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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由衷地希望在我年輕的時候，能有一位有見識的人來指導我的閱讀。當我回想我在那些對我毫無益處的書上浪費了大量時間時，我扼腕嘆息。我所得到的些許指點歸功於在海德堡與我同住的年輕人身上。我叫他布朗。當時他二十六歲。離開劍橋後，他取得了律師資格證。他有一些錢，足夠讓他在物價並不太高的日子裡生活下去。他發現法律讓他感到厭惡，決定投身於文學。於是他來海德堡學習德語。從那時起，一直到他去世的四十年裡，我都同他有聯繫。在前二十年，他一直思考當他真正開始寫作時，他會寫些什麼，這使他感到很有趣。剩下的二十年，他同樣自娛地想，如果命運對他再好一些，他本該會寫些什麼。他寫了許多詩。他既沒有想像力，也缺乏激情，他的耳朵也不好。他花了幾年時間翻譯那些柏拉圖（Plato）的對話錄，這些對話錄已經被多次翻譯過了。然而我懷疑，他沒有譯完過任何一個對話，因為他完全沒有意志力。他多愁善感，而且自負。他雖然個子矮，卻很英俊，五官精緻，頭髮捲曲。他有一雙淡藍色的眼睛，臉上總是帶有一種渴望的神情。他看上去就像一個詩人應該有的樣子。作為一個老人，在經歷了充滿憊懶的一生後，他有些禿頂和憔悴，一副苦行僧的樣子，所以你可能會把他當成一個常年熱情而無私地從事研究的學者。他的精神狀態就像是一個哲學家對自己的研究所產生的那種厭倦的懷疑主義——他一直在探索存在的奧秘，卻發現除了虛無之外，別無他物。慢慢地，他把那點微薄的財產揮霍完後，他寧願依靠別人的慷慨施捨來生活也不願去工作，因此他常常入不敷出。他那種骨子裡的自我滿足使他能夠聽任貧窮，漠然地忍受失敗。我想，他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個可惡的騙子。他的一生就像個謊言，但當他臨終的時候——如果他知道他將要離開的話，不過幸好他並不知道——我相信，回顧自己一生，他會認為這一生過得還不錯。他充滿魅力，也沒有嫉妒心，儘管他太自私，從沒給予他人任何好處，但他也並非沒有同情心。他對文學有真正的鑑賞力。我們在海德堡山上散步時，他和我談起了書。他跟我談到了義大利和希臘，實際上他並不了解這兩個國家，但他卻點燃了我的青春和幻想，我開始學習義大利語。

  懷著改宗者的熱情，我接受他所說的一切。他激發了我對某些作品的熱切敬慕，而時間證明，這些作品並沒有那麼令人欽佩，儘管如此，我也不該將此怪罪於他。他來的時候看到我在讀《湯姆·瓊斯》（Tom Jones），那是我從公共圖書館借來的。他告訴我，儘管這些書沒有什麼害處，但我最好還是讀一讀《彷徨中的黛安娜》（Diana of the Crossways）。即使那時他還是柏拉圖主義者，他還是給了我雪萊（Shelley）翻譯的《會飲篇》（Symposium）。他跟我談到了勒南（Renan）、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l Newman）和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他認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有點庸俗。他向我講述了斯溫伯恩（Swinburne）的《詩與謠》（Poems and Ballads）以及莪默·伽亞謨（Omar Khayyam）。他熟知許多優美的四行詩，在散步時背給我聽。此時我常常交織著兩種情緒，一種是對詩行中浪漫的快樂主義的熱情，一種是布朗的背誦讓我感到尷尬。因為他背誦詩文時就像高教會派的助理牧師一樣，拖著長長的語氣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吟誦連禱文（Litany），讓人昏昏欲睡。但是，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有文化的人而不是一個英國俗人，那麼你就必須仰慕這兩位作家——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和喬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我已經準備好去做他要我做的事情了，去實現這個理想的目標。儘管聽起來不可思議，在讀《夏巴特修面》（The Shaving of Shagpat）時我發出陣陣的笑聲。在我看來，這本書簡直太好笑了。然後我一本本地讀喬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的小說。他的小說棒極了，但卻沒有我想像的那麼精彩。我的欽佩之情是假的。我之所以欽佩，是因為這是一個有教養的年輕人應該去做的。我陶醉在自己的熱情之中。我不願聽我內心深處那個喋喋不休抱怨的聲音。現在我知道了這些小說里有很多浮誇的言辭。但奇怪的是，再讀一遍，我依舊能想起我第一次讀時的感受。現在對我而言，它們是豐富多彩的，在陽光明媚的早晨，這些小說對於智力覺醒的我來說，代表著我甜美芬芳的青春夢。因此當我看完梅瑞狄斯的小說，比如《埃文·哈林頓》（Evan Harrington），即使我認為書中的虛偽令人惱怒，它的勢利令人討厭，它的冗長令人忍無可忍，我永遠也不會再讀了，但我的心還是為它融化，依舊認為它是一部偉大的小說。

  另一方面，我在同一時間懷著同樣的興奮讀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時，我卻沒有這種感覺。對我而言，對他並未聲稱擁有的優點，我沒有產生一點愉快的聯想。我覺得他就像阿爾瑪·塔德瑪（Alma Tadema）的畫一樣乏味。奇怪的是，人們竟然會稱讚這篇散文。它像是一潭死水，沒有任何藝術感。就像是技藝拙劣的匠人，精心製作用來裝飾車站餐廳牆壁的馬賽克一般華而不實。佩特（Pater）對周圍生活的態度有點與世隔絕、目空一切、紳士派頭十足的感覺，總之是一種裝腔作勢的樣子，讓我很反感。欣賞藝術應該帶著激情和力量，而不是帶著一種不溫不火的、輕蔑貶抑的優雅，這種不以為然的優雅是因為害怕在公共休息室里遭到學者們的挑剔。但是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是一個軟弱的人，沒有必要嚴厲譴責他。我不喜歡他不是因為他自身，而是因為他是文學界中那些普通而可憎的人物的縮影。這就是對文化十分自負的人。

  文化的價值在於它對品性的影響。除非它能使人的品性變得高貴有力，否則它沒有任何用處。它的作用是終生的。它的目的不是美，而是善。正如我們所知，它常常導致自滿。當學者糾正錯誤的引語時，誰沒有見過他那薄唇上的蔑笑？當鑑賞家在有人稱讚一幅他不喜歡的畫時，誰沒有見過他那痛苦的表情？讀了一千本書比不上耕耘一千塊地。給一幅畫加上正確的描述也不如找出熄火汽車的毛病所在更為實用。每一種情況下，它都是特殊的知識。股票經紀人和工匠都有他們專門的知識。知識分子有一種愚蠢的偏見，即他的知識是唯一有價值的東西。真實、善良和美麗並不是那些上過貴族學校、在圖書館裡埋頭苦讀、經常去博物館的人所特有的。當藝術家屈尊使用他人作品時，他不應有任何藉口。如果他認為他的知識比別人的更重要，那他就是個傻瓜。如果他不能坦然平等地對待他人和自己的知識，那他就是個智障者。因此馬修·阿諾德堅持反對庸俗主義，對文化造成了極大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