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發——黃巢獨當一面之巨大發展01

  巢自蘄州與仙芝分道，北出齊、魯。（《新·傳》）四年三月，入鄆州，殺天平節度薛崇1，又破沂州2。七月，圍宋威於宋州，會張自勉引兵來援，乃解圍去3。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4（今長垣西南），進破濮州。（《通鑑》）5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會仙芝死，其餘黨尚讓等歸之6，推巢為首領，號沖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舊、新《傳》）7

  三月以後，巢開始其南北大轉戰，首攻滑州之衛南（今滑縣東），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縣西），汴州之雍丘（今杞縣），又西南至鄭州之新鄭（今同名），許州之陽翟（今禹縣），汝州之郯城（今輔城）、襄城（今同名）及葉縣（今同名）8。乃率眾十萬，渡淮出淮南，其鋒甚銳9。原夫王、黃分道，王向南，黃向北，北方節鎮較密，活動之範圍，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轅易轍，拋棄中原必爭之勝，轉入大江以南兵備稍虛之地以培養實力，此所謂戰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縣），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10，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進克越州，執浙東觀察使崔璆，鎮海將軍張潾復取越州。（《新·紀》）11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七百里12，由陸路趨建州（今建甌）13。十二月，克福州14。

  六年（八七九）15，攻下廣州16，執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17，自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續寶運錄》）18露表告將入關，因數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朝臣與中人賂遺交構及銓貢失才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財產，凡縣令犯贓者族。（《新·傳》）從此西入桂管19，其眾患疫，勸之北歸，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20，歷永、衡二州21。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22；時李系守潭，有眾五萬，並諸團結軍號十萬，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僅以身免，流屍塞江。（《舊·紀》）閏十月，進克澧州。（《新·紀》）尚讓乘勝逼江陵，節度使王鐸聞系敗，棄城走襄陽，其留守劉漢宏縱兵大掠，焚剽殆盡。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23；欲攻襄陽，前鋒一萬屯團林驛，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襄陽節度劉巨容屯荊門（在襄陽南二百七十餘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戰偽不勝，義軍弗為備，廿二日（丁丑），失利於荊門，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棄江陵，率舟師東下，攻鄂州，陷其郛24。

  廣明元年（八八〇）巢離鄂後25，連下饒、信、池、歙、衢、婺、睦等州26。淮南節度高駢遣其將張璘渡江27，四月，璘復取饒州，五月，巢與戰於信州，殺之28。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29。以上皆巢在長江以南活動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磯渡江30，下和、滁二州31，進圍揚州之天長、六合，高駢不敢出戰，又破天平節度曹全晸。九月32，乃悉眾渡淮，自稱率土大將軍33；轉牒諸軍，首稱，「屯軍淮甸，牧馬潁陂」，（《唐末見聞錄》）後又申言，「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通鑑》據齊克讓奏）34自淮已北，整眾而行，不剽財貨，惟驅丁壯為兵。（《舊·紀》）十月，別隊破申州。（《新·紀》）35十一月，克汝州。（《新·紀》）36十七日（丁卯）37，進平東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屬迎謁，只供頓而去，坊市晏然，（《舊·紀》）旋攻陝州。（《舊·傳》）廿二日（壬申），克虢州，（《舊·紀》）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新·傳》）廿六日（丙子），攻潼關，（《舊·紀》）38白旗滿野，不見其際，舉軍大呼，聲振河華。（《通鑑》）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關，（《舊·紀》）39過華州，使喬鈐留守40。四日，過昭應。（《舊·傳》）41五日（甲申）晡時，前鋒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於灞上42。巢乘金裝肩輿，位次者乘銅輿，其徒皆被發，約以紅繒，執兵衛者繡袍華幘，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入自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43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軍眾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悉陳文物，御丹鳳樓宣赦。赦書有云：「揖讓之儀，廢已久矣，竄遁之跡，良用憮然，朝臣三品以上，並停見任，四品已下，宜復舊位。」以妻曹氏為皇后，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兼左右軍中尉，費傳古樞密使，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為尚書，馬祥右散騎常侍，方特諫議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為翰林學士，許建、朱實、劉塘為軍庫使，朱溫、張言、彭攢、季逵為諸衛大將軍四面游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為軍使44。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農民革命軍之光輝歷史，至是而達於頂峰，禁令雖或不盡行，然《秦婦吟》有云：「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人民對於義軍之觀念，固已此善於彼矣。

