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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此一問題，可從中外史料兩方面分論之。《舊·紀》，本年「五月賊圍廣州……黃巢陷廣州，大掠嶺南郡邑」，《新·紀》同；《舊·傳》稱：「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亦表現夏初巢已入粵。唯《通鑑》獨將陷廣州排在九月，其餘雖採錄《舊·傳》之文，但刪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稱於悰「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可是彼書亦有不自照應之處，因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廣州節度，王鐸請以李係為湖南觀察，將兵「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末一事《新·紀》繫於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粵，兩方都不至有此準備。何況據《通鑑》，十月廿七巢已經桂州至潭州，把陷廣州放在九月，試聯繫實際，中間的時日殊覺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貞明二），大食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書，記巢取廣州在回曆二六四年，相當於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據陳垣《中西回史年曆表》，桑原書五九頁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與前引我國記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舊·盧攜傳》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漢世家》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以六年說為不可信。（《蒲壽庚考》一四—一五頁）按《舊·攜傳》云：「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各事連敘而下，不定全發生於五年之內，陷荊南、江西原屬仙芝及其餘黨，而且此傳前文既書「乾符末」，下面又稱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謂「踳謬較之《新·傳》尤甚」者，（《廿二史考異》五五）是五年說在我國史料中只有後出之《新五代》一條。抑更須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決問題，而要顧及全局，中回兩歷之對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為乾符五年七月，換言之，如信賽德書不誤，則破廣州應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別一個更為複雜而無法解決之問題，即是說，吾人應同時將黃巢從滑州南下起迄破廣州止，所有帶著時間性記錄之活動，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並未獲得基據，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結果必至堅持孤證，陷入泥塗，將互有聯繫之時間性記錄，任意移動或改造，此則稍經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職是之故，破廣州之時間，仍須維持六年夏初之說。《史話》稱：「二月，全軍西征……七月，攻破了廣州」（二一九頁），仍未免以主觀來驅使史料。鄭畋、盧攜之罷相，或以為因南詔處置問題，或以為因黃巢處置問題；關於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蠻傳》，謂應發生於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難認為二人罷相之原因，故彼主張鄭、盧罷相系爭論處置黃巢之結果。唯是罷相年分，亦有兩說，（一）五年說，見《舊》一七八《盧攜傳》、宋敏求《補實錄》、《新·僖宗紀》、《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傳》及《通鑑》。（二）六年說，見《舊·僖宗紀》、《舊》一七七《豆盧瑑傳》、《舊》一七八《鄭畋傳》《元龜》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賴者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記五年五月丁酉鄭、盧並罷，故贊同五年之說；兩人之罷，既是五年，則巢圍廣州自不得不認為五年云云。（《唐宋貿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頁）余往年撰《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史料與史學》下或《史語所集刊》十五本），在豆盧瑑條下曾主張六年之說（原文誤以《舊·盧攜傳》加入六年說之內，茲更正），然未提出確據。今檢閱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見。首須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錯誤屢出，不應先存最可信賴之成心，《新書》紀、表、志（卷三五）、傳似同出《補實錄》之一源（說見前引拙著），若是，則五年說只有《舊·攜傳》及《補實錄》兩種史料。六年說除桑原所引外，《舊》一六三《崔沆傳》稱，「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應加入六年說之內；換言之，六年說所據不同源之史料，似總比五年說為較多，今檢《舊·紀》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後，「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詞選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弘詞選人」，向例宰相不充試官；又《新·紀》《新·表》稱沆以吏侍轉戶侍（《舊·紀》作吏侍轉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鄭、盧並未罷相。鄭、盧未罷，則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證，再加以前文強有力之反駁（巢入廣以前及以後之活動，吾人非提出確據，不能將其時間任意挪移；試讓一步言，承認入廣為五年事，則經浙東赴閩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時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兩月便到廣州？桑原竟有此論，正諺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也！又如入廣在五年，則巢留嶺南應一年以上，史文更無可徵信。或前或後均移動不得，故入廣非在六年不可），黃巢下廣州及鄭、盧罷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謂已成鐵案。

