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一切財源的管制 （一）稅務和鹽利

  《明史·食貨志五》載明代關稅大略情形是這樣：

  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

  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

  考核管理各項稅務

  統治者對這些分散各地的稅官是不大放心的，唯恐其營私舞弊，或以多報少，所以經常要派人去監督考核。派去的人除了照例有戶部官員和御史而外，主要的便是宦官特務。這種派遣在朱元璋時便已開始：

  （洪武）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八十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實，立為定額。(65)

  朱瞻基時又曾派錦衣衛特務，會同戶部御史及兵馬司官各一人，察收京城九門商稅。(66)

  到後來統治者覺得這種督核還是不可靠，便索性叫宦官特務們去直接管理各地稅務了。這種直接管理大概開始於朱見深時，《明史·徐恪傳》卷一八五稱：成化二年「中官欲出領抽分廠」，以後便成了普遍現象。朱祐樘時，便有「太監許鏞等各齎敕於浙江諸處抽運木植」(67)的事情。到朱厚照即位後，天下稅務差不多全是特務管理了，而且朱厚照聽信特務的話，增添了許多稅務機關，如：

  請記住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武宗立，太監夏綬乞於真定諸府歲加葦場稅……太監張峻欲稅寧晉小河往來客貨，詔皆許之。(68)

  （正德）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予順德、廣平。……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榷稅。(69)

  這些特務並且開始收起寺廟的香錢來：

  正德十一年，始收太山碧霞玄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70)

  甚至包納銀單：

  孝陵太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攪納戶數人，專一包納銀單，所得利進於內，琇自為告示送戶部出榜。(71)

  又開始創設皇店：

  （正德間）太監於經者，得幸豹房，誘上以財利，創開各虞皇店，榷斂商貨。(72)

  於經首開皇店於九門關外、張家灣、宣大等處，稅商榷利，怨聲載路，每歲額進八萬，外皆為已有。創寺置莊，動數十萬，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73)這些皇店以後迄未廢除，都由宦官掌管，其情形《酌中志》卷十六記載甚詳：

  寶和等店經營各處商客販來雜貨，一年所征銀約數萬兩，除正額進御前外，余者皆提督內臣公用……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曰福德，曰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廨，則在寶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敕書，傳雲起自嘉靖年間，裕邸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宮聖母李老娘娘宮中收用。管事張隆、齊楝等總其事。先帝登極，逆賢攘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之……按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六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粗布約四十萬匹，棉花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簍，芝麻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簍……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二十馱，各省香館分用也。北絲約三萬斤，串布約十萬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匹，瓜子約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約二千馱，雜皮約三萬餘張，大曲約五十萬塊，中曲約三十萬塊，面曲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曲約八十萬塊，而內臣勛戚自製之曲不與也。四直河油約五十簍，四直大曲約一十萬塊，玉約五千斤，豬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俱各有稅，而馬、牛、驢、騾不與也。如滇粵之寶石、金、珠、鉛、銅、沙、汞、犀、象藥材，吳、楚、閩、粵、山、陝之幣、帛、絨貨又不與也。天啟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項增多，何項減少。

  其中，記載貨物的數目實可驚人，唯雲皇店「起自嘉靖年間」，實未深考。其實，朱厚熜不過是沿襲朱厚照的舊例罷了。

  朱厚熜即位之初，曾罷革了朱厚照時一些弊政，史載：「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74)但實際上呢？不久以後，「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榷商稅，行之數年」(75)。至於抽印木植，在詔書剛下不久的嘉靖元年二月，就又照舊了：

  差內官監少監汪俊往真定印烙木植，巡按直隸御史朱越言：「前者鎮臣侵越抽分，貽患地方，以奉旨革回，今侯俊（按：『侯』字蓋『汪』字之誤）雖以歲例印烙，恐蹈前弊，有累新政，請罷勿遣。」上曰：「印烙木植與抽分無與，令事畢即回，不許生事擾民。」(76)

