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選 舉01

  國家，因為要達其目的，設立許多機關，這許多機關，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這些機關的人，用何法取得呢？這便是選舉問題。

  選舉是和世襲對立的。按世襲之法，倘一個位置出缺，便有一個合法繼承的人，不容加以選擇。選舉之法則不然，它是毫無限制，可以任有選舉權者，選舉最適宜的人去擔任的。這是就純粹的選舉和世襲說；亦有從兩方面說，都不很純粹的，如雖可選擇，仍限於某一些人之內之類是。但即使是不純粹的選舉，也總比純粹的世襲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國兩漢時代的歷史，和羅馬相比較，他說：凡羅馬衰亡的原因，中國都有的。卻有一件事，為中國所有，羅馬所無，那便是選舉。觀此，便知選舉制度關係之重大了。

  選舉制度，在三代以前，是與世襲並行的。俞正燮①《癸巳類稿》，有一篇《鄉興賢能論》，說得最好，他說：古代的選舉，是限於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這是什麼理由呢？第四章已經說過：原始的政治，總是民主的，到後來，專制政治才漸漸興起，如其一個國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組成的，高級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專制政治既興，掌握政權的人，也就漸漸地和群眾離開了。所以選舉僅限於士以下。

  士以下的選舉乃係古代部族，專制政治尚未興起時的制度，留遺下來的。其遺蹟略見於《周官》。據《周官》所載：凡是鄉大夫的屬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藝之責。三年大比，則舉出其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於王。」《周官》說：此之謂使民興賢，入使治之；使民興能，出使長之。俞正燮說：入使治之，是用為鄉吏（即比閭族黨之長，見上章）；出使長之，是用為伍長，這是不錯的。比閭族黨等，當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組織，其首領，都是由大眾公舉的。

  專制政體興起後，只是把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加於其上，而於此等團體固有的組織，並未加以破壞，所以其首領還是出於公舉的，不過專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當的參預干涉罷了（如雖由地方公舉，然仍須獻賢能之書於王）。

  

  在封建政體的初期，上級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較優良，但到後來，就漸漸地腐化了。由於上級的腐化和下級的進步（參看第四章），主持國政者，為求政治整飭起見，不得不逐漸引用下級分子，鄉間的賢能，漸有升用於朝廷的機會，那便是《禮記·王制》所說的制度。

  據《王制》說：是鄉論秀士，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於學，則稱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官指各種機關，謂分別其材能，適宜於在何種機關中辦事），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然後因其材而用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也是司馬的屬官。

  《禮記·射義》說：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以中之多少，定得與於祭與否，可見射宮即在太廟之中。

  古代規制簡陋，全國之中，只有一所講究的屋子，謂之明堂。也就是宗廟，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宮殿，而亦即是其講學的學校，到後來，這許多機關才逐漸分離，而成為各別的建築（詳見第十五章）。

  合觀《周官》《王制》《射義》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貢士，是專講武藝的。到後來，文治漸漸興起，於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於一途（所以司馬要辨論官才，此時的司馬，乃以武職兼司選舉，並非以武事做選舉的標準了）。此為選舉之逐漸擴大，亦即世襲之漸被侵蝕。

  到戰國之世，世變益亟，腐敗的貴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貴族，其地位，是與君主相逼的，起於孤寒之士則不然，君主要整頓政治，擴充自己的權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懷抱利器，欲奮志於功名的。又有蒿目時艱，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於塗炭的。於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擊貴族，貴族中較有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選舉之局益盛，世襲之制愈微。然這時候，游士還是要靠上級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傑起而亡秦，則政權全入下級社會之手，更無所謂貴族和游士的對立了。此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廿二史札記》有此一條，可參看），在此情勢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門第，世襲之局，乃於此告終。

  漢以後，選舉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徵召：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請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禮等很恭敬的手續。

  （二）辟舉：漢世相府等機關，僚屬多由自用，謂之辟。所辟的人，並無一定的資格，做過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薦舉：其途甚廣。做官的人，對於自己手下的屬員，或雖未試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薦舉。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麼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書薦舉的，並可上書求自試。此等在法律上都毫無制限，不過事實上甚少罷了。

