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兵 制01

  中國的兵制，約可分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征服之族，全體當兵，被征服之族則否，是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後來戰爭劇烈了，動員的軍隊多，向來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為全體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統一了，不但用不著全體皆兵，即一部分人當兵，亦覺其過剩。偶爾用兵，為顧恤民力起見，多用罪人及降服的異族。因此，人民疏於軍事，遂招致降服的異族的叛亂，是即所謂五胡亂華。而中國在這時代，因亂事時起，地方政府擅權，中央政府不能駕馭，遂發生所謂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亂華的末期，異族漸次和中國同化，人數減少，而戰鬥顧甚劇烈，不得已，乃用漢人為兵。又因財政艱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養。於是又發生一種部分民兵制，是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敗的。府兵之制，因此廢壞。而其時適值邊方多事，遂發生所謂藩鎮之兵。因此引起內亂。內亂之後，藩鎮遍於內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後，竭力集權於中央。中央要有強大的常備軍。又覷①破兵民分業，在經濟上的利益，於是有極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異族，入主中原，在軍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卻東施效顰。其結果，到底因淤滯而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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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期，清亦以異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敗。中葉曾因內亂，一度建立較強大的陸軍。然值時局大變，此項軍隊，應付舊局面則有餘，追隨新時代則不足。對外屢次敗北。而國內的軍紀，卻又久壞。遂釀成晚清以來的內亂。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壓迫，走上一條曠古未有的新途徑。以上用鳥瞰②之法，揭示一個大綱。以下再逐段加以說明。

  第一期的階級制度，看第四、第八兩章，已可明白。從前的人，都說古代是寓兵於農的，寓兵於農，便是兵農合一，井田既廢，兵農始分，這是一個重大的誤解。寓兵於農，乃謂以農器為兵器，說見《六韜·農器篇》。

  古代兵器是銅做的，農器是鐵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才發給（所謂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給正式軍隊用，鄉下保衛團一類的兵，是不能給與的。然敵兵打來，不能真箇制梃③以自衛。所以有如《六韜》之說，教其以某種農器，當某種兵器。古無稱當兵的人為兵的，寓兵於農，如何能釋為兵農合一呢？

  江永《群經補義》中有一段，駁正此說。他舉《管子》的參國伍鄙，參國，即所謂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和高子、國子，各帥五鄉。伍鄙，即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乃所以處農人（所引《管子》，見《小匡篇》）。又引陽虎欲作亂，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見《左傳》定公八年）。以證兵常近國都。其說可謂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大司徒，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則六軍適出六鄉。六鄉之外有六遂，鄭《注》說：遂以軍法如六鄉。其實鄉列出兵法，無田制，遂陳田制，無出兵法，鄭《注》是錯誤的（說本朱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司馬法非周制說》）。六鄉出兵，六遂則否，亦兵在國中之證。這除用征服之族居國，被征服之族居野，無可解釋。

  或謂難道古代各國，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階級嗎？即謂都有此階級，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國，數逾千百，我們略知其情形的，不過十數，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況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黷武之國，即素尚平和之國，亦不得不肆力於軍事組織以相應，既肆力於軍事組織，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雖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軍事領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漸和民眾相離，而與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況戰士必須講守御，要講守御，自不得不居險；而農業，勢不能不向平原發展；有相同的環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況我們所知道的十餘國，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極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為部分民兵制，實無疑義。

  古代之國，其兵數是不甚多的。說古代軍隊組織的，無人不引據《周官》。不過以《周官》之文，在群經中獨為完具罷了。其實《周官》之制，是和他書不合的。

  案：《詩經·魯頌》：「公徒三萬，」則萬人為一軍。《管子·小匡篇》說軍隊組織之法正如此（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一軍）。《白虎通義·三軍篇》說：「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亦以一軍為本萬人。《說文》以四千人為一軍，則據既加二千人後立說。《穀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這個軍字，和師字同義。變換其字面，以免重複，古書有此文法），一師當得二千人。《公羊》隱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稱師，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五百」兩字必後人據《周官》說妄增。然則古文家所說的軍隊組織，較今文家擴充了，人數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說制度，代表較早的時期，古文家說，代表較晚的時期的一證。

