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階 級01

  古代部族之間，互相爭鬥；勝者把敗者作為俘虜，使之從事於勞役，是為奴隸；其但收取其賦稅的，則為農奴。古代奴婢之數，似乎並不甚多（見下）。最嚴重的問題，倒在征服者和農奴之間。

  國人和野人，這兩個名詞，我們在古書上遇見時，似不覺其間有何嚴重的區別。其實兩者之間，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關係的。不過其時代較早，古書上的遺蹟，不甚顯著，所以我們看起來，不覺得其嚴重罷了。

  所謂國人，其初當系征服之族，擇中央山險之地，築城而居。野人則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從事於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險之處。國內行畦田，國外行井田。（二）國人充任正式軍隊，野人則否。上章所講大詢於眾庶之法，限於鄉大夫之屬。鄉是王城以外之地，鄉人即所謂國人。厲王的被逐，《國語》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則參與國政，和起而為反抗舉動的，都是國人。若野人，則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頌德，襁①負而歸之；有行暴政之君，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在可能範圍之內逃亡而已。所以一個國家，其初立國的基本，實在是靠國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國人和野人之間，其初當有一個很嚴的界限；彼此之間，還當有很深的仇恨。後來此等界限，如何消滅？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約因：（一）距離戰爭的年代遠了，舊事漸被遺忘。（二）國人移居於野，野人亦有移居於國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②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經濟上國人富裕而野人貧窮；又都邑多為工商及往來之人所聚會，在交通上，國人頻繁而野人閉塞。所以國人的性質較文，野人的性質較質。然到後來，各地方逐漸發達，其性質，亦變而相近了。再到後來，（四）選舉的權利。（五）兵役的義務，亦漸擴充推廣，而及於野人，則國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無甚區別，其畛域就全化除了。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區別，可說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於職業上的區別，則已帶著經濟上的原因了。

  古代職業的區別，是為士、農、工、商。士是戰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稱，可見古代的用人，專在戰士中拔擢。至於工商，則專從事於生業。充當戰士的人，雖不能全不務農，但有種專務耕種的農民，卻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鄉和工商之鄉（見《小匡篇》）。《左傳》宣公十二年說，楚國之法，「荊屍而舉（荊屍，該是一種組織軍隊的法令），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有些人誤以為古代是全國皆兵，實在是錯誤的。士和卿大夫，本來該沒有多大的區別，因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權和軍權，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論什麼職業，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說：「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當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間，自然生出嚴重的區別來，農、工、商更不必說了。此等階級，如何破壞呢？

  

  其在經濟上，要維持此等階級，必須能維持嚴密的職業組織。如欲使農之子恆為農，則井田制度，必須維持。欲使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則工官和公家對於商業的管理規則，亦必須維持。然到後來，這種制度，都破壞了。農人要種田，你沒有田給他種，豈能不許他從事別種職業？工官制度破壞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給民用，民間有從事製造的人，你豈能禁止他？尤其是經濟進步，交換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間買賣的人，又豈能加以禁止？私產制度既興，獲利的機會無限，人之趨利，如水就下，舊制度都成為新發展的障礙了，古代由社會制定的職業組織，如何能不破壞呢？

  在政治上：則因（一）貴族的驕淫矜誇，自趨滅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參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間，互相爭奪，敗國亡家之事，史不絕書。一國敗，則與此諸侯有關之人，都夷為平民。一家亡，則與此大夫有關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階級，並未像喀斯德（caste）這樣的嚴峻，彼此不許通婚。譬如《左傳》定公九年，載齊侯攻晉夷儀，有一個戰士，喚作敝無存，他的父親，要替他娶親，他就辭謝，說：「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齊國的兩個世卿之家）可見貴族與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會地位的變動，自然也容易了。這都是古代階級所以漸次破壞的原因。

  奴隸的起源，由於以異族為俘虜。《周官》五隸：曰罪隸，曰蠻隸，曰閩隸，曰夷隸，曰貉隸。似乎後四者為異族，前一者為罪人。然罪人是後起的。當初本只以異族為奴隸，後來本族有罪的人，亦將他貶入異族群內，當他異族看待，才有以罪人為奴隸的事。

