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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的第一部小說叫《蘭貝斯的麗莎》（Liza of Lambeth）。我寄給的第一家出版社就接收了它。有一段時間，費希爾·昂溫（Fisher Unwin）一直在為他的《筆名叢書》（The Pseudonym Series）系列出版大量的短篇小說，吸引了很多讀者的目光。其中就包括約翰·奧利弗·霍布斯（John Oliver Hobbs）的小說。在讀者看來，這些作品富於機智，文筆大膽。它們讓作者獲得了名氣，也確定了這套叢書的聲望。我寫了兩篇短篇故事，我想將其合成一卷，篇幅長短應該適合收錄到這部叢書中，然後把它們寄給了費希爾·昂溫。一段時間過後，他把它們退了回來，並附上一封信，問我有沒有一部寫好的長篇小說可以交給他。這帶給我很大的鼓舞，我隨後立即坐下來創作。我白天在醫院工作，所以只能在晚上寫作。我一般六點回家，讀讀我在蘭貝斯橋拐角買的《星報》（Star），早早吃晚飯，清理好桌子後便開始工作。

  費希爾·昂溫對他的作者們很嚴苛。他利用我的年輕、無經驗、樂於可以出書的心理，就與我簽合同，但直到他賣出很多書後，我才拿到版稅。但他懂得如何推銷他的產品，他把我的小說寄給許多有影響力的人物。此書得到了廣泛的評價，巴茲爾·威爾伯福斯（Basil Wilberforce），後來的威斯敏斯特副主教，還在教堂布道時宣傳了這本書。聖托馬斯醫院的資深產科醫生被這本書深深地打動，還為我提供了一個他手下的小職位。此書出版後，我很快就通過了期末考試。這本書誇張的成功，使我決定放棄醫生這個職業，因此我不明智地拒絕了他的好意。第二版的書一個月內就要求出版，我更確信我以寫作為生計很容易就能賺錢。一年後，我從塞爾維亞回來，就收到了費希爾·昂溫寄來的版稅支票，這讓我有些吃驚。金額足足有20英鎊。如果從書的持續銷售情況來看，那麼這本書依然可讀。這本書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要歸功於我在醫學院的學生工作，可以有幸接觸生活的另一面，而當時的小說家很少探索過生活的這一面。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的《陋巷故事》（Tales of Mean Streets）和《來自傑戈的小孩》（A Child of the Jago）引發公眾開始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我則得益於他在公眾中引發的興趣。

  對於寫作我一無所知。雖然就我這個年紀而言，我已讀了不少書，但我讀書時不懂得辨別，只是貪婪地一本接一本地讀我知道的書，看看裡面都寫了些什麼，雖然我覺得我從中學到了一些東西，但當我決定開始寫作時，我覺得還是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小說和短篇故事對我的影響最大。我十六歲時開始讀他的作品。不管我什麼時候去巴黎，我都要花一下午時間待在奧德翁（Odeon）美術館的長廊里瀏覽那裡的群書。在那裡，莫泊桑的一些書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售價七十五生丁，我買下了這些書。但其他書定價三個半法郎，我還負擔不起，所以我常常把書從書架中取出來，讀到哪算哪。穿著淡灰色工作服的管理員沒有注意到我，當他沒有看過來時，我就翻開標記的那頁，繼續不間斷地讀。因此，我在二十歲以前就設法讀完了莫泊桑的大部分作品。儘管他現在不像以前那樣享有盛名，但必須承認他還是有很多偉大的過人之處。他頭腦清晰，較為直接，具有某種形式感，他還知道怎樣從他必須講述的故事當中獲取最大的戲劇價值。我不禁認為，比起那時影響年輕人的英國小說家，他是一位更值得追隨的大師。在《蘭貝斯的麗莎》里，我沒有添油加醋，也不誇張地描述我在醫院門診部以及作為產科職員在病區遇到的那些人，還有我入戶隨訪，或無所事事閒逛時所遇到的那些打動我的事。我缺乏想像力（因為想像力隨著運用而增長，和大家以為的相反，年輕人的想像力要弱於成年人），這使我只能直截了當地寫下我的所見所聞。我這本書的成功僅因為有一次幸運的機會。它並不意味著我的未來。但這個我還不知道。

  費希爾·昂溫竭力勸我再寫一本更長的關於貧民窟的小說。他說，這不僅能夠符合公眾的口味而且預言它能夠成功，因為我已經打開局面開了頭，這本書會比《蘭貝斯的麗莎》更為成功。但這根本不是我預想的。我有遠大目標。我曾有一種不知哪裡來的感覺，就是你不能追隨成功，你要跨過成功。我從法國人那裡學到，不要太重視區域小說，我一旦寫完了一本關於貧民窟的小說，對這種類型的題材就不再感興趣了，實際上我已經寫完一本不同類型的小說。費希爾·昂溫收到這本小說後肯定會失望。小說的背景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靈感來自我從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中讀到的一個故事。我寫下這本書是因為我讀到了安德魯·朗格（Andrew Lang）關於藝術小說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他講道，歷史小說是年輕作家唯一有希望獲得成功的文體，這一觀點讓我十分信服。因為年輕人沒有足夠的生活經歷去寫當代人的禮儀風俗。歷史卻可以給他提供故事和人物，年輕人血液中浪漫的熱忱賦予他創作這類文體的力量。現在我知道，這很說不通。首先，說年輕作家沒有足夠的知識去寫他的同代人，這不是真的。我並不認為，一個步入晚年生活的人可以比他年少時期對人的了解程度高出多少。一個人的家庭，和他度過大部分童年時光的僕人、學校的老師、其他的男孩女孩——男孩子肯定對這些人了解很多。他直截了當地觀察他們。成年人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向年輕人介紹他們自己，卻不會對成年人這麼做。而且孩子，尤其是男孩，會認真觀察他所處的環境，他所住的房子，鄉村或者是城市的街區，這些細節在他成年以後很難再意識到了，因為大量的過往印象模糊了他的感受力。歷史小說的確需要具有豐富經驗的人來創作出真實的人物，創作素材中的人需要具備不同習俗和觀念，第一眼看上去與我們不同；而重新創造過去不僅需要大量的知識，還需要想像力，但這些似乎很難從年輕人身上找出。我應該說，事實與安德魯·郎格（Andrew Lang）所說的正好相反。小說家應該把歷史小說放到他創作生涯的末期，那時他的思想和他的生活的變遷已經給他帶來關於世界的許多豐富的知識，經過多年對他周圍人個性的探索，他已經獲得了深入洞察人性的直覺，這使得他能夠理解和創造過去年代的故事。我已經寫出我知識範圍內的第一部小說，但受這個不良建議的慫恿，我開始創作一部歷史傳奇。我利用長假期間，在卡普里（Capri）進行創作，我的激情每天早晨六點都會把我喚醒，然後一直創作，直到餓到不得不去吃早餐才停筆。我至少還想在海里度過早晨的餘暇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