  當兵的一部分人，居於山險之地，山險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馬法》所述賦法，都以井田之制為基本，如此，當兵的義務，就擴及全國人了（《司馬法》之說，已見第八章，茲不再引）。《司馬法》以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說：一封當得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一畿當得車萬乘，士十萬人，徒二十萬人。後一說：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④、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外，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有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一畿有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見於《漢書·刑法志》）。若計其人數，則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萬五千，一畿七十五萬。

  《史記·周本紀》說：牧野之戰，紂發卒七十萬人，以拒武王；《孫子·用間篇》說：「內外騷動，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都系本此以立說。《司馬法》之說，固系學者所虛擬，亦必和實際的制度相近。春秋時，各國用兵，最多不過數萬。至戰國時，卻坑降斬級，動以萬計。

  此等記載，必不能全屬子虛，新增的兵，從何處來呢？我們看《左傳》成公二年，記齊頃公鞍戰敗北逃回去的時候，「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可見其時正式的軍隊雖敗於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戰國策》載蘇秦說齊宣王之言，說「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國以危亡隨其後」，可見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調出去，充作正式軍隊了。這是戰國時兵數驟增之由。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全國皆兵的，怕莫此時若了。

  秦漢統一以後，全國皆兵之制，便開始破壞。《漢書·刑法志》說：「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後漢書·光武紀》注引《漢官儀》（建武七年）說：「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講肄課試。」則漢兵制實沿自秦。

  《漢書·高帝紀》《注》引（《漢儀注》二年）說：「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裡。」《昭帝紀》《注》引（如淳說：元鳳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⑤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此為秦漢時人民服兵役及戍邊之制。法雖如此，事實上已不能行。

  晁錯說秦人謫發之制，先發吏有謫及贅婿⑥、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見《漢書》本傳），此即漢世所謂七科謫（見《漢書·武帝紀》天漢四年《注》引張晏說）。二世時，山東兵起，章邯亦將驪山徒免刑以擊之。則用罪人為兵，實不自漢代始。漢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國兵之時多，武帝中年以後，亦多用謫發。此其原因，乃為免得擾動平民起見。

  《賈子書·屬遠篇》說：「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十錢之費弗能致。」此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時代，人民習於戰爭，征戍並非所懼。然路途太遠，曠日持久，則生業盡廢。

  又《史記·貨殖列傳》說，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⑦子錢。則當時從軍的人，所費川資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貸，何況平民？生業盡廢，再重以路途往來之費，人民在經濟上，就不堪負擔了。這是物質上的原因。至於在精神上，小國寡民之時，國與民的利害，較相一致，至國家擴大時，即不能盡然，何況統一之後？

  王恢說戰國時一代國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見《漢書·韓安國傳》）。而秦漢時騷動全國，究竟宣元時匈奴之來朝，還是因其內亂之故，即由於此。在物質方面，人民的生計，不能不加以顧恤；在精神方面，當時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漸廢郡國調發之制，而改用謫發、謫戍了。這在當時，亦有令農民得以專心耕種之益。然合前後而觀之，則人民因此而忘卻當兵的義務，而各地方的武備，也日益空虛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時的利害，有時與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調劑於兩者之間，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壞，形式上是在後漢光武之時的。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官。七年，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自此各郡國遂無所謂兵備了（後來有些緊要的去處，亦復置都尉。又有因亂事臨時設立的。然不是經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強中弱之機，亦於此時開始。

  漢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騎，胡騎，及長水（見《漢書·百官公卿表》。長水，顏師古云：胡名）。其時用兵，亦兼用屬國騎等，然不恃為主要的兵力。後漢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實在是上谷、漁陽的兵、邊兵強而內地弱的機緘⑧，肇見於此。