  經學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屏諸四夷，不及以政。」（謂不使之當徭役。見《禮記·王制》）；古文家言，則「墨者使守門，劓③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④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盡棄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說的制度較早，初期的奴隸，多數是異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穀梁》襄公二十九年：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⑤）。不但如此，社會學家言：氏族時代的人，不慣和同族爭鬥，鎮壓本部族之職，有時不肯做，寧願讓異族人做的。《周官》蠻、閩、夷、貉⑥四隸，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之厲禁正是這個道理。這亦足以證明奴隸源出於異族。

  女子為奴隸的謂之婢。《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李《注》引韋昭云：「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⑦。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可見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賤的界限，實亦不甚嚴峻。但一方面有脫離奴籍的奴隸，一方面又有淪為奴隸的平民，所以奴婢終不能盡絕。這是關係整個社會制度的了。

  奴隸的免除，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法令。《左傳》襄公三十二年，晉國的大夫欒盈造反。欒氏有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有一個奴隸，喚作斐豹的，和執政范宣子說道：「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歡道：你殺掉他，「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斐豹大約是因犯罪而為奴隸，丹書就是寫他的罪狀的。一種是以財贖。《呂氏春秋·察微篇》說：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者，贖之者取金於府。」這大約是俘虜一類。後世奴隸的免除，也不外乎這兩種方法。

  以上是封建時代的事。封建社會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優勢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亦占優勝。到資本主義時代，就大不然了。

  《漢書·貨殖列傳》說：「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⑧、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又說：後來自諸侯大夫至於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⑨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貨有餘。」（谷貨，猶言食貨。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來，則包括一切直接供給消費之物。貨和化是一語。把這樣東西，變成那樣，就是交換的行為。所以貨是指一切商品）於是「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余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唅粟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仆隸，猶無慍色。」這幾句話，最可代表從封建時代到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

  封建社會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奪。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奪，則人人的生命財產，俱不可保。這未免太危險。所以社會逐漸進步，武力掠奪之事，總不能不懸為厲禁。到這時代，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就要看他願否。於是有錢就是有權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於狡猾慳吝的守財奴之前了。這是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源。

  平心而論：資本主義的慘酷，乃是積重以後的事。當其初興之時，較之武力主義，公平多了，溫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所以能取武力主義而代之，其根源即在於此。然前此社會的規則，都是根據武力優勝主義制定的，不是根據富力優勝主義制定的。武力優勝主義，固然也是階級的偏私，且較富力優勝主義為更惡。然而人們（一）誰肯放棄其階級的偏私？（二）即有少數大公無我的人，亦不免為偏見所蔽，視其階級之利益，即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以其階級的主張，即為社會全體的公道；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所以資本主義的新秩序，把封建社會的舊眼光看起來，是很不入眼的；總想盡力打倒他，把舊秩序回復。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紛華。」（《史記》本傳）就是代表這種見解，想把富與貴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復到富與貴相一致的時代的。然而這如何辦得到呢？封建時代，統治者階級的精神，最緊要的有兩種：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維持其治者階級的地位的原因。在當時原非幸致。然而這種精神，也不是從天降，從地出；或者如觀念論者所說，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總是隨著環境變遷的。假使人而不能隨著環境變遷，則亦不能制馭環境，而為萬物之靈了。

  在封建主義全盛時，統治階級因其靠武力得來的地位的優勝，不但衣食無憂，且其生活，總較被治的人為優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講到武勇，則因前此及其當時，他們的生命，是靠體力維持的（取之於自然界者如田獵。取之於人者，則為戰爭和掠奪），自能養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奪，懸為厲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較治者為優裕；人類維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體力取之於自然界，或奪之於團體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剝削團體以內的人；則環境大變了。統治階級的精神，如何能不隨之轉變呢？於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當時，中堅階層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為兩派：近乎文者則為儒，近乎武者則為俠。古書多以儒俠並稱，亦以儒墨並稱，可見墨即是俠。儒和俠，不是孔墨所創造的兩種團體，倒是孔墨就社會上固有的兩種階級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當日，何嘗不想把這兩個階級振興起來，使之成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儒者只成為「貪飲食，惰作務」之徒（見《墨子·非儒篇》）。俠者則成為「盜跖之居民間者」（《史記·遊俠列傳》）。