  此外尚有一附帶問題，大食文之Xanfu，非廣州莫屬，說見後文。但Klaproth曾證為「澉浦」，大體即杭州，一時學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從之，其證佐之一，即《新·紀》五年八月巢陷杭州，與回曆二六四年可以相當也；（《蒲壽庚考》一四頁）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條件，尤不相合，可無繁辨。

  韓考主張六年說，固與拙見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韋昌明《越井記》作旁證，卻有疑問。記內所言歲數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學士，絕無可稽，說詳拙著《補唐代翰林兩記》二四二頁，此一證當存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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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夢瑣言》作李佋。今本《舊·紀》之李岩，系原寫作「李岧」之轉訛（據《考異》引文，又《舊書》一七八《盧攜傳》同）。

  18.賽德之書又言巢在廣州，殺回教、基督教、穆護教徒及猶太人十二至二十萬，近世解者多據此為當日外僑之數目；（《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三冊一三二及《蒲壽庚考》一五頁）此韙言也。據《新書》四三上，廣州全州人口只廿二萬一千五百，縱多隱瞞，然郡城一隅，未必即達廿萬（近聞桂林來人，說全城人口不足十萬），抑廣州沿河一帶，由於近世淤墊及新填者面積頗廣，居民住地，據我六十年來所見，亦擴充不少。廿年前，廣州曾清查人口一次，包入對河的地區，結果不足百萬。試合人口增加率，市區面積，城市集中程度等等來比較，認為唐時廣州全城人口約廿萬，未為低估，豈外僑之數竟等於全城，不信者一。讓一步說，外僑即只十萬，其勢已喧賓奪主，且異族觸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關於嶺南記載，如劉恂《嶺表錄異》、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等，曾無提及，不信者二。再從經濟方面言之，當日輸入，不過香料、藥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餘萬，試問操何業以營生？廣州在中古時代之經濟發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眾？不信者三。或謂此數包含漢族信徒在內，吾人試問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當會昌五年（八四五）檢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萬五百，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連外國人在內），相隔只卅餘年，而謂廣州一隅，竟有如許教徒（中古來華之外人，多數信奉任一種宗教，此是當然之事實），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閒嘗思之，仙芝破荊州外郛，多所殘害（見前文），其時正是回曆二六四年，粵語「王」「黃」同讀如Wong（照語言學公例，雙唇音w，b常可通轉，故大食文翻黃巢為Ban?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稱荊州為「荊府」，「荊府」與Xanfu音近，因是，展轉傳訛，誤王仙芝為黃巢，荊府為廣府，一般人民為外國教徒，市虎之言，固歷史上所常見。荊為西南重鎮，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賽德未嘗身歷中土，只錄傳聞，宜有不盡不實之處。我國舊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著殘編，沾沾自足，不肯向別個角落尋求有關之史料，采人之長，補我之短，其失也固。新進則反是，宜若可喜，然記載不能無舛錯，中外所同，若唯愛其新奇，不以冷靜頭腦審察其信值，貿貿然囫圇接受，則過猶不及也。複次，馬司帛洛（G. Maspero）云：八七九年黃巢入廣以後，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國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貨物轉載中舶；中舶當時大致發航廣州，約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約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m，賈耽之軍突弄），又約十日抵Tioman島，沿馬來半島行，渡海峽，復沿岸行而達羯荼，全程約三四十日，（《史地譯叢》一六九—一七○頁）按巢為爭取物資，駐廣州之外國商人，勢必不能倖免，此則無須諱言者。唯是，蕃商輸入多數為奢侈品，經過進奉、收市、舶腳種種名稱，彼輩本身亦曾飽受李朝及官吏之嚴重剝削，革命軍及一般人民對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鄧廣銘所想像（同前引文）。而且，檢巢軍全部紀錄，除中和元年長安洗城為清除反動分子外，他處未聞大量殺戮，此一特殊例外，頗難置信。據《教工通報》三七期在山東大學講授中，「廣州因黃巢占住過一個時期，經了一次大破壞」之錯誤意見，經過討論批評而後得到糾正，（九頁）詳情未之知，拙見或與之相接近也。

