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衰落——巢入京後以至失敗01

  巢居京二年又四月，舉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謂從此走入下陂之途，諒無大誤。昔人言，日中則昃，盛極則衰，二者實不可以相況也；日月運行為自然之規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為社會變化性，合群眾力量，可使之適應而轉移。物必有腐，能推陳出新，則不至於全腐，巢之失敗，自是人事不濟，無可諱言。

  於時，前龐勛部諸葛爽領代北兵馬駐櫟陽，來降，巢授為河陽節度1，又河中留後王重榮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擊之，大敗，失糧仗四十餘船2。

  中和元年（八八一），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攻鄧州。三月三日（辛亥），克之，遂命鎮守，以扼荊、襄。巢先遣將王暉召鳳翔節度鄭畋，畋斬暉，乃使林言、尚讓、王璠率眾五萬攻鳳翔，欺畋文人，不設備，陷於伏，畋軍追擊至岐山之龍尾陂，損失萬計3。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眾無所歸，畋乘勝收集殘餘，與涇原節度程宗楚、秦州節度仇公遇等結盟，（據《舊·畋傳》檄文）移檄反抗。邠寧將王玫據邠州應義師，巢即以為節度4，旋被別將朱玫所殺，復附於唐。於是反動軍隊雲集畿輔，北面則唐弘夫以涇原之師屯渭北，易定（即義武）王處存屯渭橋，東面有河中王重榮屯沙苑（同州），西面有鄜延節度李孝章、夏州節度拓拔思恭屯武功5，邠寧朱玫屯興平，鄭畋屯盩厔，義軍已處於三面包圍之危險形勢，諸葛爽亦以河陽叛6。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興平、咸陽（在興平東）再勝7，直逼京師。五日（壬午），巢潛軍東出，伏灞上8，宗楚、弘夫、處存等軍入京9，士無部伍，分占第宅，競掠貨財、妓妾，巢詗知其無備，十日（丁亥），分門復入，大敗官軍，殺宗楚、弘夫10，軍勢復振，處存率殘部還營11。十三日（庚寅），又敗思恭、孝章於三橋12，部眾上巢尊號曰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軍，下令洗城，凡丁壯皆殺之。唯時，東南外圍不知長安確息，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岩皆棄城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岩使還商州。

  五月，忠武監軍楊復光將忠武等兵八千人敗朱溫，復取鄧州，追溫至藍橋（在藍田關南），昭義節度高潯13又合重榮取華州，於是南路同感威脅。六月十五日（辛卯），王璠圍興平，朱玫退屯奉天14。七月，孝章、思恭進壁東渭橋，遣朱溫拒之15。八月，巢將李詳敗高潯於石橋，復取華州16，即授詳華州刺史，潯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尚讓、朱溫敗孝章等於東渭橋17，十一月一日（乙巳），孟楷又進襲之於富平，孝章、思恭各引還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二月一日（甲戌），朱溫再取同州18，以溫為刺史19。維時京畿百姓皆砦於山谷，耕耘荒廢，義師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斗三十千，屑樹皮充食，或以金玉買人於官軍，每口直數十萬20，山砦避亂者多為諸軍所執賣。《秦婦吟》云：「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長安革命軍之處勢，至是幾同於瓮中之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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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唐朝為都統鄭畋去歲被大將李昌言逼走，高駢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鐸為都都統21，從新部署其攻圍隊伍；鐸自將山南、劍南軍屯靈感祠，重榮、處存屯渭北，孝章（保大軍）、思恭（定難軍）屯渭橋，朱玫屯興平，復光領忠武軍屯武功22。巢號令所行，不出同、華，義軍內部，開始崩潰，潼關守將成令瓖首率眾四萬人、馬軍七千騎擘隊奔逃，南投高駢23。

  五月，圍奉天節度齊克儉於興平24。六月，尚讓攻河中，破重榮於河上，遂拔郃陽（今同名），進攻宜君砦25。七月，攻武功26。

  義軍內部裂痕，至朱溫降唐而益著。時唐河中軍糧艘三十，道出夏陽（今韓城），溫劫取之，重榮率眾三萬來援，溫懼，鑿沈其舟。河中軍悉眾來圍，溫數請濟師，知右軍事孟楷抑不報，九月十七日（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27，帥大將胡真、謝瞳28舉同州降重榮，唐授為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29，賜名全忠，李詳素與溫善，巢遣人殺之，使其弟鄴代為刺史30，十一月，詳舊部王遇等逐鄴，以華州降唐，唐授王遇為華州刺史31。

