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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然擁有知識分子的那份傲慢，假如像我希望的那樣，我能拋下它，也並非由於我自身的德行或是智慧，只是因為我比其他大部分作家有更多的旅行機會。我很喜歡英國，但在那裡我從來沒有感到過安適自在。面對英國人，我總是很害羞。對我來說，英國是一個我不想對其履行義務的國家，但同時又得對其負有責任，這使我感到煩惱。直到我和祖國之間至少隔了一道英吉利海峽後，我才完全地感到自在。有些幸運的人在自己的思想中找到了自由。與他們相比，我的精神力量相對較弱，但我卻在旅行中找到了自由。當我還在海德堡（Heidelberg）的時候，我設法參觀了德國的許多地方 [在慕尼黑，我看到易卜生（Ibsen）在馬克西米利亞霍夫（Maximilianerhof）喝啤酒，臉上掛著不悅的表情看著報紙]。我還去過瑞士，但我第一次真正的旅行是去義大利，去那的主要原因是我讀了很多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拉斯金（Ruskin）和約翰·阿丁頓·西蒙茲（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書。當時我有六個星期的復活節假期，口袋裡還有二十英鎊。我去了熱那亞（Genoa）和比薩（Pisa），在那裡我長途跋涉，只為了在雪萊（Shelley）曾讀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並寫下關于吉他的詩句的那個松林里坐一會兒。之後我在佛羅倫斯（Florence）待了一個月，住在一位寡婦的家裡。我和她的女兒讀了《煉獄篇》（the Purgatorio），我們手裡拿著拉斯金（Ruskin）的書，奔波數日，遊覽各處名勝。我欣賞拉斯金（Ruskin）讓我欣賞的一切[甚至是喬托（Giotto）那座恐怖的鐘塔]，厭惡地轉身離開一切他所譴責的東西。他從未有過比我更熱情的門徒。之後我去了威尼斯（Venice）、維羅納（Verona）和米蘭（Milan）。回到英國後，我對自己非常滿意，對任何不同意我（和拉斯金）對波堤切利（Botticelli）和貝里尼（Bellini）的看法的人，我都非常鄙視。當時的我二十歲。

  一年後，我又去了義大利，遠至那不勒斯（Naples），發現了卡普里島（Capri）。這是我所見過的最迷人的地方，第二年夏天我在那裡度過了整個假期。卡普里島當時鮮為人知。從海灘到鎮上還沒有纜車。夏天去那裡的人很少，你可以在那裡吃住，那裡提供酒水，住在臥室窗口可以看到維蘇威火山（Vesuvius）的房間，一天只需要四個先令。當時那裡有一位詩人、一位比利時作曲家、我海德堡的朋友布朗、幾位畫家、一位雕塑家（哈佛·托馬斯）（Harvard Thomas）和一位曾在南北戰爭中為南方作戰的美國上校。在上校位於阿納卡普里（Anacapri）的家，又或者是廣場旁邊的莫爾加諾酒館（Morgano’s），我難掩激動地聽著他們談論藝術和美，文學和羅馬史。我看到兩個男人在互相進行言語攻擊，因為他們對埃雷迪亞（Heredia）十四行詩的詩性價值產生了分歧。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藝術，為了藝術而藝術，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東西。只有藝術家才能給這個荒謬的世界賦予意義。政治、商業、學識淵博的職業——從絕對的觀點來看，它們算得了什麼？我的這些朋友（絕對，絕對是每一個朋友）或許會對一首十四行詩的價值，或者是一塊希臘淺浮雕的精美（希臘，我的眼睛！我告訴你這是羅馬的複製品，如果我要告訴你點什麼，那這就是事實）意見相左，但是他們都同意一點，這些藝術作品都燃燒著像寶石一樣耀眼的火焰。我太過於害羞，不敢告訴他們我已經完成了一本小說，另一本小說也已經完成了一半。我也同樣燃燒著像寶石一樣耀眼的火焰，但是他們會把我當作一個只關心解剖屍體、一個會趁他人毫無防備時塞給他最好的朋友一劑灌腸藥的庸人市儈，這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