  安帝以後，羌亂頻仍，涼州一隅，迄未寧靜，該地方的羌、胡，尤強悍好鬥。中國人好鬥的性質，誠不能如此等淺演的降夷，然戰爭本不是單靠野蠻好殺的事。以當時中國之力，謂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絕無此理。五胡亂華的原因，全由於中國的分裂。分裂之世，勢必軍人專權，專權的軍人，初起時或者略有權謀，或則有些獷悍的性質。然到後來，年代積久了，則必入於驕奢淫逸。一驕奢淫逸，則政治紊亂，軍紀腐敗，有較強的外力加以壓迫，即如山崩川潰，不可復止。

  西晉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軍閥擅權的結果，五胡擾亂的原因。五胡亂華之世，是不甚用中國人當兵的（已見第四章）。其時用漢兵的，除非所需兵數太多，異族人數不足，乃調發以充數。如石虎伐燕，苻秦⑨寇晉諸役是。這種軍隊，自然不會有什麼戰鬥力的（軍隊所靠的是訓練。當時的五胡，既不用漢人做主力的軍隊，自然無所謂訓練。《北齊書·高昂傳》說：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見軍隊只重訓練，並非民族本有的強弱）。所以從劉、石倡亂以來，至於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權，始終在異族手裡。這是漢族難於恢復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機會，正多著呢？然則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機北伐？此則仍由軍人專橫，中央權力不能統一之故。試看晉朝東渡以後，荊、揚兩州的相持，宋、齊、梁、陳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爭鬥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強南弱之勢，是從東晉後養成的。三國以前，軍事上的形勢，是北以持重勝，南以剽悍勝。論軍隊素質的佳良，雖南優於北，論社會文明的程度，則北優於南，軍事上勝敗的原因，實在於此。後世論者，以為由於人民風氣的強弱，實在是錯誤的（秦雖並六國，然劉邦起沛，項籍起吳，卒以亡秦，實在是秦亡於楚。所以當時的人，還樂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為應驗。劉項成敗，原因在戰略上，不關民氣強弱，是顯而易見的。吳楚七國之亂，聲勢亦極煊赫，所以終於無成，則因當時天下安定，不容有變，而吳王又不知兵之故。孫策、孫權、周瑜、魯肅、諸葛恪、陸遜、陸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矯然與北方相抗，且有吞併中原之志，而魏亦竟無如之何，均可見南方風氣的強悍）。

  東晉以後，文明的重心，轉移於南，訓卒厲兵，本可於短期間奏恢復之烈。所以終無成功，而南北分裂，竟達於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結果且卒並於北，則全因是時，承襲漢末的餘毒，（一）士大夫衰頹不振。（二）軍人擁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權，全在此等北來的人手中之故。試設想：以孫吳的君臣，移而置之於東晉，究竟北方能否恢復？便可見得。「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無怪杜甫要對呂蒙營而感慨了。經過這長時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勢遂成。而北方當是時，則因長期的戰鬥，而造成一武力重心。

  趙翼《廿二史札記》有一條，說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見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實未曾變。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強悍而人數較多的，只有匈奴、鮮卑。匈奴久據中原之地，其形勢實較鮮卑為佳。但其人太覺凶暴，羯亦然。被冉閔大加殺戮後，其勢遂衰。

  此時北方之地，本來即可平靖。然自東晉以前，虎鬥龍爭，多在今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數省境內。遼寧、熱、察、綏之地，是比較安靜的。鮮卑人休養生息於此，轉覺氣完力厚。當時的鮮卑人，實在是樂於平和生活，不願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兩代，都因要南侵為其下所殺（見《魏書·序紀》）。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強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還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見《魏書·本紀》皇始二年。道武帝這話，已經給史家文飾得很溫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語記錄下來，那便是「你們要回去，我就要把你們全數殺掉。」所以群臣不敢復言了）。