  仙芝遇沙陀而慘敗於江陵，巢遇沙陀而慘敗於長安，前後如出一轍，江陵之敗，註定仙芝的末路。「鴉軍至矣32，當避其鋒」，（語見《通鑑》）義師既患內餒，分當先謀自處之道；況同、華失守，左翼洞開，敵人有隨時渡河的可能，如度無力阻止，則應姑避其鋒，此稍諳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無感覺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監軍陳景思言於唐，請招沙陀李國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東，與節度鄭從讜交惡，轉掠諸州，事經年余，畿輔部隊與義師相持，無敢力戰，楊復光等再提前議，說王鐸召克用，一面諭從讜示意。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騎33，經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陽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正月，破巢弟黃揆軍，二日（己巳）進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再進至乾坑34，林言、尚讓、趙璋等率眾十萬，與克用戰於成店，大敗，死者數萬，被追至良天坡35，惟王璠、黃揆乘隙取華州。廿七日（甲子），克用圍華，塹柵以環之36，三月六日（壬申），尚讓引兵往援，敗於零口37，廿七日（癸巳），克用拔華州，揆率眾出走38。四月四日（庚子），沙陀、忠武、河中、義成、義武等軍合趨長安，義師拒戰於渭橋，大敗而還39。先是，義師發兵三萬扼藍田道，陰作退走計，八日（甲辰），巢率部出藍田七盤路，入商山東走40，克用自光泰門先入41，諸軍大肆虜掠。

  五月，前鋒孟楷攻蔡州，節度秦宗權降42。楷移兵攻陳州，刺史趙犨逆戰，生斬楷，巢怒，六月，悉眾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43，為持久之計，旁略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等州。於是感化時溥、宣武朱溫相繼為陳助44，犨又求援於克用，唐廷亦詔克用出兵。（見《舊·紀》）時關東仍歲大飢，木皮革根皆盡，至俘人為食。十一月，宗權圍許州。十二月，溫敗巢軍於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轄）。中和四年（八八四）二月，克用出師援陳許45，為河陽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移軍自蒲陝濟河，東下洛陽、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次汝州46。時尚讓屯太康（陳州北），黃鄴屯西華（陳州西），稍積芻粟（《舊·紀》），廿九日（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華，卅日（庚申），讓、鄴皆走，退保郾城47，巢本人亦解圍，退軍故陽里（陳州城北），革命軍圍陳，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巢引兵西北趣汴州48，七日（丁卯），次尉氏49，八日（戊辰），至中牟北王滿渡，半濟汴，沙陀奄至50，殺傷萬餘，義師大潰；尚讓率部萬人歸時溥，別將楊能、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等降朱溫51。巢挾殘眾，逾汴而北，九日（己巳），又被克用追敗於封丘，獲巢之幼子，巢東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克用仍緊追不捨，過胙城、匡城（均屬滑州），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馬乏而還52。巢眾散入兗、鄆界。二十日（庚辰），溥遣李師悅、陳景瑜等追巢53，六月，鄆州節度朱瑄破之於合鄉（地屬滕縣），十五日（甲辰），師悅等又敗之於萊蕪縣北54。十七日（丙午），巢行至泰山狼虎谷55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囑林言斬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斬巢兄弟鄴、揆等七人首56，並巢妻子將詣時溥，遇太原、博野軍，並殺言。巢自起義至亡，計先後十年57。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問何故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即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一段故事，司馬光引自張（左青右彡）《錦里耆舊傳》，其答辭當然經過文飾，然義烈之氣，已活躍紙上。巢一門群從，胥以革命犧牲，更有此從容就義之女子，是值得大書特書者。巢之從子浩，巢死後率眾七千，游擊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九〇一）始為湘陰惡霸所刺殺雲58。