  （四）吏員：此系先在各機關中服務，或因法律的規定，或由長官的保薦，由吏而變做官的。各機關中的吏，照法律上講，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壞，是各時代不同的。大體古代優而後世劣。

  （五）任子：做到某級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薦他的兒子，得一個出身，在漢世謂之任子（亦可推及孫、弟、兄弟之子孫等）。任的本義為保，但其實不過是一種恩典罷了，被保者設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負何等責任的。任在後世謂之蔭。明以後，又有蔭子入監之例。即使其入國子監讀書。國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學無術的人濫竽充選，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入監讀書，徒有其名罷了。

  （六）專門技術人員：此等人員，其遷轉，是限於一途的。其技術，或由自習而國家擢用，或即在本機關中養成。如天文、曆法、醫學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即是）。

  （七）捐納：這即是出錢買官做。古書中或稱此為貲選，其實是不對的。貲選見《漢書·景帝本紀》後二年，乃因怕吏的貪贓，假定有錢的人，總要少貪些，於是限定有家資若干，乃得為吏。這只是為吏的一個條件，與出錢買官做，全然無涉。又爵只是一個空名，所以賣爵也不能算做賣官的。暗中的賣官鬻爵，只是腐敗的政治，並非法律所許，亦不能算做選舉的一途（歷代賣官之事見後）。

  以上都是入官之途。但就歷代立法者的意思看起來，這些都只能得通常之才，其希望得非常之才的，則還在：

  （八）學校。

  （九）科舉。學校別於科舉。科舉又可分為（甲）鄉貢，（乙）制科。鄉貢是導源於漢代的郡國選舉的。以人口為比例，由守相歲舉若干人。制科，則漢代往往下詔，標出一個科名，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類，令內外官吏薦舉（何等官吏，有選舉之權，亦無一定，由詔書臨時指定），其科目並無限制。舉行與否，亦無一定。到唐代，才特立制科之名。

  漢代的用人，是比較沒有什麼階級之見的。唐柳芳論氏族，所謂「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見《唐書·柳沖傳》），但是（一）貴族的勢力，本來潛伏著；（二）而是時的選舉，弊竇又甚多，遂至激成九品中正之制，使貴族在選舉上，氣焰復張。這時候選舉上的弊竇如何呢？

  自其表面言之，則（甲）如貴人的請託。如《後漢書·種暠②傳》說：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令，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便可見當時風紀之壞。然（乙）貴人的請託，實緣於士人的奔走。看《潛夫論》（《務本》《論榮》《賢難》《考績》《本政》《潛嘆》《實貢》《交際》等篇）、《申鑒》（《時事》）、《中論》（《考偽》《譴交》）、《抱朴子》（《審舉》《交際》《名實》《漢過》）諸書可知。

  漢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徵辟，或被郡縣署用，或由公卿郡國舉薦，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於是或矯激以立名；或則結為徒黨，互相標榜，奔走運動。因其徒黨眾多，亦自成為一種勢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懼怕他，在積極方面，又結交之以謀進取。於是有荒廢了政事，去酬應他們的。又有豐其飲食居處，厚其送迎，以敷衍他們的，官方因之大壞。究之人多缺少，奔走運動的人，還是有得有不得。有些人，因為白首無成，反把家資耗廢了，無顏回家，遂至客死於外。這實在不成事體，實有制止他們在外浮游的必要。又因當時的選舉，是注重品行的，而品行必須在本鄉才看的出，於是舉士必由鄉里，而九品中正之制以生。

  九品中正之制，起於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群。於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依據品行，將所管人物，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這是因歷來論人，重視鄉評，所以政治上有此措置。但（一）鄉評的所謂好人，乃社會上的好人，只須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則兼須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個個都能秉公，他所以為好的人，也未必宜於政治。（二）何況做中正的人，未必都能公正，（甲）徇愛憎，（乙）快恩仇，（丙）懾勢，（丁）畏禍等弊，不免繼之而起呢？其結果，就釀成晉初劉毅所說的，「惟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以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因為世族是地方上有勢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於寒門，則是自安於卑賤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緊。這是以本地人公開批評本地的人物，勢必如此而後已的。