  此時割據中原的異族，既已奄奄待斃，宋武帝又因內部矛盾深刻，不暇經略北方，北方遂為所據。然自孝文帝南遷以前，元魏立國的重心，仍在平城。屬於南方的侵略，僅是發展問題，對於北方的防禦，卻是生死問題，所以要於平城附近設六鎮，以武力為拱衛。南遷以後，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釀成六鎮之亂。因六鎮之亂而造成一個爾朱氏、連高氏、賀拔氏、宇文氏等，一齊帶入中原。龍爭虎鬥者，又歷五六十年，然後統一於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漢族還是異族，近人多有辯論。然民族是論文化的，不是論血統的。近人所辯論的，都是血統問題，在民族鬥爭史上，實在無甚意義。至於隋唐的先世，曾經漸染胡風，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則無可諱言。所以自爾朱氏之起至唐初，實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躍的時代。要到唐貞觀以後，此項文化的色彩，才漸漸淡滅（唐初的隱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還都系帶有胡化色彩的人）。

  五胡亂華的往事，雖然已成過去，然在軍事上，重用異族的風氣，還有存留。試看唐朝用蕃將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論史者多以漢唐並稱。論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較漢朝為尤大。然此乃世運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進步）。若論軍事上的實力，則唐朝何能和漢朝比？漢朝對外的征討，十之八九是發本國兵出去打的，唐朝則多是以夷制夷。這以一時論，亦可使中國的人民減輕負擔，然通全局而觀之，則亦足以養成異族強悍，漢族衰頹之勢。安祿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橫行中原，都由於此。就是宋朝的始終不振，也和這有間接的關係。因為久已柔靡的風氣，不易於短時期中訓練之使其變為強悍。而唐朝府兵的廢壞，亦和其擱置不用，很有關係的。

  府兵之制起於周。籍民為兵，蠲⑩其租調，而令刺史以農隙教練。分為百府，每府以一郎將主之，而分屬於二十四軍（當時以一柱國主二大將，一將軍統二開府，開府各領一軍），其眾合計不滿五萬。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屬於諸衛將軍。唐制，諸府皆稱折衝府。各置折衝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國六百三十四府，在關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為強幹弱枝之計。

  府兵之制：平時耕以自養。戰時調集，命將統之。師還則將上所佩印、兵各還其府。（一）無養兵之費，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業之民，無無家可歸之弊。（三）將帥又不能擁兵自重。這是與藩鎮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較的優點。從前的論者多稱之。但兵不惟其名，當有其實。

  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時，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於唐時征討，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當時的風氣使之，而亦可謂時勢及國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強，在於訓練。主兵者之能勤於訓練，則在預期其軍隊之有用。若時值承平，上下都不以軍事為意，則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訓練自然隨之而廢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廢壞，和唐初時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調發大兵，都有關係。

  高宗、武后時，業已名存實亡。到玄宗時，就竟不能給宿衛了（唐時宿衛之兵，都由諸府調來，按期更換，謂之「番上」。「番」即現在的班字）。時相張說，知其無法整頓，乃請宿衛改用募兵，謂之彍騎11，自此諸府更徒存虛籍了。

  唐初邊兵屯戍的，大的稱軍，小的稱城鎮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統屬軍，城鎮守捉的曰道。道有大總管，後改稱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的，人稱之為節度使。睿宗後遂以為官名。唐初邊兵甚少。武后時，國威陵替。北則突厥，東北則奚、契丹，西南則吐蕃皆跋扈。玄宗時，乃於邊陲置節度使，以事經略。而自東北至西北邊之兵尤強。天下遂成偏重之勢。

  安祿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懷野心，卒釀成天寶之亂。亂後藩鎮遂遍於內地。其中安史餘孽，唐朝不能徹底剷除亦皆授以節度使。諸鎮遂互相結約，以土地傳子孫，不奉朝廷的命令。肅代兩世，皆姑息養癰12。德宗思整頓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13之叛。後雖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問。憲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討平淮西，河北亦聞風自服。然及穆宗時，河北即復叛。自此終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鎮，始終據土自專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餘地方，亦不免時有變亂。且即在平時，朝廷指揮統馭之力，亦總不甚完全。所以肅代以還，已隱伏分裂之勢。至黃巢亂後，遂潰決不可收拾了。然藩鎮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則禁軍之患，尤甚於藩鎮。