  此種缺點猶其小焉者，巢入京後之第一個大失著，即縱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動派得藉以號召，致李朝死灰復然，結果無異於削弱自己之勢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聞警，偕田令孜率神策軍五百，自金光門出45，宦官西門匡范統右軍以殿，是日次成陽。戊子（九日），至駱谷婿水驛。丁酉（十八日），次興元。《補實錄》謂巢曾派數萬眾西追，《通鑑考異》因其不言追及與否，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棄而不取，所見甚當；誠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陽，僅行四十里（參《元和志》一），盩厔在長安西南百三十里，駱谷關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軍皆疲敗不能戰，假使入京後立遣萬騎，以急行軍之姿勢趣之（由潼入京，巢軍約日行百里），則唐主等盡可一網成擒，何至遺後來之禍根，大約巢既進京師，便急溫其帝皇之迷夢，略同於秦之陳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復謀及追躡也，革命勝敗之樞機，端繫於此。《史話》云：「在這種群情瓦解的情勢下，如果農民軍繼續西攻，盡力窮追，唐朝在陝西境內的武裝，當可全被擊潰的。可是從公元八八○年十二月46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農民軍卻在長安按兵不動，忙著列爵分土，忙著稱國號，改正朔，陳文物，易服色，登丹鳳樓，下赦書，向領袖黃巢，上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的尊號，以為一紙空文的赦書，就可以統一全國了。因此反動唐朝的殘餘勢力，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頁）此一段批評，至為恰當。

  注釋：

  1.《舊·紀》，三月「黃巢聚萬人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新·紀》月分同，唯雲「薛崇死之」，獨《通鑑》作二月，殺崇則與《新·紀》同，《廿二史考異》五五引《新五代史·朱宣傳》，中和中鄆州節度使薛宗卒，謂薛宗即薛崇，因斷定張裼鎮鄆，必在崇前（參下注7。按《通鑑考異》引《舊五代史·朱瑄傳》及《補實錄》，均作薛崇）；按舊、新《紀》及《通鑑》均以崇鎮天平止於四年，《通鑑》更於乾符二年著崇鎮天平，（參147頁注7）《新書·朱宣傳》亦稱鄆州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有此多條反證，則崇鎮天平，似不應晚在中和三年（《新五代史》稱薛宗卒於「中和二年王敬武遣曹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之時，則最早不得過中和三年），只持《新五代史》一條，恐不足以打消其他之記載，錢氏亦認為「俟後賢論定」也。

  2.《新·紀》《通鑑》均作三月，《舊·紀》作五月。《舊·傳》敘「陷沂州」於仙芝死後，非也。

  《通鑑》據《補實錄》於四月下稱，「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按《通鑑》三年末載楊復光奏，已稱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鄆州，則讓占此山（即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縣西五十里）不始本年，況本年春夏間，巢方活動於魯西，何為忽然退至汴南山里？《通鑑考異》雖表示懷疑，卻不能掃除障翳，遂致略現矛盾。由是知《舊·紀》所云「七月，黃巢自沂海（帥？）其徒數萬趨潁、蔡，入查牙山，遂與王仙芝合」，同屬錯誤，七月巢方圍宋（見下文），不會移旆查牙。總言之，讓保查牙，應依《舊·傳》在其兄君長被殺之後，而讓以所部（即仙芝餘部，不是仙芝本人）合於巢，又應晚在五年仙芝既死之時，即《舊·傳》之「仙芝餘黨悉附」，如此排比，則皆合於事理矣。

