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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多數年輕作家一樣，我開始寫劇本，因為我認為，把人們說的東西寫在紙上比寫故事要容易得多。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很久以前就說過，設計對白與構思歷險故事相比要容易得多。我翻遍了自己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那些舊筆記本，上面記錄了我腦海中構想的戲劇場景，我發現對白總體上來說比較容易，也更能實現。那些笑話儘管再也無法使我笑出來，但用的是當時人們使用的語言。我憑本能領會了其口語的特徵。但是這種笑話很少，而且也有些粗俗。我的劇本主題都很陰鬱。故事在憂鬱、絕望和死亡中結束。在我第一次去佛羅倫斯的旅途中，隨身帶著《群鬼》（Ghosts），當時我在認真地學習但丁（Dante），為了掌握技巧，同時也作為消遣，我試著把它從德語翻譯成英語。我記得，儘管我對易卜生（Ibsen）十分欽佩，但我還是覺得帕斯特·曼德斯（Pastor Manders）有點無聊。當時，《譚格瑞的續弦夫人》（The Second Mrs.Tanqueray）正在聖詹姆斯劇院（St.James’s Theatre）上演。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裡，我完成了幾部開幕戲，並把它們寄給了不同的經理人。有一兩本再也沒有退還給我，我沒有底稿，所以這些劇本就遺失了。其他的幾個劇本讓我有些氣餒，於是將它們束之高閣，有的還銷毀了。在那時以及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於一個不知名的劇作家來說，創作一部作品要比現在困難得多。由於花費低，劇本上演的周期長，由平內羅（Pinero）和亨利·阿瑟·瓊斯（Henry Arthur Jones）領銜的一小群作家，可以在需要時為主要劇院寫劇本。法國的舞台仍在蓬勃發展，對刪減版的法語劇本進行改編也很受歡迎。從喬治·穆爾（George Moore）的《阿靈福德的罷工》（Strike at Arlingford）在獨立劇院（Independent Theatre）上演這件事來看，我腦子裡有了一個想法，我認為我的劇本唯一可能被出演的機會和方式，就是先為自己贏得小說家的名聲。所以我把戲劇放在一邊，全身心投入到寫小說上。讀者可能會認為，對於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這種有條不紊的工作方式是不適宜的。它所表明的是一種事實上的思想轉變，而不是一種天賜的衝動，要以藝術作品豐富這個世界。當我出版了幾本小說，還有一卷短篇小說集，準備把它們拿去付印時，我才坐下來寫自己的第一部多幕劇劇本。這部戲叫《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我把它寄給了福布斯·羅伯森（Forbes Robertson），當時他是一位很受歡迎的演員，以其藝術品位而聞名。三四個月後，他把劇本退給我，我又寄給了查爾斯·弗羅曼（Charles Frohman），沒想到他也把劇本退了回來。最後我把劇本重新寫了一遍，而此時我又出版了兩本小說，其中一本《克拉多克夫人》（Mrs. Craddock）獲得了巨大成功。我開始被視為一個嚴肅而有前途的小說家。因此，我決定把劇本寄給演劇社（Stage Society）。他們接受了它，委員會成員W. L. 考特尼（W. L. Courtney）非常喜歡它，並交由《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發表。此前他只出版過一個劇本，即克利福德男爵夫人（Mrs. Clifford）的《黑夜的肖像》（The Likeness of the Night），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種莫大的榮譽。

  由於演劇社是當時唯一的演出組織機構，它推出的作品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我的劇本受到評論家們的認真對待，就好像它已經在重要劇院上演多次一般。以克萊門特·斯科特（Clement Scottat）為首的那些老文人對這部戲大肆批判。《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的評論家說，這部劇沒有表現出任何舞台天賦。至於是誰說的我忘記了，但是那些受易卜生（Ibsen）影響的批評家則認為這部作品值得考慮。對於負面評價他們表示同情，並給予我鼓勵。