  賽德書略言：摧毀廣府後，亂党進向國都，皇帝奔至吐蕃邊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繼續戰鬥，乃復位。惟京城破壞，府庫已虛。精兵良將皆死，威權墜失。貪狠之冒險家割據各省，無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國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貨物則悉為劫掠。國內工廠皆被摧毀。對外貿易全為停阻。中國之厄運及大亂，波及於海外萬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蠻省（0man）兩地之人。前此恃營商中國為生，至此破產者所見皆是云云；張星烺以為據阿拉伯各家記載，Taghazghaz系指回紇，顯因安史之亂回紇助唐收復兩京而誤會（同前引《彙編》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頁）。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變，義即九部或九姓，韃靼亦有九姓（見《隋史》七節），當日沙陀曾附韃靼，其稱謂或由於此。至虐待侮辱，與殺戮迥異，是知彼之記載，含有多少矛盾，難為信史。至Bamdou一名，張氏未釋，以黃巢可譯Ban?oa例之，殆「皇都」之對音。

  19.由閩赴桂林，須經廣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線，《舊·紀》乃云：「四月，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新·傳》亦襲其文而稱「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舊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識，於此可見一斑。唯《驚聽錄》云：「復並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敘致最為賅備。

  《舊·鄭畋傳》：「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嶺南之誤，巢實無時間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紀》不察，遂於陷廣後接稱「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間遂失卻聯繫。

  《史話》稱巢「在廣州，經過兩個月的休息整頓」，（二一九頁）系因《通鑑》排陷廣於九月，自桂入湘於十月；但陷廣比舊、新《紀》後差五月，《通鑑》不特未提實證，且亦時間過促，說見前注16，倒不如舊、新《紀》之可信。

  20.《舊·傳》云：「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巢從何路入廣，都不之知，其誤更甚於《舊·紀》。《舊·紀》，六年十月雲，「時賊北逾大庾嶺」，亦不合。桂州，《舊·紀》訛桂陽，據《新·傳》改正。數千，世界影本《通鑑》訛「數十」，茲從《舊·紀》。

  21.從湘水北出，先永後衡，《舊·紀》《新·傳》不誤，《通鑑》倒為「歷衡、永州」。巢屯衡州，見前引《驚聽錄》。

  22.《舊·紀》，克潭州在廣明元年二月，《舊·傳》亦繫於廣明元年，《考異》引《補實錄》云：「閏月，湖南奏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說可信；《新·紀》繫於閏十月者，據報到之月也。

  23.《新·傳》云：「其十月，巢據荊南。」《通鑑》因亦記在十月之下，此實時間所不許，廿七始克潭，月底僅餘三日耳，能飛渡荊門耶？《舊·紀》稱王鐸聞系敗棄城，漢宏大掠，「半月余，賊眾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證，今從《新·紀》。複次，《新·傳》開首列漢宏為仙芝部將之一，然《通鑑考異》引《吳越備史》，對漢宏出身經過，尚存疑問，《史話》徑云：「王仙芝失敗時投降了唐軍」，（二二二頁）未免太坐實。

  24.自此以後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討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書記載不一，幾於無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見綜合批評之：（1）《舊·紀》，廣明元年三月下稱，「攻鄂州，陷其郛……遂轉戰江西，陷江西饒、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無疑是總敘在一起，紀又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2）《新·紀》，六年末稱，是歲「黃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廣明元年四月。「壬寅，張璘克饒州」，五月，「張璘及黃巢戰於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內饒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為兩陷。（3）《新·傳》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張璘度江……巢數卻，乃保饒州，眾多疫……巢得計，破殺張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舊·紀》之十五州，包饒、信、杭在內，今《新·傳》既先提饒、信、杭而後文仍稱十五州，顯系隨便抄襲舊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節，與前169頁注11所引《新五代史·錢鏐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兩點最應注意。至巢眾（上雖下心）疫，《舊·紀》作信州，此傳作饒州，則因信、饒相鄰，未為衝突。（4）《通鑑》將本自《舊·紀》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節，完全記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獨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見於《新·紀》）。按《舊·紀》以攻鄂列於廣明元年三月，雖屬不確，然《通鑑》在此之前同一個月內，方稱「黃巢北趨襄陽」，此時戰略上固無分兵東下之必要或可能（因為襄陽得手，即可北窺關中），縱可能矣，豈便一月之內蹂躪十五州？豈便東及於浙杭？司馬光未嘗顧及時間，是其疏略之處。此後廣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記巢事，至四月始雲，「張璘度江……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璘攻饒州，克之」，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兵敗，璘死」，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黃巢攻宣州，陷之」，論其大致，事同《新·傳》，月同《新·紀》，惟信州遇疫，特采《舊·紀》而已。