  等到嘉靖四年就又聽從宦官的話派特務去主領抽分廠了：

  嘉靖四年三月，御用監太監黃錦言：「成造龍床及御用等器，木料不敷，乞行南京守備太監委官於蕪湖抽分廠，並龍江瓦屑壩抽分局，將抽下杉木板枋，選擇印記，令彼中軍衛有司運送應用。」工部執奏謂：「蕪湖抽分專以成造運船及供應器具，其朝貢四夷賞賚折價，亦取給予此。每歲所抽竹木，易銀不過二萬餘兩，不足以供所費，今該監所需二十餘萬兩，是罄一歲之入曾不及十之一也。」……上竟從錦所請雲。(77)

  而其時太山香稅雖罷，但其他香稅仍由宦官管理，隆慶初年戶部尚書劉體乾還奏請「太和山香稅宜如太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內臣」(78)。

  明代京師稅務主要的是九門，監稅的全是宦官，他們極盡朘削之能事。朱祐樘時御史陳瑤曾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79)朱厚熜時戶部主事繆宗用亦言：「頃臣監收稅，竊見九門守視內官，每門增至十餘人，輪收錢鈔，競為朘削，行旅苦之，乞查額外濫增冗員，而置一二貪刻最著者於法，以塞人怨。」(80)這些特務不但朘削普通行旅，就是進京趕考的舉子也不免。甚至打死進京覲見的官吏，如《萬曆野獲編》卷六所載萬曆三十五年一事：

  外吏大計既竣，正月末旬，前任泰興知縣龍鏜者，以重貶行，鬱悒成病，扶曳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鏜奚囊空匱，不能滿所欲，遂聚毆之。尋釋去，數步即仆地，初猶謂有暴病試掖之，則僵仆氣絕矣。

  至於九門稅收所入，在弘治初年「稅入歲鈔六十六萬五千八十貫，錢二百八十八萬五千一百三十文。至二十年後，歲入鈔七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貫，錢二百五萬四千三百文。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則歲入鈔二百五十五萬八千九百二十貫，錢三百一十九萬二百六十文」。(81)

  朱翊鈞時稅務最繁，如「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采，又征其稅，後並及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82)其時各種稅使，多如牛毛，橫行霸道，天下騷然，敲骨吸髓，民不聊生，因其事跡繁多，當於下面另闢一節述之。

  此外，這些管理稅務的特務，大概還私自設立稅卡，徵收貨稅。弘治十七年李東陽奏：「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83)而「自隆慶以來，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屢詔察革，不能去也」(84)。這裡雖沒有明言是宦官特務乾的，但如果不是特務，怕誰也不敢這樣干，至少也是打著特務旗號的。

  還有南北印馬也照例是由宦官去辦，《明史·張鵬傳》卷一六○稱：

  南北印馬，率遣勛臣、內侍，後以災傷止遣御史。是年（成化十八年），帝復欲遙內侍，鵬執不可。帝勉從之，命俟後仍如故事。

  市舶司

  以上所述都是國內稅務，至於海外貿易則設有市舶司管理。《明史·職官志四》卷七十五：市舶提舉司「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閒其出入而慎館穀之」。這市舶司在洪武初年即曾設立「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至永樂三年又復設福建、浙江、廣東，「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85)。

  管理這些市舶司的一律是宦官特務，《明史·職官志四》云：「永樂元年復設置（按：《食貨志五》作三年），官如洪武初制，尋命內臣提督之。」張燮《東西洋考》卷八云：

  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蒞閩，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間遣，韋查、董讓俱弘治間遣。

