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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來，對現實主義的需求，使戲劇放棄了詩歌的點綴，所以，戲劇進行了錯誤的轉向。詩歌有一種特殊的戲劇價值，任何人在觀看拉辛（Racine）或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任何一部偉大作品中措辭激烈的長篇演說時，只要觀察一下自己感受到的興奮和激動，就會明白詩歌的戲劇效果。這種興奮激動是獨立於理智之外的，是源自韻律詞句所帶來的情感力量。但不止於此，詩歌賦予事物傳統的形式，增強了審美效果。詩歌使戲劇達到了白話劇所不可能達到的一種美。無論你有多麼欣賞易卜生的《野鴨》（The Wild Duck）、王爾德的《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或者蕭伯納的《人與超人》（Man and Superman），如果你認為這些戲劇很「美」的話，你都算是濫用了「美」這個詞。但詩歌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把戲劇從清醒的現實中解救出來。它把戲劇放在了另一個層面，使戲劇源於生活卻又與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樣，觀眾就更容易調整自己的感覺狀態，使他們更易於感受到戲劇的獨特魅力。在戲劇這種人為的傳播媒介中，生活不是一種逐字逐句的直譯，而是一種自由的意譯，因此劇作家有足夠的發揮空間，來使他的藝術達到所能達到的最佳效果。因為戲劇是一種假扮的藝術。它追求的不是事實，而是舞台效果。柯勒律治（Coleridge）所寫的那種「自願擱置懷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態度對於戲劇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真實對劇作家的重要性在於它使戲劇更富有趣味，但對劇作家來說，真實只不過是一種逼真。這是他能說服觀眾接受的東西。如果觀眾相信，一個男人得知在別人那裡發現了他妻子的手帕，他就因此懷疑他的妻子，那好，這就是引起他嫉妒的充分理由。如果他們相信，十分鐘之內就能吃完一頓六道菜的大餐，那就好極了，劇作家就可以繼續寫他的劇本了。但是如果無論是動機還是行動，都要求劇作家越來越現實主義，不能快樂或者浪漫地去裝點生活，而只是去複製生活，那他就被奪走了大部分的創作資源。他被迫放棄獨白，因為人們自然不會對自己大聲說話。他不能精簡壓縮事件，以加快劇情的發展，必須使它們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不慌不忙地發生。他必須避免意外和偶然，因為我們知道（在劇院裡）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結果表明，現實主義往往只能產出一些單調乏味的劇本。

  當有聲電影開始出現時，白話劇無力為自己辯護。因為電影可以更有效地表現動作，而動作是戲劇的精髓。銀幕能營造一種人為的效果，就像詩歌曾經給戲劇帶來的那樣，因此戲劇又有了一種不同以往的標準——逼真，只要能夠引發戲劇情境，不大可能的事也是可以接受的。電影帶來了各種各樣新奇、生動的戲劇效果，帶給觀眾刺激和興奮。思想劇作家不得不吞下這顆苦果，因為他們作品的受眾主要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對他們的戲劇不再感興趣，卻會對滑稽鬧劇哄堂大笑，並沉湎於電影畫面的刺激和精彩。當然，事實是知識分子已經屈服於這種舞台劇曾竭力予以擺脫的氛圍，並受到這種假扮藝術的支配，而這種假扮藝術曾讓第一次看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和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的觀眾為之傾倒。

  我一直不願充當先知的角色，把改造同胞們的事留給別人去做，但我不得不陳述我的看法，那就是我為之付出了那麼多心血的白話劇將面臨死亡。那些僅依賴於時代習俗，而非深層次人類需求的次要藝術，只會在人類歷史上做短暫停留。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牧歌曾經是一種流行的音樂娛樂形式，讓作曲家們興奮不已，並產生了複雜的表演流派。但是，當能產生其所追求的更美妙、效果奇特的樂器被發明後，它就衰落沉寂了。同理，白話劇也會遭受相同的命運。也許有人會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所帶給你的情感共鳴和戰慄，是電影銀幕永遠給不了的。還有人會說，絲竹之音永遠無法彌補人類聲音的親密特質。然而，事實證明，它們可以。

  有一件事可以確定，那就是如果舞台劇還有機會生存下去的話，就不要再試著去做那些電影能做得更好的事情了。那些劇作家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他們通過大量的小場景，試圖再現電影的快速動作和各種場景。我想，或許劇作家現在可以明智地回到現代戲劇的本源上來，求助於詩歌、舞蹈、音樂和壯觀的場面，訴諸所有可能的娛樂資源。但我也意識到，電影院以其雄厚的資源，無論在哪方面都可以做得比劇院更好。當然，這種戲劇需要一個同時也是詩人的劇作家。也許現實主義劇作家今天最好的機會，就是致力於迄今為止電影在呈現方面做得還不太成功的事情——動作是內在的而非外在的那種戲，以及機智風趣的喜劇等。銀幕需要有肢體動作。無法轉化成動作的情感，以及訴諸精神層面的幽默，對電影來說，都沒有什麼價值。無論如何，也許在某段時間內，這樣的戲劇也有其自身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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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就喜劇而言，對其現實主義的要求是不必要的。喜劇是一種人造的東西，所以只有自然主義的表象而非現實，才是恰當的。我們必須為了笑而去尋求笑。劇作家現在的目的不是要真實地再現生活（這是一件悲慘的事情），而是諷刺地、有趣地評論生活。不應該讓觀眾問，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嗎？他們應該滿足於笑。在喜劇中，劇作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要求人們「自願擱置懷疑」。因此，當批評家們抱怨一部喜劇時不時地「墮落」成鬧劇時，他們是錯誤的。實踐證明，通過三幕純喜劇來吸引觀眾的注意力是不可能的。因為喜劇吸引的是觀眾的集體心智，而這會漸漸讓人幽默疲勞。鬧劇則吸引的是更強健的器官，即觀眾的肚腸。偉大的喜劇作家，如莎士比亞（Shakespeare）、莫里哀（Moliere）和蕭伯納（Bernard Shaw），從來沒有拒絕滑稽鬧劇。因為來自生活的鮮活血液，供養著喜劇之軀生存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