  我想，我已經向前邁進了一步，從那時起，我以後的路就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但沒過多久我就發現，除了學習了大量的劇本寫作技巧，我一無所獲。我的戲演了兩場之後就再沒戲了。對實驗劇場感興趣的一小群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我寫了合適的劇本，我毫不懷疑演劇社會按時演出。在我為此感到滿足時，發生了一件讓我意想不到的事。在排練期間，我接觸了一些對演劇社感興趣的人，特別是和格蘭維爾·巴克（Granville Barker）探討了一下，他在我的劇本中擔任主角。我發現他們對我的態度很牴觸。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認為高人一等的狹隘。格蘭維爾·巴克很年輕，我當時只有二十八歲，我猜他比我還小一歲。他魅力十足、快樂隨性，身上帶有一種輕佻的優雅。他滿腦子都是別人的想法。但我在他身上察覺到他對生活的恐懼，而且他企圖通過蔑視常人來掩飾這種恐懼。很難找到他不鄙視的東西。他缺乏精神活力。我認為藝術家需要更多的魄力、活力、率直和勇氣，當然還要比旁人吃更多的牛肉。他寫過一部戲，叫《安·利特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Ann Leete）。在我看來，這戲既乏味又做作。我喜歡生活，並且想要享受生活。我想盡我所能從中得到一切。我並不滿足於一小群知識分子對我的欣賞。我對他們的素養表示懷疑，因為我曾去看過一場演劇社莫名其妙上演的一部愚蠢而又平庸的小鬧劇，發現他們都笑得前仰後合。我一點兒也不確定，他們對高水平戲劇的關注是不是裝模作樣。我不想要這樣的觀眾，我要的是廣大的公眾。而且我很窮，如果可以的話，我根本不想住在閣樓上靠麵包皮度日。我發現錢就像第六感，沒有第六感，你就無法充分利用其他五種感覺。

  

  在排演《正人君子》（A Man of Honour）時，我發現第一幕中一些調情的戲謔場面很有趣，於是我決定寫一部喜劇。我決定現在就寫一部。我把它叫作《麵包和魚》（Loaves and Fishes）。主人公是一個世故而又雄心勃勃的牧師，故事講述了他向一個富有的寡婦求婚，用陰謀得到主教的職位，最終他俘獲了一個漂亮女繼承人的芳心。沒有一個經理人會考慮買下它。因為人們認為上演一出嘲笑牧師的戲是不可能受歡迎的。從中我得出結論，我最好的機會是為某位女演員寫一部喜劇，如果她喜歡的話，她會說服一位經理人來試演這部戲。我問自己，什麼樣的角色會吸引女主角呢？很快我便打定主意，於是寫出了《弗雷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但最有影響的一幕，也是後來讓它如此成功的一幕，是女主角為了讓一個年輕的情人醒悟，讓他走進她的化妝室，看到她臉上沒有化妝、頭髮蓬亂的那一幕。在那個遙遠的年代，化妝並不普遍，大多數女人都戴著假頭髮。但沒有一個女演員會同意讓觀眾看到她不施粉黛、披頭散髮的樣子，因此每個看過劇本的經理人都拒絕了這部戲。於是我下定決心要設計一部沒人會拒絕的戲劇。我寫下了《多特夫人》（Mrs.Dot）。然而它的命運和其他劇本一樣。經理人們認為這個劇本太沒分量。他們抱怨說戲裡沒有足夠的動作場面，當時很受歡迎的女演員瑪麗·摩爾小姐（Miss Mary Moore）建議我插入一段入室行竊的戲碼，讓它更精彩。我開始想，我永遠也寫不出這樣一篇讓女主角喜歡到堅持讓其上演的戲劇，所以我開始嘗試去寫關於男人的劇本。於是我寫出了《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

  我一直以為，我在演劇社取得的小小成功，會給經理人們留下一個好的印象。令我難堪的是，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事實上，與演劇社那些人的聯繫，讓他們對我產生一種偏見，他們以為我只能寫些陰鬱且無利可圖的劇本。他們不能說我的喜劇是陰鬱的，但他們隱約地感到戲劇中的不愉快，並深信這些劇本不會叫座盈利。我應該感到絕望，並且放棄讓我的劇本上演的想法，手稿總是被拒使我感到氣餒，但幸運的是，戈爾丁·布萊特（Golding Bright）認為我的劇本很有市場，並把我的手稿一一收下。他把它們交給一個又一個經理人，最後，在1907年，當我寫完六部多幕劇作品時，經過十年的等待，《弗雷德里克夫人》（Lady Frederick）終於在宮廷劇院（Court Theatre）上演。三個月後，《多特夫人》（Mrs. Dot）在喜劇劇院（the Comedy）上演，《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在歌舞劇院（the Vaudeville）上演。6月，路易斯·沃勒（Lewis Waller）在抒情劇院（the Lyric）出演了《探險者》（the Explorer），這是我在寫完《正人君子》（the Man of Honor）後緊接著創作的劇本。我終於得償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