  3.《新·傳》，「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荊南」，實以前條注所引《舊·紀》及《舊·紀》另一段（「十一月，賊王仙芝率眾渡漢，攻江陵」）為底本，而中間插入圍宋之事。然仙芝此時方屢使通唐，坐待官賞，絕不類有北上圍宋之舉。唯《通鑑》亦稱七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按宋、鄆相距不足五百里，巢從鄆圍宋，是極自然之事；不過仙芝尚生，巢名還未大顯，因之地方報告往往冠以仙芝之名，其理由非常簡單，不足為異。反之，《通鑑》是年十月稱「黃巢寇掠蘄黃」之「黃巢」，又許是事後追記之誤，巢此時不可能分身南下也。《史話》云：「黃巢集團北入山東，連破鄆州、沂州……宋威從亳州馳援山東，先後為黃巢所擊潰，宋威退守宋州。六月，黃巢進圍宋州……張自勉馳救，黃巢由宋州撤兵，北渡黃河，攻占了濮州。」（二一六頁）此一段敘事，在全章中尚較為乾淨；唯威駐亳州似在四年七月以後（見前153頁注15），《史話》所揭威由亳援山東屢被巢擊潰，則皆於史無征，仍脫不盡附會之故智，圍宋作「六月」，亦是小誤。

  4.《新·傳》作考城，當因諱匡之故。

  5.《新·紀》以陷濮州附五年三月下。

  6.《舊·傳》：「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內破沂一句，163頁注2已指出其誤，攻亳頗疑是巢之別隊（見下注8）。《史話》云：「當公元八七八年二月王仙芝集團在黃梅失敗於曾元裕時，黃巢集團正在亳州，包圍了宋威，曾元裕的大軍從黃梅乘勝北援亳州」。（二一八頁）元裕援亳一節，純是無中生有，黃梅與亳相隔千里之外，《史話》往往將瀕於崩潰之唐室，渲染成調度有方，行軍敏捷，而不知如此適足使人看不見中古革命之真象。

  7.《通鑑》於改元王霸下接稱：「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此段敘事倒錯，半沿《舊·傳》之誤（見前條）。《通鑑》已書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處不應復出，竊謂段首應補「先是」二字。就巢個性觀之，似不會隨便請降，我以為可有兩種解釋：（1）緩兵之計。《舊·傳》曾稱巢渡淮時偽降於高駢，可互證。（2）地方官吏偽造以塞責。關於巢遺裼書，《通鑑》系本自《補實錄》；按《舊·紀》，乾符二年七月，裼鎮鄆，四年三月，巢逐鄆使薛崇，似裼在崇前。但《舊·張裼傳》，乾符三年冬出鎮鄆，四年卒於鎮，出鎮年月，紀、傳不符，又與巢遺裼書不相容（遺書在破沂、濮之後，則應五年初之事），《新·紀》置裼卒於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鑑》更遲在六年三月）。綜合觀之，《廿二史考異》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證（見163頁注1），仍覺未能確立。又《通鑑考異》引《補實錄》，巢自稱黃王，恐不確，見186頁注43。

  8.從四年年底巢所活動之地區觀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義時之老本營），《通鑑》三月下稱「黃巢自滑州略宋、汴……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其「自滑州」三字亦表現滑為此次南下發軔之點，余疑攻亳是巢之別隊者，職是故也。不過《通鑑》先言略宋、汴然後攻衛南，顯系先後倒錯，茲故依南北順序記之。襄邑等七縣均見《新·傳》，唯誤以「郟城」為「郟」。《史話》云：「黃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從亳州撤圍，北攻宋州、汴州，連破陽翟、葉縣，曾元裕的大軍就急入洛陽」；（二一八頁）按攻宋汴兩句本自《通鑑》，但《通鑑》明言「自滑州」出發，今臆改為從亳州北攻，殊覺南轅而北轍。其次，《通鑑》於三月下先書「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繼又書「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可見元裕還在鄂東，故令就近馳援宣、潤，《史話》竟說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陽，寫成生龍活虎一樣，確為腐化之反動軍隊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錯特錯也。