  質而言之，儒者都是現在志在衣食，大些則志在富貴的讀書人。俠者則成為現在上海所謂白相人了。我們不否認，有少數不是這樣的人，然而少數總只是少數。這其原理，因為在生物學上，人，大多數總是中庸的，而特別的好，和特別的壞，同為反常的現象。所以我們贊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數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贊成認現社會的制度為天經地義，責成人在現制度之下做好人，陳義雖高，終成夢想。直到漢代，想維持此等階級精神，以為國家社會的中堅的，還不乏其人。試看賈誼《陳政事疏》所說聖人有金城之義，董仲舒對策說食祿之家不該與民爭利一段（均見《漢書》本傳），便可見其大概。

  確實，漢朝亦還有此種人。如蓋寬饒，「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兒子步行戍邊，專務舉發在位者的弊竇，又好犯顏直諫，這確是文臣的好模範。又如李廣，終身除射箭外無他嗜好，絕不言利，而於封侯之賞，卻看得很重。廣為衛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兒子敢，因此射傷衛青，又給霍去病殺掉，漢武帝都因其為外戚之故而為之諱，然李廣的孫兒子陵，仍願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見《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這真是一個武士的好模範。還有那奮不顧身，立功絕域的傅介子、常惠、陳湯、班超等，亦都是這一種人。然而滔滔者終於不可挽了。

  在漢代，此等人已如鳳毛麟角，魏晉以後，遂絕跡不可復見。豈無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時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質出現了。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復燃。後人談起這種封建時代的精神來，總覺得不勝惋惜。然而無足惜也。這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當時文臣的見解，已不免於偏狹。武人則更其要不得。

  譬如李廣，因閒居之時，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於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與他為難，還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個好尉），到再起時，就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這算什麼行為？他做隴西太守時，詐殺降羌⑩八百餘人，豈非武士的恥辱？至於一班出使外國之徒，利於所帶的物品，可以乾沒；還好帶私貨推銷；因此爭求奉使。到出使之後，又有許多粗魯的行為，訛詐的舉動，以致為國生事，引起兵端（見《史記·大宛列傳》），這真是所謂浪人，真是要不得的東西。中國幸而這種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還不止五胡之亂。

  封建時代的精神過去了。社會階級，遂全依貧富而分。當時所謂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晁錯《貴粟疏》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11，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見法律全然退處於無權了。

  因資本的跋扈，奴婢之數，遂大為增加。中國古代，雖有奴婢，似乎並不靠他做生產的主力。因為這時候，土地尚未私有，舊有的土地，都屬於農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稅，強征其勞力（即役），奪農民的土地為己有，而使奴隸從事於耕種，那是不會有這件事的（因為如此，於經濟只有不利。所以雖有淫暴之君，亦只會棄田以為苑囿。到暴力一過去，苑囿就又變做田了）。大規模的墾荒，或使奴隸從事於別種生產事業，那時候也不會有。其時的奴隸，只是在家庭中，以給使令，或從事於消費品的製造（如使女奴舂米，釀酒等），經濟的力量所限，其勢自不能甚多。

  到資本主義興起後，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原來的農奴，都隨著土地，變成地主的奴隸。王莽行王田之制，稱奴隸為「私屬」，和田地都不得買賣。若非向來可以買賣，何必有此法令呢？這該是秦漢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虜、罪人兩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經濟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農奴既變為奴隸，從事於大規模的墾荒的，自然可以購買奴隸，使其從事耕作。（三）還可以使之從事於別種事業。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閒收取桀黠12奴，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所以又說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數就無制限了。

  此時的奴婢，大抵是因貧窮而鬻13賣的。因貧窮而賣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萬章上篇》就有人說：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漢代，則賈誼說當時之民，歲惡不入，就要「請爵賣子」，成為經常的現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貧窮之故而賣身，和古代出於俘虜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國家理應制止及救濟。然當時的國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為利。如漢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的增秩。其時行算緡14之法，遣使就郡國治隱匿不報的人的罪，沒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機關，使之從事於生產事業（見《史記·平準書》）。像漢武帝這種舉動，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從事於生產事業者，必不限於漢武帝之世，則可推想而知，奴隸遂成為此時官私生產的要角了。漢末大亂，奴婢之數，更行增多。

  後漢光武一朝，用法令強迫釋放奴婢很多（均見《後漢書》本紀）。然亦不過救一時之弊，終不能絕其根株。歷代救濟奴隸之法：（一）對於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對於私奴婢則（甲）以法令強迫釋放；（乙）官出資財，替他贖身；（丙）勒令以買直為傭資，計算做工的時期，足滿工資之數，便把他放免。雖有此法，亦不過去其太甚而已。