  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種壞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開皇年間才罷。前後歷三百四五十年。這制度，是門閥階級造成的，而其維持門閥階級之力亦極大，因為有此制度後，無論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世族和寒門的進用，都絕對不同了（如後魏之制，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又如蔡興宗守會稽郡，舉孔仲智子為望計，賈原平子為望孝。仲智高門，原平一邦至行，遂與相敵，當時亦以為異數）。九品中正之制既廢，科舉就漸漸的興起了。科舉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較公平的，切實的，這是人人所承認的，為什麼興起如此之晚呢？

  用人的條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數到學識。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事實上也無人懷疑。考試之所覘③，只是學識。這不是說才德可以不論，不過明知才德無從考校，與其因才德之無從考校，並其學識的試驗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學識而試驗之，到底還有幾分把握罷了。這種見解，是要積相當經驗，才會有的。所以考試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會興盛。

  考試之制，其起源是頗遠的。西漢以前本無所謂考試（晁錯、董仲舒等的對策，乃係以其人為有學問而請教之，並非疑其意存冒濫，加以考試。所以策否並無一定；一策意有未盡，可以至於再策三策，說見《文獻通考》）。直至東漢順帝之世，郡國所舉的人，實在太不成話了。左雄為尚書令，乃建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試箋奏」（家法，指所習的經學言），史稱自是牧守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就可見得考試的效驗了。但是自此以後，其法未曾認真推行。歷魏晉南北朝至隋，仍以不試為原則。

  科舉之制興於唐。其科目甚多（秀才系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後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科，均見《唐書·選舉志》），常行的為明經和進士。進士科是始於隋的，其起源，歷史記載不甚清楚。據楊綰說：其初尚系試策，不知什麼時候，改試了詩賦。到唐朝，此科的聲光大好。這是社會上崇尚文辭的風氣所造成的。唐時，進士科雖亦兼試經義及策，然所重的是詩賦。明經所重的是帖經，墨義。詩賦固然與政治無涉，經學在政治上，有用與否，自今日觀之，亦成疑問。這話對從前的人，自然是無從說起，但像帖經墨義所考的只是記誦（帖經、墨義之式，略見《文獻通考》。其意，帖經是責人默寫經文，墨義則責人默寫傳注，和今學校中專責背誦教科書的考試法一般），其無用，即在當日，亦是顯而易見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異的考試法呢？這是因為把科舉看做掄才大典，換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還是宋以後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罷了。所以當時的進士，雖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則所取的人並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時所取進士，不過二三十人，仍須應吏部釋褐試④，或被人薦舉，方得入官；授官亦不過丞尉；見《日知錄·中式額數》、《出身授官》兩條）。可見科舉初興，不過沿前代之法而漸變，並非有什麼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間了。所以所試的不過是詩賦和帖經墨義。帖經墨義所試，大約是當時治經的成法，詩賦疑沿自隋朝。隋煬帝本好辭華，所設的進士科，或者不過是後漢靈帝的鴻都門學之類（聚集一班會做辭賦和寫字的人，其中並有流品極雜的，見《後漢書》本紀及《蔡邕傳》）。進士科的進而為掄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雜流，後來變成清要一樣。這是制度本身的變化，不能執後事以論其初制的。科舉所試之物，雖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則確是進步而可紀念的。

  唐制，願應舉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州縣先試之，而後送省（尚書省）。初由戶部「集閱」，考功員外郎試之。玄宗開元時，因考功員外郎望輕，士子不服，乃移其事於禮部。宋太祖時，知貢舉的人，有以不公被訴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複試。自此省試之外，又有殿試。前此的郡國選舉，其權全操於選舉之人。明明有被選舉之才，而選舉不之及，其人固無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制興，則凡來投牒者，即使都為州縣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試，而於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縣所私愛的人，苟無應試的能力，即雖欲舉之而不得。操選舉之權者，大受限制，被選舉之權，即因此而擴大。