  9.《舊·紀》，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長弟尚讓為黃巢黨，以兄遇害，乃大驅河南、山南之民，其眾十萬，大掠淮南，其鋒甚銳。」其實此乃巢之本軍，讓特部帥之一耳，系諸二月，亦失之過早。抑淮南為南下必經之路，除《舊·紀》外，舊、新《傳》均有敘及，《通鑑》乃隻字不提，可算一個大漏洞。至渡淮時間，從前後事情推之，總在六月以前，《舊·紀》三月下稱：「黃巢之眾，再攻江西，陷虔、吉、饒、信等州」（末句，《舊·盧攜傳》同），《新·傳》《通鑑》皆襲其文，唯《新·傳》不著年月，但《舊·紀》即接稱「自宣州渡江」；按饒、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於五嶺，假使攻此數州者為巢之本部，則先經渡江，何來此時又在宣州徑渡？司馬光知其前後文義不能聯接，於是將此一句改為「黃巢引兵渡江」，且移於「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誠然得到解決，可是對於事情之實質，依然未有解決。因為，《通鑑》於八月稱，「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比《舊·紀》著於三月者相差五個月，《舊·紀》究如何錯誤，未能明白指出，此為第一點。巢知仙芝（二月）失敗後（《考異》引《驚聽錄》，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陳，又尚君長生送咸京」，事必不確），方自滑州南下，轉戰宋、汴、鄭、許、汝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約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辦；然巢須沿途掠取物資以謀供給，又常會遇著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審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軍非特不能到達虔州，實亦不能到達長江邊緣，此為第二點。然則《舊·紀》此一節究應如何解釋耶？吾人試將前文所記仙芝餘部之活動，比合現之，並核其時間、空間（同是三月，同是饒州，又饒、信毗連），便知攻江西斷非巢本軍所為，仙芝餘部固許遙奉巢為主帥，然其混亂之最要原因，還是根於兩種史料記載之不同。蓋秉筆者如知重隱等原屬仙芝，則特揭其名，不知則統算入黃巢帳上，《舊·紀》雜采間事異辭之兩種史料，弗能審擇，只可於先後兩月間用「再攻」字了之。明乎此，則知《新·傳》所云，「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眾」，實即《通鑑》之仙芝別將曹師雄；《通鑑》六月下稱「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又歲底附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皆為復疊之記載，應並作一條。《史話》云：「於三月渡江，轉入江西，與王重隱一軍在洪州會師」；（二一八頁）蓋未嘗聯繫實際，稍作思考。或者援《舊五代史》，「武皇（李克用）殺段文楚……乾符五年，黃巢渡江……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新·沙陀傳》略同，惟易克用為國昌），又據《唐末見聞錄》，國昌除大同節度在五年四月（均見《考異》引文），以為黃巢三月渡江，固有別證；殊不知《舊五代史》此處之「黃巢」，與《舊·紀》「黃巢之眾，再攻江西」，事同一例，所謂仙芝餘部之活動算入黃巢帳上者也。