  禁軍是唐初從征的兵，無家可歸的。政府給以渭北閒田，留為宿衛，號稱元從禁軍。此本國家施恩之意，並非仗以戰鬥。

  玄宗時破吐蕃，於臨洮之西置神策軍。安史之亂，軍使成如璆遣將衛伯玉率千人入援，屯於陝州。後如璆死，神策軍之地，陷於吐蕃，乃即以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仍屯於陝，而中官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監其軍。伯玉死，軍遂統於朝恩。

  代宗時，吐蕃陷長安，代宗奔陝，朝恩以神策軍扈從還京。其後遂列為禁軍，京西多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歸，懷疑朝臣，以中官統其軍。其時邊兵賞賜甚薄，而神策軍頗為優厚，諸將遂多請遙隸神策軍，軍額擴充至十五萬。中官之勢，遂不可制。

  「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書·僖宗紀》贊語。參看《廿二史札記·唐代宦官之禍》條）。順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誅宦官，但或遭廢殺，或見幽囚。當時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剷除之勢。然在宦官監製之下，朝廷又無從得有兵力（文宗時，鄭注欲奪宦官之兵而敗。昭宗欲自練兵以除宦官而敗）。召外兵，則明知宦官除而政權將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終無人敢為。然相持至於唐末，卒不得不出於此一途。於是宦官盡而唐亦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禍，是歷代多有的，擁兵為患的，卻只有唐朝（後漢末，蹇碩14欲圖握兵，旋為何進所殺）。總之，政權根本之地，不可有擁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過其中之一罷了。

  禁兵把持於內，藩鎮偃蹇15於外，唐朝的政局，終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為五代十國。唐時的節度使，雖不聽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節制其軍隊。軍隊不滿意於節度使，往往譁變而殺之，而別立一人。政府無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運動軍士，殺軍帥而擁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繼的，亦非厚加賞賜，以餌其軍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為通常之局。所謂「地擅於將，將擅於兵」。

  五代十國，惟南平始終稱王，余皆稱帝，然論其實，則仍不過一節度使而已。宋太祖黃袍加身，即系唐時擁立節度使的故事，其餘證據，不必列舉。事勢至此，固非大加整頓不可。所以宋太祖務要削弱藩鎮，而加強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種類有四：曰禁軍，是為中央軍，均屬三衙。曰廂軍，是為地方兵，屬於諸州。曰鄉兵，系民兵，僅保衛本地方，不出戍。曰蕃兵，則系異族團結為兵，而用鄉兵之法的。

  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將廂軍之強者，悉升為禁軍，其留為廂軍者，不甚教閱，僅堪給役而已。鄉兵，蕃兵，本非國家正式的軍隊，可以弗論。所以武力的重心，實在禁軍。全國須戍守的地方，乃遣禁軍更番前往，謂之「番戍」。

  昔人議論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詆毀。甚至以為唐朝的所以強，宋朝的所以弱，即由於藩鎮的存廢。這真是瞽16目之談。唐朝強盛時，何嘗有什麼藩鎮？到玄宗設立藩鎮時，業已因國威陵替，改取守勢了。從前對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須如漢之設度遼將軍、西域都護，唐之設諸都護府，對於降伏的部落，（一）監視其行動，（二）通達其情意，（三）並處理各部族間相互的關係。總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併吞，（二）坐致強大，是為防患未然。