  概述既畢，試就管見所及，提出三點來討論：（1）杭州。巢軍犯杭州，舊、新《紀》《新·傳》及《通鑑》均只一見，論其時期，約分三說：（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紀》主之。（乙）乾符六年，《新·傳》《通鑑》主之。（丙）廣明元年三月後，《舊·紀》主之。然《新·傳》缺乏時間性，乾符六年無容納其事之餘地，《通鑑》強附於十一月，絕不合理（說見前），實應依《舊·紀》移入廣明，由是再可縮並為乾符五及廣明元之兩說。考杭、越（今紹興）相去不過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紀》以犯杭、越連著於八九兩月。乾符五年巢入浙東，見《舊·紀》《通鑑》，是無可否認之事實，越為浙東首治，且瀕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閩，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綴攻杭於乾符二年之後，則乾符說似為近是。反之，巢當廣明元年時，目的方欲復尋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遠征越、杭？四五月間與張璘相持，尤多阻礙。質言之，舊史料內確有廣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種誤傳（如《舊·鄭畋傳》云：「廣明元午，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稍經分析，便知難以成立，故本篇仍維持《新·紀》之說。（2）宣州。《新·紀》及《通鑑》之六年陷宣，從其文觀之，都系本自《舊·紀》，若廣明元年六月陷宣，則又本自別種史料；但《舊·紀》之文，原亦編入廣明元年，故所謂宣州再陷，實是復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見《舊·紀》，婺、睦見《新?紀》《新?傳》及《通鑑》，亦許在《舊·紀》十五州之內。按婺今金華，睦今建德，巢軍如果由信州東出，實應先經衢州，何以《新?紀》《新?傳》及《通鑑》均獨刪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將三州全刪卻，更不易足十五之數。或者系饒、信相持時分兵旁掠，亦未可定，總不似遲在六月耳。

  《舊》一八二《高駢傳》於乾符六年冬後稱，「既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蓋將五年之事，誤記於六年之末。

  25.離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難以確定。

  26.說見前注24。池，今貴池；歙，今歙縣。《史話》列舉有湖州，（二二二頁）不知何據。

  27.《通鑑》於六年十二月下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按此是巢將離鄂或剛離鄂之時，淮南兵何由接觸？皆因《通鑑》將轉掠十五州編入十一月，故連帶而致誤也。唯廣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論其時間，殊為近之。又《新·傳》云：「張璘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別部常宏以眾數萬降。」按傳首列仙芝大將李重霸而傳內無名，諒即同一人。

  28.《舊·傳》謂璘被殺於天長，且誤記於南據交廣之前，《舊·高駢傳》略同；惟《舊·紀》則著於此次渡江之前，《新·紀》更標明為信州，茲從之，可參《通鑑考異》二四。

  29.《新·傳》於取宣州下稱，劉漢宏「殘眾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按《通鑑》五月下稱漢宏之黨，侵掠宋、兗，六月稱漢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請於濠州歸降，唐以為宿州刺史，是漢宏並未與巢合軍，《新·傳》誤。

  《吳越備史》一云：「漢宏，兗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尋為大將，領本州兵以御黃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詔忠武軍討之，不利，復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攜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與巢合。

  30.渡江，《舊·高駢傳》作「廣明元年夏」，《妖亂志》及《舊·紀》均作七月。《通鑑》胡注云：「採石戍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舊·紀》稱，「其將李罕之以一軍投淮南」，《新書》一八七《罕之傳》：「隨黃巢渡江，降於高駢，駢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傳》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動；《新·巢傳》乃雲，「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殊誤，《史話》稱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頁）即因過信《新·傳》。

  31.《新·紀》先滁後和，於順序不合。

  32.《舊·紀》，「十月乃悉眾渡淮」，《舊·傳》作「九月渡淮」，今從《舊·傳》。

  33.此號見《舊·紀》《新·傳》。《通鑑》本年十一月下載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按《續寶運錄》謂仙芝「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是否兩人稱號相同，未詳（《史話》二二三頁倒作「補天」）。《史話》以率土大將軍為巢在廣南時之稱號，（二一九頁）絕對無據。