  《新·傳》敘事，未經過時間性之檢查，故往往後先倒錯，如先雲，「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駢以五年六月調浙西，則是五年事；後又雲，「轉寇浙東……於是高駢遣將張璘、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逾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在入閩之前，亦應是五年事。唯其如此踳駁，故周連寬得出「駢第一次敗巢是在江西，張璘等破巢於浙東已是第二次告捷」之結論。（《嶺南學報》一一卷二期二○頁《唐高駢鎮淮事跡考》）為要分清涇渭及判明巢本人行蹤起見，首須知饒（今鄱陽）、信（今上饒）在今江西省東北，吉（今廬陵）、虔（今贛縣）在其南部，斷是仙芝（或重隱）餘部兩支之分擾，絕非巢之本軍；否則虔州已面臨大庾之前門，何為不徑出廣南，反取由浙入閩之迂道？且如堅持《新·傳》之敘述，系順著時序，則巢軍之進行，應為（1）渡江入江西，為駢所敗，（2）轉入浙東，為璘等所敗，（3）復西回江西，破饒、信、吉、虔等州，（4）開山路七百里至建州；巢縱無謀，未必如此疲於奔命以削減自己之實力。且有一更要問題，即（3）（4）兩段路程如何聯接？吉、虔為入粵之路，非入閩之路，應無相關，信州雖可通建州，但依《舊·紀》及《通鑑》，巢系經浙東入閩（見下注11），由此言之，是巢於同一年內兩齣江西，兩轉浙東，然後變計入閩，合觀前文大庾之反詰，揆諸事理，殊無信值。申言之，作《新·傳》者對於時間、空間，俱缺乏認識，又無能除繁去復，故至蕪雜不堪，讀史者所應掃清荊棘，以惠後學也。

  《舊書》一七八《鄭畋傳》：「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首句是追敘，二句是仙芝的活動，唯末句才是巢本人本年（五年）的事業，可見晚唐史料，非常陵亂，不容呆讀。

  10.渡淮後所經地不詳。《舊·紀》稱「自宣州渡江」，語涉含胡，今略易其文；得此，益見《史話》會師洪州及六月放棄江西（二一九頁）之無據。《新·傳》又有「巢攻和州未克」一事，他書都不載，以地理求之，和州在淮水之南，江之西岸，宣州之西北，恰合於渡江的條件，其為五年事無疑。《通鑑》著攻宣於八月，足證三月渡江說之不信，《舊·紀》將實質不同之事，錯誤的連敘而下，非謂皆發生於三月也。巢在整個南北轉戰過程中，據我的看法，只三次渡江（沿江而下則不算作一次），奚風以為「四渡長江」，（《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頁）不知其如何排算也。

  11.璆，《新·紀》誤琢，據《新·傳》及《新舊唐書互證》四改正。《通鑑》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廣明元年稱，璆罷職在長安，即暗示璆未被執。記載略與之相近者，有《舊書》一七八《鄭畋傳》，傳云：「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眾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似璆未被執，然《畋傳》敘致多誤（參前注9及下注19），難為信證。抑《通鑑》於五年底附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新五代史》六七《錢鏐世家》則稱，「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鑒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遂急引兵過」，又《舊·紀》於「自宣州渡江」下，繼稱「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五百里，由陸趨建州，遂陷閩中諸州」，《通鑑》大致亦抄襲《舊·紀》，吾人試問既入浙東、西，所經何地？欲乘船則必抵達沿海，據此推求，本年之連攻杭、越，是極可能的事，故今從《新·紀》。《史話》謂「與曹師雄會師」，又是杜撰事實。

  繼檢《吳越備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各聚黨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王（即錢鏐）率本鎮兵討平之」（直管，下文光啟三年又作「杭州山賊朱直」），可見師雄與巢，軍事上並無聯絡。《備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敕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眾以副召，王遂委質於董氏。……六年秋七月，黃巢擁眾二十萬大掠州縣……巢將及石鏡鎮，眾才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眾，逾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卻耳。巢前軍二千餘眾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據，惟誤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嶺南），《新·紀》既正作五年，但又訛攻杭為陷杭。《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鏐改為衣錦山；《新五代史》作石鑒，殆五代時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賦》「自唐乾符之後……雖黃巢之眾，不能逾臨安而深入」，（《輿地紀勝》二）亦表示義師已到臨安境上。複次，據《備史》，鏐只破巢眾二千餘人之前鋒，陸烜《黃巢事跡考跋》引《備史》，錢鏐以少騎破巢眾廿萬，則並未細讀其文。最近韓考既主張攻下廣州在六年，（一二八頁）同時又說攻杭以乾符六年為當，（一二六頁）對時間性之安排，似未詳加考慮。