  其設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內，而不在中國境內的，此之謂「守在四夷」。是為上策。經營自己的邊境，已落第二義了。然果其士馬精強，障塞完固，中央的軍令森嚴，邊將亦奉令維謹，尚不失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鎮擅土，則必自下策而入於無策的。因為軍隊最怕的是驕，驕則必不聽命令，不能對外而要內訌；內訌勢必引外力以為助，這是千古一轍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強，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鎮遍於內地，而黃巢橫行南北，如入無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後把他打平；五代時，又因中央和藩鎮的內訌，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鐵一般強，山一般大的證據。藩鎮的為禍為福，可無待於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於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論者亦恆右唐而左宋，這亦是耳食之談。募兵之制，雖有其劣點，然在經濟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天下奸悍無賴之徒，必須有以銷納之，最好是能懲治之，感化之，使改變其性質，此輩在經濟上，即是所謂「無賴」，又其性質，不能勤事生產，欲懲治之、感化之極難。只有營伍之中，規律最為森嚴，或可約束之，使之改變。此輩性行雖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紀律，其戰鬥力，不會較有身家的良民為差，或且較勝。利用養兵之費，銷納其一部分，既可救濟此輩生活上的無賴，而餉項亦不為虛糜。

  假若一個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則其人已經過長期的訓練；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數的性質，必已改變，可以從事於生產，變做一個良民了。以經濟原理論，本來宜於分業，平民出餉以養兵，而於戰陣之事，全不過問，從經濟的立場論，是有益無損的。若謂行募兵之制，則民不知兵，則舉國皆兵，實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禦敵，平民原不須全體當兵。所以說募兵之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當的價值。宋代立法之時，亦自有深意。不過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見罷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於：（一）兵力的逐漸腐敗。（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既不便於指揮統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習地形；又和當地的人民，沒有聯絡。（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費，卻等於三年一次出征。（丁）而其尤大的，則在帶兵的人，利於兵多，（子）既可缺額刻餉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圖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許；每逢水旱偏災，又多以招兵為救荒之策，於是兵數遞增。宋開國之時，不滿二十萬。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萬。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萬。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萬。仁宗時，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萬。後雖稍減，仍有一百一十六萬。

  歐陽修說：「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於不可復加。」養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戰，亦伏危機，何況並不能戰，對遼對夏，都是隱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時，仍驅鄉兵以禦敵呢？當時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顧慮召變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免為民。兵額減至過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擇要地使之屯駐，而置將以統之（以第一、第二為名，全國共九十一將）。安石在軍事上，雖然無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制，則無甚成績，而且有弊端。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連帶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五百家為一都保，設都保正副。家有兩丁的，以其一為保丁。其初日輪若干人儆17盜。後乃教以武藝，籍為民兵。民兵成績，新黨亦頗自詡（如《宋史》載章惇18之言，謂「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趨赴，馬上藝事，往往勝諸軍」之類）。

  然據《宋史》所載司馬光、王岩叟的奏疏，則其（一）有名無實，以及（二）保正長巡檢使等的誅求，真是暗無天日。我們不敢說新黨的話全屬子虛，然這怕是少數，其大多數，一定如舊黨所說的。因為此等行政上的弊竇，隨處可以發現。

  民兵之制，必要的條件有二：（一）為強敵壓迫於外。如此，舉國上下，才有憂勤惕厲19的精神，民雖勞而不怨。（二）則行政上的監督，必須嚴密。官吏及保伍之長，才不敢倚勢虐民。當時這兩個條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於利。

  至於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說：「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20。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這原和《孟子》「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連坐，才使之互相稽查。前者為社會上固有的組織，後者則政治上之所要求。此惟亂時可以行之。在平時，則犯大惡者（如謀反叛逆之類），非極其秘密，即徒黨眾多，聲勢浩大（如江湖豪俠之類）；或其人特別兇悍，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紳之類），必非人民所能檢舉。若使之檢舉小惡，則徒破壞社會倫理，而為官吏開敲詐之門，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創此法後，歷代都只於亂時用以清除奸宄，在平時總是有名無實，或並其名而無之的（伍保之法，歷代法律上本來都有，並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變。自此募兵之數減少。元祐時，舊黨執政，民兵之制又廢。然募兵之額，亦迄未恢復。徽宗時，更利其缺額，封樁其餉，以充上供，於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陝西為著名多兵之地，种師道將以入援，僅得一萬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結果至於如此，豈非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