  此後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雲；有權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賜。所以說其制度是大可紀念的。考試的規則逐漸加嚴，亦是助成選舉制度的公平的。唐時，考官和士子交通，還在所不禁。考官採取聲譽，士子托人游揚，或竟自懷所作文字投謁，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後，規則逐漸加嚴，禁懷挾⑤和糊名易書等制度，逐漸興起。明清繼之，考試關防，日益嚴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祿之途，應試者和試之者，都要作弊，事實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說的，均系鄉貢之制。至於制科，則由天子親策，其科目系隨時標出。舉行與否，亦無一定。

  對於科舉的重視，宋甚於唐，所以改革之聲，亦至宋而後起。

  科舉之弊有二：（一）學非所用。（二）所試者系一日之短長。從經驗上證明：無學者亦可弋獲⑥，真有學問者，或反見遺。對於第一弊，只須改變其所試之物即可。對於第二弊，則非兼重學校不行。不然，一個來應試的人，究曾從事於學問與否，是無從調查的。仁宗時范仲淹的改革，便針對著這兩種弊竇：（一）罷帖經、墨義，而將詩賦策論通考為去取（唐朝的進士，亦兼試帖經及策，明經亦兼試策，但人之才力有限。總只能專精一門，所以閱卷者亦只注重一種，其餘的都不過敷衍了事。明清時代，應科舉的人，只會做四書文，亦由於此）。（二）限定應試的人，必須在學三百日，曾經應試的人一百日。他的辦法，很受時人反對，罷相未幾其法即廢。到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罷諸科，獨存進士。這是因社會上的風氣，重進士而輕諸科起的。（二）進士罷試詩賦，改試論、策。其帖經、墨義，則改試大義（帖經專責記誦，大義是要說明義理，可以發抒意見的）。（三）別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業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張學校養士的，所以整頓太學，立三舍之法，以次遞升。升至上捨生，則可免發解及禮部試，特賜之第。

  熙寧貢舉法，亦為舊黨所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詩賦聲病易曉，策論汗漫難知，因此看卷子難了。這本不成理由。詩賦既是無用之學，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們又有如蘇軾之說，謂以學問論，經義、策、論，似乎較詩賦為有用。以實際論，則詩賦與策、論、經義，同為無用。得人與否，全看君相有無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舉等，根本無甚關係，不過不能不有此一法罷了。這話也是不對的。科舉誠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過說這是取士的一法，並沒有說有此一法之後，任用時之衡鑑，任用後之考課，都可置諸不論。況且國家取士之途，別種都是注重經驗的；或雖注重學識，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學校、科舉，是培養、拔擢有學識的人的常法。有學識的人，固然未必就能辦事，然辦事需用學識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應付人事，單靠學識無用，決定政策等，則全靠學識）。

  「人必先知其所事者為何事，然後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學識和道德，亦有相當的關係。衡鑑之明，固然端賴君相，然君相決不能向全國人中，漫無標準，像淘沙般去覓取。終必先有一法，就全體之中，取出一部分人來，再於其中施以簡擇。此就全體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舉是注重學識的，如何能視之過輕？

  經義、策、論，固亦不過紙上空談，然其與做官所需要的學識關係的疏密，豈能視之與詩賦同等？所以舊黨的議論，其實是不通的。然在當時，既成為一種勢力，即不能禁其不抬頭。於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寧之法復廢。熙寧貢舉之法雖廢，舊法卻亦不能回復了。因為考試是從前讀書人的出身之路，所試非其所習，習科舉之業的人，是要反對的。熙寧變法時，反對者之多，其理由實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復舊法時，又有一班只習於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對了。於是折衷其間，分進士為詩賦、經義兩科。南宋以後，遂成定製。連遼、金的制度，也受其影響（金詩賦、經義之外，又有律科。詩賦、經義稱進士，律科稱舉人。又有女真進士科，則但試策論，系金世宗所立。遼、金科目，均須經過鄉，府，省三試。省試由禮部主持，即明清的會試。元、明、清三代，都只有會試和本省的鄉試）。

