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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讀過的書上說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試圖只使用他非常欽佩的十七世紀作家的句法結構和詞彙。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這樣，倒是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優美而簡潔的法文中缺乏某種活力。但是，如果因為不能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來，就不去說本應該說的，那這種簡潔就是錯誤的。一個人應該以其所處時期的方式寫作。語言是活生生的，不斷變化的。試圖模仿遙遠過去的作家寫作只會導致不自然。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今天的日常用語，儘管我知道它們可能只會流行一時，某些俚語生動又真實，我也會使用它們，儘管我明白可能十年後人們就無法理解它們。如果文體風格具有一種正統的形式，那麼它也會支持某種措辭的謹慎使用，雖然這種措辭可能只有一種地域的和暫時的適合性。我寧願作家庸俗，也不願他們裝腔作勢。生活就是庸俗的，而他們尋求的就是生活本身。我認為，美國作家有許多地方值得英國作家學習，因為美國文學已經擺脫了欽定本《聖經》的專制統治，美國作家也沒有受到先前那些大師的影響，而那些大師的寫作模式卻成為英國文化的一部分。美國作家也許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更直接地運用來自他們生活中的生動語言。最妙之處在於它的直接、活力和動力，使我們對更溫文爾雅的寫作方式充滿倦怠感。這對美國作家來說是一個優勢，他們中的許多人曾一度是記者，他們報紙雜誌的語言比我們的更為犀利、精練、生動。我們今日讀報紙就如同我們的祖先讀《聖經》。也並非無利可圖，因為報紙，特別是通俗報紙，給我們提供了一部分我們不容錯過的經歷。這些素材直接來自牲畜屠宰場，若我們因為那裡混雜著血腥和汗臭就對其嗤之以鼻，那我們就太愚蠢了。即使我們情願，還是不能逃避這種日常散文的影響。但是，同一時期的新聞風格非常相似，可能均為一人之手所寫，一般是客觀且隱去個性的。通過閱讀其他類型的文體來抵消它的影響是一個不錯的辦法。人們只有不斷地接觸離自己不遠的年代的作品，才能做到這一點。這樣，人們才可能用一種標準來檢驗自己的文體風格，也能形成某種理想模式，讓人們用現代的方式朝其他方向努力。就我而言，我發現為達此目的，向赫茲里特（Hazlitt）和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l Newman）兩位作家學習最有裨益。我誰也不想模仿。赫茲里特的修辭過於誇張，有時他的修飾語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哥德式建築一樣過分裝飾。紐曼的語言有點花哨。但他們最好的一面都令人欽佩。時間幾乎沒有改變他們的風格，它幾乎是當代的。赫茲里特生動，令人振奮，精力十足。他有力量，有生氣。他的語言足以使人們感受到他這個人不是那個為世人所知的卑鄙、愛發牢騷、不討人喜歡的人，而是他自己理想中的那個人。（而我們內心深處的人，與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那個人，外表看起來似乎一樣真實，可憐又遲疑。）紐曼有著優雅的特質，有一種時而嬉戲時而嚴肅的音樂性，其詞語優美如林間草地，端莊而清醇。兩人都寫得非常清晰，但都不具有最純粹的品位要求的那種簡潔。我認為在這方面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勝過他們。兩人都能很好地平衡措辭，知道如何寫出賞心悅目的句子。兩人都有極度敏感的聽覺。

  如果有人能夠以今天的寫作方式創作，並融合他們的優點，那麼他就會在創作方面獨占鰲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