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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早就離開學校了。我在預備學校里過得並不快樂，父親去世時，我被送到那裡，因為學校在坎特伯雷（Canterbury），離惠特斯特布爾（Whitstable）只有六英里，我叔叔和監護人是那裡的教區牧師。它是國王學校（King’s School）的附屬學校，國王學校是一座古老的建築物，在我十三歲的時候，就如願按時入學了。我離開低年級時滿心歡喜，因為低年級的老師都是些可怕的惡霸。當疾病迫使我在法國南部度過一個學期時，我很痛苦。我母親和她唯一的妹妹都死於肺結核，當發現我的肺部也受到感染時，我叔叔和嬸嬸很擔心。我被安置在耶爾（Hyeres）的一個家庭教師那裡。回到坎特伯雷（Canterbury）時，我並不怎麼喜歡那裡了。我的朋友交了新朋友。我很孤獨。我被轉入了高年級，由於落了三個月的課，我在班裡有點跟不上。我的班主任老是嘮叨催促我。我勸說叔叔，如果我不去上學，在里維埃拉（Riviera）度過接下來的冬天，那會對我的肺有好處，之後再去德國學習德語對我來說也很有意義。我可以繼續在那裡學習進入劍橋的必學科目。我的叔叔是個軟弱的人，我的理由貌似也有些道理。他不太喜歡我，對此我不能責備他，因為我覺得自己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孩子。但由於那是花費我自己的錢，且花在了教育上，他也很樂意讓我按照自己的選擇去做。我嬸嬸非常贊成我的計劃。她是德國人，身無分文，但出身高貴。她家有一枚盾形紋章，上面有護盾人以及許多四分紋，她為此很是自豪。我曾在別的文章中說過，儘管她是一個窮牧師的妻子，但卻不願去拜訪一位富有銀行家的妻子，這個銀行家因為做生意，就在附近一所房子避暑消夏。是她安排我去海德堡（Heidelberg）的一戶人家，她在慕尼黑（Munich）的親戚那裡聽說過這戶人家。

  但是，當我十八歲從德國回來時，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了非常明確的規劃。我比以前更快樂了。我第一次嘗到了自由，所以我無法再忍受在劍橋里受到的束縛。我覺得自己是個男人，非常渴望立刻開始自己的生活。我覺得沒有時間可以浪費。我叔叔一直希望我能進教堂做牧師，雖然他明知道我說話結巴，沒有比這更不合適的職業了。我告訴他我不會去當牧師，他也以一貫的冷漠態度，接受了我拒絕去劍橋的事。我仍然記得那些關於我該從事何種職業的荒謬討論。有一種建議讓我去當公務員，於是我叔叔就寫信給一個在牛津的老朋友——他在內政部（Home Office）擔任重要職務，徵求他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由於考試制度以及通過考試進入政府部門的人員的階層，現在已沒有位置給一位紳士了，於是問題就解決了。最終的決定是，我應該成為一名醫生。

  我對醫學並不感興趣，但它給了我在倫敦生活的機會，讓我獲得了我渴望的生活體驗。1892年秋我進入聖托馬斯醫院（St Thomas’s Hospital）。我發現頭兩年的課程非常枯燥，除了勉強通過考試外，我對學業沒有更多地關注。我是一個不讓人稱心的學生。但我有自己嚮往的自由。我擁有了自己的居所，在那裡我可以做我自己。我把房子布置得既漂亮又舒適，為此我感到自豪。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以及本應該投入到醫學研究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閱讀和寫作上。我的閱讀很廣博，筆記本上寫滿了關於故事和戲劇的想法、對話的片段，以及對我所讀的內容和我正經歷的各種體驗進行的反思，這種反思是非常直率和坦誠的。我對醫院的生活了解甚少，在那兒結交的朋友也很少，因為我忙於其他事情。但是，兩年後，我在門診部先後做了文員和外科手術助手，逐漸對醫院的工作感興趣了。我開始適時地在病房工作，然後興趣大增，以至於在我給一具高度腐敗的屍體解剖時，染上了膿毒性扁桃體炎，不得不臥床休息，然而我卻迫不及待地重新投入工作。我必須參加一定數量的分娩手術才能獲得執業證書，這就意味著我要去蘭貝斯（Lambeth）的貧民窟，經常去警察不願進入的惡臭場所，但我的醫用黑包足以保護我。我發現這項工作很吸引人，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我夜以繼日地在急診值班，為緊急情況提供急救服務。這讓我疲憊不堪卻極度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