  巢自仙芝死後，獨樹一幟，領導革命，從滑、濮南下，而淮南，而兩浙，而閩，而粵，再經桂、湘，入江陵，順流而下，至於贛、皖，閱時僅兩年，走過唐代十道的七道（河東、隴右、劍南除外），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肅、四川、雲、貴除外），行一個萬里以上象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領未嘗作過如此大冒險，即近而太平天國，專就此一點而論，亦未能與之媲美。當革命隊伍進行時候，曾預備循浙海以達福州，曾穿越長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數千條轉運大栰，技術是如何優長，精神是如何無畏。方其從汝州推進，僅及一月，便踏平兩京，進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關，「白旗滿野，不見其際」，「舉軍大呼，聲振河華」，軍容是如何壯整。「自淮已北，整眾而行，不剽貨財」，入東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視為「草賊」之隊伍，本極不容易博得如此稱譽，而尚幸有少許公論，流露於歷史行間，我相信巢所領導之革命隊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頌之事跡而弗克傳今者。

  關於革命軍之政令，獲得材料無多，只如在廣州布告，「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到長安時，「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無非禁止貪污，維持紀律，鎮壓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應做之事。

  史籍上屢次說巢擬降唐，此許是處緊急關頭暫謀緩兵之計，論史者分應原情略跡；《續寶運錄》曾稱巢「並所賜官告並卻付（仇）公度」，（《考異》二四引）方是真情之表現。

  總而言之，巢性堅定，有忍耐，富於冒險精神，不肯屈服妥協，終於為革命事業而光榮犧牲，惟具此優良品質，故能領導群眾，達於十年。

  然而巢終至失敗，任何事業之失敗，必自有其原因。現在所見記載，都屬外間作品，未嘗有局中人揭露其內幕，論列時少不免犯隔靴搔癢之病，今姑結合片段材料，試作表面批判，以供討究。

  第一失著在入長安後，不立作斬草除根之計，此點前文已經指出。朱溫移唐祚之未嘗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其羽翼，溫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卻能抓緊重點。

  第二失著在物質引誘，革命變質，結果使到隊伍沾染城市之腐化，減低作戰之士氣，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眾之反感。原夫純潔隊伍，是極為難辦之事，何況於中古時代統領數十萬大軍，《新·傳》所稱「賊酋擇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破壞紀律，總或不免。浸漬於享樂者日深，斯奮鬥之雄心銳減，尚讓以萬人而倒戈，林言以獻首而冀免，即最為密切之夥伴，亦已不知革命與反革命兩無並存59，此皆入城腐化之惡果也。關中轉粟為李唐二百多年之艱巨問題，夫豈毫無所知，今無論江淮非巢有，潼關以東未打通，甚而長安一隅，亦經常處於三面包圍之劣勢，縱使太倉少有儲積，焉能久支。馴至關輔百姓，餓死溝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懸，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眾之反感，勢所必然，《史話》云：「但農民軍沒有抓緊這一個勝利的時機，展開軍事的進攻，還是苟安在長安拖延歲月，集結幾十萬武裝，來困守著一個京城，外面又沒有糧餉的接濟，即使敵人不進攻，曠日持久，也會自行崩潰的」60；其批判良自不誤，然猶未也。黃河流域是唐代節鎮布置最密之區，亦即反動軍隊最為集中之地，彼輩雖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卻肯為自己爭地盤，試看黃巢移向江淮，勢如破竹，回到北陸，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參透。關中有同釜底，當日環境條件，斷非適應於義師指揮作戰之地，既見情景不同，即應跳出重圍，避實就虛，別謀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溫等內部崩潰，更須移師整肅，以固本根，今乃臨到鴉兒軍將至、伯有相驚之際，始狼狽以去，此無他，對繁華誘惑戀戀不捨，沉醉於帝皇將相之錯誤觀念有以使之也。《舊·傳》稱巢攻陳州時，為營象宮闕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變質；《史話》翻謂其採取機動戰略而後安全退出長安61，吾斯未之信。