  34.《史話》引此節，稱本自「《唐書·黃巢傳》」；今考《新·巢傳》並無其文，蓋據別書轉引，並未檢對原文也。

  35.《通鑑》承《新·傳》文（引見前注30），於破申州後稱， 「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潁州外，宋、徐、兗均偏在東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話》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頁）按《驚聽錄》引豆盧瑑奏，只言「淮南九驛，便至泗州」，《通鑑》亦只言盧攜請急發諸道兵扼泗州，並無巢克泗州事，《史話》之無根如此。

  36.《通鑑》書在十日庚申之前。

  37.《舊·傳》《新·紀》及《通鑑》均同，惟《舊·紀》作己巳，後差兩天。

  38.廿二日克虢州，《新·紀》《通鑑》均與《舊·紀》同；考虢州西北至潼關一百三十里，自關至華州一百二十里，又華州西至長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當日系取急進戰略，而唐軍方面，只有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據《通鑑》），無如何梗阻，若依《通鑑》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鋒方抵關下，則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遲。張承范表稱，「到關之日，巨寇已來」，蓋謂到關之前，巢已攻潼，《通鑑》乃誤會為雙方同日到潼也。

  39.《新·紀》，《通鑑》皆作壬午（三日），當據宋敏求改編之《補實錄》，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後來程途差之，則《舊·紀》較可信。《史話》云：「張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關，十二月壬午失潼關，時間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頁）按《通鑑》明言，十一月「乙亥，張承范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丁丑，承范等至華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關」，由承范庚辰至潼計至壬午失關（依《通鑑》言），前後僅三日，《史話》乃以至華之日為至潼之日，顢頇已極。抑承范表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數至庚辰，編史者未將史文從頭至尾仔細看過，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誤會。

  40.《舊·傳》作奮鈐，今依《通鑑》。但《通鑑》明年四月下又有華州刺史喬謙，不知是否同一人。

  41.昭應，宋改臨潼，西至京五十里，見《長安志》一五。

  42.《舊?紀》《舊?傳》及《通鑑》均作甲申（五日），惟《新·紀》作丙戌（七日）；按韋莊《秦婦吟》：「前年庚子臘月五……已見白旗來匝地。」無論如何，前鋒五日已入長安矣。金吾，《舊·傳》《新?紀》《新?傳》及《通鑑》均同，惟《舊·紀》云：「時右驍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十餘迎黃巢於陂頭。」右驍衛想是兼職，陂頭必灞上地名。《秦婦吟》又云：「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蓋義軍進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43.此當是對俗間所用之稱呼，巢以前並未有王號，《補實錄》謂巢自稱黃王，殆涉是而誤會者。

  44.涉各項任命及其姓名，《舊?紀》《舊?傳》及《新·傳》《通鑑》等各有詳略異同，今參合記之。趙璋，《筆耕集》一一及《新·傳》《通鑑》同，《新·傳》則傳古、全古並見。王璠，舊、新《傳》及《舊·鄭畋傳》同，《通鑑》又璠、播並見。此外朱實、劉塘、張言均見《舊·傳》，《新·傳》則作米實、劉瑭、張全。《史話》誤諫議大夫為御史大夫，誤傳達旨意之樞密使為軍事人員，所舉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楊希古（見本書第一章「牛李結黨蠹國」）、沈雲翔（見《舊·紀》）二人，反之，以趙璋為降官，（均二二八頁）於書無據。

  皮日休事跡，各書所記不同：《北夢瑣言》謂黃巢時遇害，《唐語林》謂寇死浙中，《該聞錄》謂陷黃巢，被誅，尹師魯則言其後依錢氏，官太常博士雲（《老學庵筆記》）。

  45.《舊·傳》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與《舊·紀》及《通鑑》異，其下文遞言「四日」，「五日」，則「三」非「五」訛，所謂傳聞異辭也。

  46.就實際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寫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舊曆月份，揆諸文義，實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國人讀之，更易發生誤會。如為避免查對，我仍主張用「廣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記法，否則月份亦應檢《中西曆對照表》改正，方兩不相背，余可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