，西部奧古斯都君士坦提烏斯一世（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us）的皇帝位子只做了一年，就猝然離世。他的兒子君士坦丁一世（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違反奧古斯都繼承的制度，由自己的軍隊擁立為帝，也就是說君士坦丁一世從自己父親手中直接繼承到了西部奧古斯都。

  這個先例一開，帝國就亂了套了。

  最多的時候，帝國一次性出現了六個奧古斯都。而且頗為黑色幽默的是，在幾個奧古斯都兵戎相見，爭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四帝共治制的提出者戴克里先，還急忙跑出來調節奧古斯都之間的糾紛。

  帝國的宏偉藍圖沒實現，結果軍閥混戰倒是開始了。

  內戰從公元306年，一直打到了公元324年。最早捅婁子的君士坦丁一世，打贏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內戰，成為羅馬帝國的唯一奧古斯都，也就是新皇帝。

  正因為君士坦丁一世再造統一的豐功偉績，他也被後人尊稱為君士坦丁大帝。

  其實原因不止這麼簡單。

  還有個原因——君士坦丁一世是基督教真正的救世主。

  公元312年，先皇戴克里先去世。

  公元313年，戴克里先離世後的第二年，君士坦丁一世宣布恢復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並欽定為國教。這個命令，被後世史家稱為「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

  事實上，君士坦丁一世，才是個更加務實的人，比戴克里先更加務實。

  當時的羅馬帝國，對基督教「堵」是已經堵不住了，只能用「疏」。因為信仰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當年聖保羅的「淨衣派」取得了最大的勝利，團結了所有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了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當時上到王公貴族，下到販夫走卒，內到宮廷王室，外到一線軍人，基督教的滲透已經無孔不入。有統計顯示，當時的基督徒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了5%左右。如果說按照戴克里先的理想狀態下，國家的國防建設、經濟運行的基本盤，恐怕都要受到影響了。

  君士坦丁一世，恰恰就是看到了這一點。

  不止如此。

  當時帝國的經濟中心，已經完全東移，而且文化割裂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地中海東部的尼羅河流域，新月沃地，以及安納托利亞半島地區，居住著帝國大部分的人口。無論經濟文化，也都相對比較發達。另外，西半邊帝國拉丁化完成得相對比較成功，拉丁語基本上能夠通行。但在帝國東部，長期以來還是古希臘與古埃及的影響更大，而羅馬文化屬於相對比較弱勢。地中海東部通行的語言，以希臘語為主。

  所以，帝國的重心早就東移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否則的話，戴克里先發明了四帝共治，也不可能把東帝國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如果不是帝國的掌舵人還依然想把羅馬城作為一種精神象徵或者說皇室正統的話，單純從生活的舒適性與便利性考慮，在羅馬不如在帝國東部另擇新都。

  這一點，君士坦丁一世也看清楚了。

  於是，更加務實的君士坦丁一世，一步步開始了他的遷都計劃。從公元324年這一年開始，君士坦丁一世在今天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Strait）旁邊修建新都，並且命名為「新羅馬」（New Rome of Constantinople，又名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遷都新羅馬。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駕崩，臨終之前，他正式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羅馬帝國在君士坦丁一世麾下的統一，也正是止於公元337年。

  君士坦丁死後，帝國被他的三個兒子重新瓜分。此後的帝國，就在這種分分合合中，走向了真正的分裂。

  按照傳統的觀點，狄奧多西一世（Theodusius Ⅰ）是最後一位實現統一的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在位期間，重申了基督教的國教地位。並在整個帝國版圖內，打擊異教徒的任何大型活動。

  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駕崩，他手下的帝國被一分為二。

  定都於新羅馬的東羅馬帝國，分給了十八歲的長子阿卡迪烏斯（Flavius Arcadius Augustus）；首都仍舊在舊都羅馬城的西羅馬帝國，分給了年僅十一歲的次子霍諾里烏斯（Flavius Honorius Augustus）。

  此次分裂之後，帝國就再也沒有統一。

  此後的東西兩羅馬，以及它們年輕的小主人，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羅馬帝國綿延四百年，我們用一首詩來總結一下王朝更迭：

  馬略改制狼煙起，蘇拉龐培各風騷。愷撒渡河建基業，奧古斯都氣自驕。

  尼祿暴戾丟社稷，四王混戰干戈操。韋皇撥亂傳三世，五賢禪讓映今朝。

  東征西討圖拉真，後有德良封戰刀。康氏遇刺五帝亂，塞朝太祖盪群妖。

  百年軍閥釀危局，戴克里先氣節高。君士坦丁定國教，萬般神祇皆可拋。

  狄奧多西駕鶴去，兩分天下風蕭蕭。四百年來嘆蒼茫，地中海水樂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