  第三失著在盲目打擊，結果不僅不能分化敵人，且促使敵人之合以謀我。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乃萬劫不磨之格言，長安退出，無論有無計劃，形式上總是表現失敗，為欲挽回頹喪之士氣，必須奪取別一較為安全之據點以休養生息，再振軍心，今據《舊·紀》言，孟楷攻陳，刺史趙犨臨陣斬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眾攻陳，是負氣之行動也。陳處潁水中游，本四通八達之區，無險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棄去，斯亦可矣，乃環攻逾十個月62，非特不培養士氣，又從而挫抑之，頓兵堅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臥困長安之覆轍，何也？《史話》云：「……收降了淮蔡節度使秦宗權的一枝勁兵。這時如果能長徵到江南富庶之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很可以重新儲備革命力量的」63；我以為尚可補充者，高駢坐擁淮南，毛羽自惜，且與浙西周寶不協（參《筆耕集》一一），兩浙復相惡（浙東劉漢宏，參《吳越備史》一），誠能利用其分化，何難觀釁以待時；不此之圖，而乃爭勝於意氣之間，此是何等蠢笨行動。複次，唐末方鎮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種情勢，則新敗之後，自不應多樹敵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陳州，軍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時溥傳》云：「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舊書》一八二）是即盲目攻擊而樹敵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著在無能靈活運用其戰略。閒嘗謂巢前半期之成功，由於流動作戰，後半期之失敗，由於不流動作戰；然非謂必流動而後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適應與否。蓋革命軍初起之際，根據薄弱，自須采我之長，攻人之短，及夫聲勢浩大，差能立足，又須略謀變通。當其未入長安之前，所過之郡，不下數十，未聞揀選較形勝之雄鎮，派重兵駐守，作為後方老本營。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長安餘二年，陳州幾一年，然此兩地又非當日適於久據之區也。失敗最足以消磨志氣，唯無老本營，故東出藍田，流離失所，一敗塗地，未始無因。抑義師所畏者沙陀騎軍，騎軍利平原不利山澤，誠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暫無發展，要可保全實力，如黃浩之游擊湖湘多年。顧竟不能擺脫鄉土觀念，敵從北來而我偏向北沖，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智未免出項羽之下矣。

  第五失著在不能組成立場較穩之基本幹部。常言孤掌難鳴，革命偌大事業，非可以由個人或少數人包辦，必須挑選及訓練一班緩急可恃之人材，臨到危難之時，方不至樹倒猢猻散。巢奔走革命，將近十年，可能接觸之人，實非少數，然部下初未聞有如何杰出，足以繼承大業，大抵多貪圖富貴，可勝而不可敗（如同州刺史王溥等）。最先有秦彥、畢師鐸、許勍、李罕之等降高駢，其次朱溫降王重榮，而降朱溫者又有李唐賓、葛從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難之尚讓，亦以汴水失敗而倒戈，此後「巢愈猜忿，屢殺大將」，（《新·傳》）悔無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門殉難，而窮途相逼者還是尚讓部下，質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識拔及栽培幹部之失也64。

  注釋：

  1.爽之降巢《舊·紀》在中和元年八月，當誤（見《殿本考證》），今從《新·紀》及《通鑑》。《史話》云：「當時方鎮大使先後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軍留後周岌，河中軍留後王重榮，感化軍留後時溥，平盧軍留後王敬武，河陽軍節度使諸葛爽。」（二二九頁）按爽之河陽節度，系巢所授，（《舊書》一八二）非以河陽來降，《新·紀》實創其誤，《玉泉子》稱，「黃巢入洛，（鄧廠）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所謂「巢寇又來」，即爽受巢命而來也。周岌其時已正授節度，非復「留後」（見《通鑑》），時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為留後，王敬武又遲至二年九月（此據《新·紀》及《通鑑》，唯《舊·紀》系敬武留後於元年十月），時溥更無降附革命軍之事跡，《史話》所敘，殊欠分明。

  2.此據《通鑑》。《舊書》一八二《重榮傳》：「既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眾，大敗之……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鑑》，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舊·傳》所記「元年夏」，系指授官時言之。

  3.龍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舊·傳》《新·紀》及《舊·鄭畋傳》系此役於二月，《舊·紀》《通鑑》在三月，蓋其事亘二、三兩月也。領兵者《舊·紀》《新·傳》著林言、尚讓，《舊·畋傳》及《通鑑》無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鑑》此處作王播），《舊·傳》只稱尚讓。「斬馘萬計」見《舊·畋傳》，《通鑑》作「斬首二萬餘級」。又《舊·傳》中和二年有「二月，涇原大將唐弘夫大敗賊將林言於興平，俘斬萬計」一段，實元年事之誤編，只看其後接敘王處存一段，應屬於元年（參下頁注9），弘夫亦死於元年，便可比較知之，惟地點在興平小異，當是四月進逼京師前之另一戰役，應與《新·紀》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黃巢戰於咸陽，敗之」之一段相當。