  起初這些宦官特務還只是按職權行事，到後來就逐漸越權了。朱見深時這些特務已經負有提督沿海的責任。這就是說凡是泛海船隻都得受市舶司管理，而且可以隨時調動官軍。嘉靖四年兵部奏稱：「市舶司太監原無提督沿海職任，雖有稱成化間太監林槐例，系出一時創行，尋復改正。」(86)都給事中鄭自壁亦言：「市舶提舉司建於太宗之初年，而提督沿海一敕，乃頒於憲宗之末歲，准行之後，朝廷旋覺其非，即為釐正，雖以正德年間政體紛更，而市舶一敕不敢輕易請換。」(87)但是鄭氏後面這幾句話卻說錯了，事實上正德年間提舉市舶太監畢真就曾上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88)後來到朱厚熜時，「提督浙江市舶提舉太監賴恩比例乞換敕諭，兼提督海道，遇警得調官軍」(89)，竟也得到允許。

  這些市舶太監既奉了皇帝的欽命，又握有軍政大權，於是在他所在地區，便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凌辱官吏。茲舉朱見深一代為例，如：「成化初，（寧波）市舶中官福住貪恣。」(90)成化中，兩廣總督朱英與「市舶中官韋眷忤，眷奏劾英專權玩賊……按皆無驗，諭眷協和共事」(91)，而韋眷又「縱賈人通諸番，聚珍寶甚富，請廣南均徭戶六十隸市舶，布政使彭韶爭之，詔給其半。眷又誣布政使陳選，被逮道卒。自是，人莫敢忤眷者」(92)。又如成化二十三年吳廷舉除順德知縣，「市舶中官市葛，以二葛與之，曰『非產也』，中官大怒」(93)。

  甚而至於因貪賄而引起外患來，如：

  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94)

  以上是宦官特務管理稅務的情形，底下再說鹽課。

  監視鹽課

  中國歷史上歷代鹽利歸官領，明初設「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95)，分理鹽政。

  明代統治者對這些各地鹽官也和對各地稅官一樣的不放心，經常派些大臣去提督整治，但對大臣仍不能完全信任，另外又派些宦官特務去監視他們。《明史·食貨志四》：

  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

  後來就索性派宦官會同大臣去共同整治了。

  奏討鹽引

  從《明史·食貨志四》看來，明代中葉鹽法便大壞，考其原因，主要的是：第一奏討鹽利的人太多，所謂「奏討」，便是求皇帝批准一批鹽給他們去販賣。這樣，鹽商自然無法與之競爭。於是，商鹽不行，官鹽也就跟著不行了。第二就是販運私鹽。

  這種奏討販賣除了少數的貴族官僚外，都是宦官特務們幹的。所以鹽法之壞是壞於宦官特務，而統治者卻叫宦官特務去整治鹽法，這真是天大的滑稽了。

  宦官奏討鹽利大概在朱棣時便已開始，《明史·李慶傳》卷一五○：

  （永樂五年）勛貴武臣多令子弟家人行商中鹽，為官民害。

  這裡雖沒有明指出有宦官，但所謂「貴」者，該就是指中貴而言的。

  到朱見深時宦官奏討鹽利的就十分普遍了，如：

  成化二年准太監李崇開中遼東鹽萬引。四年又賜太監陳鉉萬引，潘午萬引（按：每引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96)

  成化四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積有餘鹽五萬九千引，乞令其侄潘貴中納關支。(97)

  （成化十九年）中官梁芳有寵，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上即位之初，太監李棠等乞開中遼東鹽萬引，許之。自是請者日眾。芳前後請兩淮存積余鹽不下數十萬引，皆怙寵輒行……計臣不能執爭，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98)

  而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奏稱：

  勛戚、內官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欽賜黃旗，商旅不行，邊儲虧損，並宜嚴禁。(99)

  販運私鹽

  在明代宦官和錦衣衛特務都販運私鹽。朱祁鈺時「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販私，有司不能詰」(100)。到朱見深時就更為普遍，如：「成化三年，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詔（南京右僉都御史高）明討之……內官鬻私鹽。據法沒入。」(101)可見，那時宦官販私鹽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了。