  12.《新·傳》《通鑑》均作七百里，《舊·紀》作五百，《通鑑》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書二九，建州「正北微東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間至今尚為閩、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開，特加工而已。

  《通鑑》，五年八月後云：「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大半系承襲《舊·紀》，惟不得其確月，故連敘而下；桑原隲藏之《史料異同表》既陷於呆引，且更誤作「七月」。

  13.《史話》稱巢「以大將畢師鐸留守浙東，自率大軍南入福建」，又「王重隱一軍屯江西……畢師鐸一軍屯浙東……這是公元八七八年農民軍發展的大體情況」（二一九頁）；今據《舊書》一八二《高駢傳》，駢授鎮海節度（同上《史話》誤為寧海），「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六年」，又同卷《師鐸傳》：「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荊、襄……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效也。」是師鐸本仙芝餘部，此時已降唐而抵抗民軍，《史話》不了解《通鑑》事實排比之方法（見下注15），竟認為巢之留守，可謂敵我不分。王重隱本年三月占洪州，不久即死，代之者徐唐莒，亦以四月被殺，《史話》還稱重隱屯江西，何來此夢囈也！複次，鎮海節度即浙西，領潤、常、蘇、杭、湖、睦等州，《史話》既誤鎮海為寧海，又以為「領越、衢、婺、溫、台、明等六州」，直浙西與浙東之無能判別矣。

  14.此據《新·紀》。至《新·傳》所云，「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滯福建境內，於義亦通；倘認為三月始入閩，則後來轉戰兩廣，時間殊感不敷分配。

  15.《通鑑》，六年正月下稱：「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此一節事實所以安排於此，《通鑑考異》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效，故置於此」。「故置於此」猶雲「姑置於此」，即不知其的確年月而暫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變通方法。不過《通鑑》此一安排，殊有可議之處；駢敗巢於浙西及浙東，當然在巢入閩之前（見上注13引《師鐸傳》；《舊·紀》亦云，「初駢在浙西，遣大將張璘、梁纘等大破黃巢於浙東，賊進寇福建」），師鐸降唐更應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節斷應於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夾敘之，方能首尾聯貫。今敘在六年正月，且繼以「遂趣廣南」，則事實與文義兩不接榫，故周連寬以為「《通鑑》敘事，有時亦不可盡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鑑》排比之意，遂臆測為師鐸留守浙東，肯定師鐸之降為六年正月，更進一步臆測巢為避免駢主力攻擊而轉入廣南。（均二一九頁）其實當日浙西兵力，鞭長不及馬腹，並未能威脅閩中，駢亦並無南征舉動；巢趣廣州，自為其物資豐富，遠勝閩南耳。若《妖亂志》記師鐸降事之未確，除《考異》所舉外，《舊·高駢傳》尚有一反證，傳云：「廣明元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大將畢師鐸曰：……」是巢攻天長時，師鐸已為駢之大將，《妖亂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應在廣明元年，見下注30。秦彥，《舊書》一八二有傳，傳內附見許勍。彥授和州刺史，勃授滁州刺史，見《桂苑筆耕集》三，又勍改廬州刺史，見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舉六條，已踰四載。」則勍任滁州刺史，已過四年，《新·紀》乃於中和三年書，「十月，全椒賊許勍陷滁州」，其為錯誤無疑。

  鄧廣銘《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云：「起義軍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間從贛州經由大庾嶺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廣州。」（一九五二、一○、二七、《進步日報·史學周刊》九○期）此殆從《舊·高駢傳》「南趨嶺表」（見前注13）及《通鑑》之「遂趣廣南」意想得之，然此兩句均屬括敘的性質。《舊·紀》雖有過「北逾大庾嶺」一語（見下注20），但說歸時之路，非說去時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則各書全未提及。抑巢經浙入閩，各史料敘述灼然，無論空間、時間，均與由贛入粵兩不相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