  4.《新·紀》二月下稱「邠寧將王玫陷邠州」，似王玫為起義之唐將，巢因而授以節度；《通鑑》四月下謂「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恐未確。

  5.《舊·紀》，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訛孝恭，廣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紀》作孝章； 《新·傳》則孝章、孝昌並見（《新·党項傳》亦作孝昌），《通鑑》作孝昌。又《舊·傳》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殿本考證》謂「鄜延下當脫『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6.《史話》云：「感化軍節度使時溥、河陽軍節度使諸葛爽都先後叛歸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頁）按溥未嘗降巢，見前文注1，且溥八月才自為留後，三、四月時尚是牙將，尤征《史話》之無稽。

  7.《新·傳》云：「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鑑考異》辨之云：「《舊·紀》《舊·傳》《新·傳》皆雲弘夫敗在二年二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按《舊·紀》二年書弘夫勝，處存敗，《舊·傳》亦只言二年處存敗，《考異》所辨，尚欠分明。關於興平或咸陽之役，已引見前文注3。

  8.《舊·紀》稱「賊偽遁去」，《新·傳》稱「巢竊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是巢為有意空城以誘官軍；《通鑑》最初只言「黃巢帥眾東走」，未免掩蓋當時真相。

  9.宗楚、弘夫入京，只見《新·紀》《新·傳》及《通鑑》，《新·傳》《通鑑》兼及處存，《新·傳》更增邠軍（朱玫）。《舊·紀》《舊·傳》誤將處存事編入二年（前文注3），《舊·傳》云：「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按《通鑑》五月始稱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楊復光，《舊·傳》所稱「忠武之師」，是否先時援京所留下，來歷不明，故從闕疑。《通鑑》敘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話》引文漏「恐」字，又誤讀「分其功不報」為句，「鳳翔、鄜夏」連下「軍士」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處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潰不成軍」之誤解（二三三頁）。按鳳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並未參預入京之役，故三日後（庚寅）得與巢軍戰於土橋也。

  10.此據《新·紀》及《通鑑》；《新·傳》只謂害弘夫，故後來王鐸出總師干時，再見「程宗楚營京右」之記載。

  11.處存原駐渭橋，還營者還渭橋也；沙苑是重榮屯地，此次並未參與入京，則渭橋、沙苑兩地恐未收復。《史話》云：「收復了渭北、渭橋、興平、沙苑幾個軍事據點。」（二三三頁）殊有言過其實之處，參本頁注12。

  12.《新》二二一上《党項傳》稱：拓拔思恭「次王橋，為巢所敗」，王橋殆三橋之訛。在京城西，見《通鑑》二三一興元元年注。

  13.周連寬認高潯是高劭之誤，舉出二疑、三證，因之，又以《舊五代史》二○之高劭為高劬之誤，（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頁）其錯蓋由於確定高潯即高劭而起。唐代許多將相，兩《唐書》皆未立傳，尤其唐末無實錄可據，潯之無傳，並不可疑。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一二之《報昭義成璘》，系迎取潯之家口，一五之《為故昭義僕射齋詞二首》，又是祭潯之作，周疑「《筆耕集》毫不提及」，實緣彼先確立「高潯即高劭」之錯誤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證，今不必逐一條駁，只舉兩項反證，便知潯、劭各為一人，斷乎其不能併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故昭義侄孫僕射及二孫子敬設齋於法雲寺」，（《筆耕》一五）則潯是高駢侄孫，「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則劭是駢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潯、劭不能強並者此其一。潯於咸通九年已為安南都護，乾符六年二月由陝虢觀察轉昭義節度，固周氏所承認之事實；劭官則《奏侄男劭華州失守請行軍令狀》云：「比在河中司錄，得受李都指揮，領昭義之甲兵，收華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榮金紫，位忝星郎，始離蒲坂之具寮，遽假蓮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節度河中時，劭為蒲州司錄參軍，服榮四句言其以收復華州有功，得賜金紫及檢校郎官之職銜，且由司錄參軍超升為華州別駕（通守是隋末所設，位次於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時，潯是檢校僕射（從二品）、昭義節度，劭不過司錄參軍（七品），洊升之後，仍止四品，職位之高下懸殊。且《舊·紀》稱以王徽代潯，貶潯端州刺史，若由別駕改刺史，則不是貶而是升，不能強並者此其二。周氏無非強調同是收復華州，同屬昭義部隊，同為高駢親人，然只見其小同而未見其大異。領昭義兩句猶言劭系收華州案內有功人員，論劭之官，此時已隸於重榮（重榮繼李都為河中節度），論其軍團，則高潯所部，劭在高潯與重榮聯合領導之下，參加取華，初不定與潯為一人。駢文敘事，容有辭不達意，周既未細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華之唯一領導人，故鑄此錯。抑潯於本年被殺，依周之解釋，即劭於本年被殺，由是，對光啟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別覓一高劬以為之代。按《舊五代史》二○《劭傳》云：「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遙領華州刺史，光啟中，以駢命遏晉公王鐸於鄭。」與《筆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誤別駕為刺史），而周偏謂其「毫不相類」。若高劬之官，則是「前鄂州都團練副使……始佐理於江陽，旋從知於寒壤」，（《筆耕集》四）與薛史所記弗符，而周偏斷薛史之「劭」為「劬」訛，何也？竊嘗合《奏華州失守狀》及《劭傳》觀之，相信無論河中司錄或華州別駕，都同於近世之掛名保舉，未嘗之官，《失守狀》所云「旋見脫歸」，只是門面轉圜之語，周氏乃以比潯「奔河中」，則又誤虛為實也。