  近代科舉之法，起於元而成於明。元代的科舉，分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為兩榜。蒙古、色目人考兩場：首場經義，次場策論。漢人、南人考三場：首場經義，次場古賦和詔、誥、表，三場策論。這是（一）把經義、詩賦，並做一科了。（二）而諸經皆以宋人之說為主以及（三）鄉會試所試相同，亦皆為明清所沿襲。

  明制：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論判，又於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策。

  清制：首場試四書義及詩一首，次場試五經義，三場亦試策。

  明清所試經義，其體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聖賢立言。（二）其文體系逐段相對，謂之八股[八股文體的性質，盡於此二語：（一）即文中的話不算自己所說，而算代聖賢說一篇較詳盡的話。（二）則歷來所謂對偶文字，系逐句相對，而此則系逐段相對，所以其體裁系特別的。又八股文長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長不能過七百字，短不能不滿三百字。此等規則，雖亦小有出入，但原則上是始終遵守的。因有（一）之條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後世事，這是清代學者，疏於史事的一個原因]。其式為明太祖及劉基所定，故亦謂之制義。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競鶩⑦新奇的（科舉名額有定，而應試者多。如清末，江南鄉試，連副貢取不滿二百人，而應試者數逾兩萬。限於一定的題目，在幾篇文字內，有學問者亦無所見其長。於是有將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動試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頗有）。

  明清時代科舉之弊，在於士子只會做幾篇四書義，其餘全是敷衍了事，等於不試。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於立法的未善。因為人之能力，總是有限的，一個人不過懂得一門兩門。所以歷代考試之法，無不分科，就其所習而試之。經義詩賦的分科，就等於唐朝的明經進士。這兩者，本來不易兼通。而自元以來，並兩者為一。三場所試的策，絕無範圍。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若要實事求是，可說是無人能應。天下事，責人以其所不能為者，人將並其所能為者而亦不為，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明清科舉致弊之源，即在於此。

  宋代改革科舉之意，是廢詩賦而存經義策論，這個辦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學校及科舉並用之意，到明朝，卻在形式上辦到。明制，是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的（府州縣學生應科舉，是先須經過督學使者的試驗的，謂之科考。科考錄取的人，才得應鄉試。但後來，除文字違式者外，大抵是無不錄取的。非學生，明代間取一二，謂之「充場儒士」，其數極少）。所以《明史》謂其「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按科舉所試，僅系一日之短長，故在事實上，並無學問，而年少氣盛，善於作應試文字者，往往反易弋獲，真有學問者反難。學校所授，無論如何淺近，苟使認真教學，學生終必在校肄習⑧幾年，必不能如科舉之一時弋取。但課試等事，極易徒有其名，學問之事，亦即有名無實。畢業實畢年限之弊，實自古有之，並不自今日始。使兩者相輔而行，確係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過事實的。

  入學校應科舉的人，其意既在於利祿，則學問僅系工具（所以從前應舉的人，稱應舉所作文字為敲門磚），利祿才是目的。目的的達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舉與學校並行，年少氣盛的人，亦必願應科舉而不願入學校。（二）況且應試所費，並來往程途計之，遠者亦不過數月，平時仍可自謀生活。學校則不能然。所以士之貧者，亦能應科舉而不能入學校。（三）何況學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舉之美呢，職是故，明朝行學校儲材以待科舉之制後，就釀成這樣的狀況：（一）國子監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舉之美，則士之衰老無大志者都歸之。（二）府州縣學，既並無出身；住在學校里，又學不到什麼，人家又何苦而來「坐學」？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祿為目的的。志既在於得祿，照經濟學的原理講，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無礙於利祿，何苦而定要教人？於是府州縣學，就全然有名無實了。明初對於國子監，看得極為隆重。所以後來雖然腐敗，總還維持著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幾乎和府州縣學一樣了。

  制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志》可知）。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復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