  用外國人做奴婢，後世還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於俘虜，而亦出於鬻賣。《漢書·西南夷列傳》和《貨殖列傳》，都有所謂「僰15僮」，就是當時的商人，把他當做商品販賣的。《北史·四裔傳》亦說：當時的人，多買獠人做奴僕。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

  梁武帝時，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隨近州鎮，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賤隸。這在後世，卻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財力困窘，政治又毫無規模，才會有之。至於販賣，卻是通常現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緣邊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為奴婢；就可見海陸兩道，都有販賣外國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種，中國謂之崑崙。唐代小說中，多有崑崙奴的記載，更和歐洲人的販賣黑奴相像。然中國人亦有自賣或被賣做外國人的奴隸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詔陝西緣邊諸郡：先因歲飢，貧民以男女賣與戎人，官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詔自今掠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至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16（均見《文獻通考》），就是其事。

  後漢末年，天下大亂，又發生所謂「部曲」的一個階級。

  「部曲」二字，本是軍隊中一個組織的名稱（《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喪亂之際，人民無家可歸，屬於將帥的兵士，沒有戰事的時候，還是跟著他生活。或者受他豢養或者替他工作。事實上遂發生隸屬的狀態。用其力以生產，在經濟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時候，將帥也要招人以為部曲了（《三國志·李典傳》說，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就是戰時的部曲，平時仍屬於將帥之證。《衛覬傳》說：覬鎮關中時，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關中的，諸將多引為部曲，就是雖不招兵之時，將帥亦招人為部曲之證）。平民因沒有資本，或者需要保護，一時應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賴關係，已成過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視，一時不能回復，遂成為另一階級。

  「部曲」的女子，謂之「客女」。歷代法律上，奴婢傷害良人，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重。良人傷害奴婢，則罪較平民互相傷害為輕。其「部曲」、「客女」，傷害平民的罪，較平民加重，較奴婢減輕；平民傷害「部曲」、「客女」的，亦較傷害奴婢加重，較其互相傷害減輕。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於良賤之間的。歷魏、晉、南北朝至唐、宋，都有這一階級。

  使平民在某種程度以內，隸屬於他人，亦由來甚久。《商君書·竟內篇》說：「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為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有爵者不當差徭，在自己家裡的時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有爵者替公家當差徭時，庶子亦跟著他出去。這即是《荀子·議兵篇》所說秦人五甲首而隸五家之制。

  秦爵二十級（見《漢書·百官公卿表》）。級級都可乞人為役，則人民之互相隸屬者甚多，所以魯仲連要說秦人「虜使其民」了。晉武帝平吳以後，王公以下，都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調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漢世封君食邑戶的遺法，其身份仍為良民。遼時有所謂二稅戶，把良民賜給僧寺，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金世宗時免之），亦是為此。此等使人對人直接徵收，法律上雖限於某程度以下的物質或勞力，然久之，總易發生廣泛的隸屬關係，不如由國家徵收，再行給與之為得。

  封建時代的階級，亦是相沿很久的，豈有一廢除即鏟滅淨盡之理？所以魏晉以後，又有所謂門閥的階級。魏晉以後的門閥，舊時的議論，都把九品中正制度（見第七章），看做他很重要的原因，這是錯誤的。世界上哪有這種短時間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會風尚之理？

  又有說：這是由於五胡亂華，衣冠之族，以血統與異族混淆為恥，所以有這風尚的。這也不對。當時的區別，明明注重於本族士庶之間。況且五胡亂華，至少在西晉的末年，聲勢才浩大的，而劉毅在晉初，已經說當時中正的品評，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了。可見門閥之制，並非起源於魏晉之世。

  然則其緣起安在呢？論門閥制度的話，要算唐朝的柳芳，說得最為明白（見《唐書·柳沖傳》）。據他的說法：則七國以前，封建時代的貴族，在秦漢之世，仍為強家。因為漢高祖起於徒步，用人不論家世，所以終兩漢之世，他們在政治上，不占特別的勢力。然其在社會上，勢力仍在。到魏晉以後，政治上的勢力和社會上的勢力合流，門閥制度，就漸漸固定了。這話是對的。當時政治上扶植門閥制度的，就是所謂九品中正（見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