  14.《舊·紀》繫於八月，《新·紀》《通鑑》同作六月，《新·紀》且著日，故從之。奉天今乾縣。依此，知興平據點，亦至是始被義軍攻克。

  15.參據《通鑑》及《新·傳》。

  16.《舊·紀》誤「同州」。

  17.月日據《新·紀》，《通鑑》本年下漏書九月，故讀來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據《新·紀》。《通鑑》云：「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唯《新·傳》云：「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刺史名與《通鑑》異。

  19.此據舊、新《傳》及《通鑑》；《舊·紀》及《新五代史》一稱為「同州防禦使」。

  20.此據舊、新二《傳》，《舊·紀》及《通鑑》作數百萬。

  21.按鐸為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或記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記在二年，各說不同（參《通鑑考異》二四）。今本《考異》說：「又《舊·紀》《舊·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按今《新·紀》實作「都都統」（《考異》前文引《新·紀》同），《舊·紀》《舊·傳》及《新·傳》止作「都統」，今本顯傳刻之訛，應正作「又《舊·紀》《舊·傳》《新·傳》鐸止為都統，《新·紀》作都都統」，也須這樣改然後文氣乃通。《考異》又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雲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廣州越秀山發見《王渙志》，志稱；「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千年疑竇，得此志可以解決矣，說詳拙著《從（王渙墓誌）解決晚唐史一兩個問題》。

  22.當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別將統領，《史話》乃云：「當時王鐸聯合的兵力，計有忠武軍周岌、威（感之誤）化軍時溥……」（二三六頁）讀者頗易誤會為岌、溥身親行陣，此則措辭失當也。

  23.駢 《奏誘降狀》云：「草賊黃巢下擘隊賊將成令瓌徒伴四萬人，馬軍七千騎。右件賊徒元受黃巢指使，占據潼關，尋自擘隊奔逃，所在燒劫，就中蘄、黃管內，最甚傷殘……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領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訖。」（《筆耕集》五）狀下文有與時溥交惡之語，令瓌拔離潼關，當是本歲春間或以前之事。

  24.《通鑑》云：「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不提克儉。按《新·傳》有「齊克儉營興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當系同一事件；但興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頗易令人誤會。胡注只言「時鳳翔、邠寧軍駐興平」，亦未將《新·傳》詳細比勘。

  25.《舊·紀》及《通鑑》繫於七月，《新·傳》在六月。高駢《賀表》云：「得進奏院狀報，北路軍前定難軍節度使拓拔思恭、保大軍節度使東方逵等奏，宜君縣南殺戮逆賊黃巢徒伴二萬餘人，生擒三千人並賊將者；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賊徒潰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筆耕集》一，又卷六《賀狀》略同）則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間。但《舊·紀》云：「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新·傳》《通鑑》同）六七月時都似不應有此大雪（是年閏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