  宦官們販運私鹽，並不是偷偷摸摸地搬運，而是冠冕堂皇地輸送，甚至命令州縣驛遞或發賣，如果有人盤詰，他們就可以殺死他。如：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南京內官監覃力朋進貢還，有馬快船百艘，多載私鹽，役民夫牽挽。且遍索州縣驛遞得銀五百餘兩，錢帛稱是。至馬甲營，巡檢司申報武城縣，遣典史率入盤詰，力朋乃以其眾拒擊典史，折其齒，射一人殺之，傷者甚眾。(102)

  朱祐樘時特務販運私鹽仍是照舊，其時如有官吏阻止，他們便設法誣陷，如弘治六年盛應期以都水主事出轄濟寧諸閘，「太監李廣家人市私鹽，至濟，畏應期，投鹽水中去。會南京進貢內官誣應期阻薦新船，廣從中構逮應期下詔獄」(103)。還有一次，「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抑賣於民」。為湖廣巡撫徐恪查出，不肯放行。於是「其黨密構於帝，居一歲，中旨改南京工部右侍郎」(104)。其時，乞討鹽引之風仍很盛行，如弘治四年，內官龍綬「請長蘆鹽二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費」(105)。弘治九年，「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淮鹽課二萬引……其後乃命歲予五千引」(106)。

  宦官特務們奏討鹽引與販運私鹽有時候是分不清的，如朱厚照正德元年太監崔杲、王瓚等以督織造，乞鹽萬二千引，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為省徑，若仍給鹽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益……伏望收回成命，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107)但朱厚照還是要全部給予，便特召閣臣劉健、李東陽等至暖閣商議，底下這段問答把「夾帶」情形說得很透徹：

  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乞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戶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健等對曰：「如是已足用矣。」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為朝庭節用耳。」上曰：「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以引鹽與之，不亦兩便？」健等曰：「價銀不若鹽引之費大。」上曰：「何故？」大學士李東陽對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引鹽不行。」(108)

  至於這些特務領到鹽引以後搬運的氣焰，李東陽也和朱厚照說得很痛快：

  此輩一得明旨，即於船首揭黃旗，書「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應酬少誤，即加笞辱。至於鹽商灶戶，雖凌辱萬狀，誰敢訴冤。(109)

  但是朱厚照信任特務是要超過信任李東陽萬倍的，所以特務奏討鹽引仍是有求必應。而特務販運私鹽更是遍於天下了，如：正德初，御史塗禎「巡鹽長蘆，（劉）瑾縱私人中鹽……禎據法裁之」(110)。正德元年「太監高鳳恃寵弄權，交通李榮，引進商人譚景清，固欲買補革退殘鹽」(111)。正德三年，戶科都給事中周金上言：「中官迎佛及監織造者濫乞鹽引，暴橫道路，當罷。」(112)同年，陸震「除泰和知縣，時劉瑾擅政，以逋鹽課責縣民償者，連數百人，震力白之上官，得免」(113)，而御史余珊「巡鹽長蘆，發中官奸利事，為所誣，械繫詔獄」(114)。正德四年，「內官監太監楊鎮齎官銀萬兩，長蘆鹽八千引，往南京易銀買絲織造。乃以其銀私自買鹽，混同裝載，用舟六百艘，沿途脅賂，得銀一萬六千二百兩，家人韋慶等所得銀亦幾千兩。為（劉）瑾內行廠所發，下南京三法司會鞫。獄上，降鎮奉御，南京閒住，慶等發遼東廣寧衛充軍」(115)。正德十年，「司禮太監劉允奉令往烏斯藏迎活佛，給長蘆見鹽一萬引，兩淮正課鹽六萬引，變賣應用」(116)。

  到朱由校時，魏忠賢當政，一手遮天，無論官鹽私鹽，都是他魏家的，所以也就無所謂奏討私販。《明史·食貨志四》說那時「言利者恣搜刮，務增引超掣。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竭澤而漁」。到朱由檢時再想釐正，而明朝也就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