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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話》云：「唐朝的大軍，於九月集中河南，農民軍……在鄧州擊潰了李福的大軍，十月破唐州。」（同上）循覽《舊》《新》兩書及《通鑑》，都無擊潰李福之記載，杜撰史實，殊失史家忠實態度。王氏屢用「大軍」字樣，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過步騎二千（見下文），未得為「大」，余可類推，不復多辨。

  《史話》又云：「十二月，轉攻申州、光州、壽州、廬州，並南攻舒州，沿江西進，包圍了?州。」（同上，?應作蘄）王氏編王、黃史話，除《通鑑紀事本末》外，直無暇旁參他書，故對於當日實情，十分隔膜。仙芝主力當十二月時，系由隨州（今隨縣）東南，向安（今安陸）、黃（今黃岡）進攻，故同月即到達蘄州（今蘄春），舒州只是分兵（說見前），就地勢言，本是沿江東下，唯王氏不知參據《舊·紀》《新·傳》，遂誤為破郢、復後東出至舒州，再回軍西指而入蘄，非特往返徒勞，有違戰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記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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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此段時期，唐廷如何對付民軍，《史話》有云：「增派……曾元裕為副招討使，統帥昭義、義成兩鎮大軍駐洛陽；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守許昌，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分扼鄧州、汝南……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駐潼關……兵力重點是集結在亳州、汴州、許昌、洛陽東西之線，來包圍汝州、鄭州間的農民軍」（同上）；如此敘述，令人覺得唐朝部署非常嚴密。但試檢王氏所專據之《通鑑》觀之，則並不如此；《通鑑》云：「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又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史話》將曹翔所統部隊易為元裕，且數不滿萬，未是大軍，誤一。陳許（即忠武）節度本治許州，非特命防守，誤二。邠寧、鳳翔只是合選步騎一千五百，派守潼關，非侃、綯二人往駐，誤三。汴州為宣武所治，於史未見兵力集結之明文，如謂節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則《史話》所舉，又有罣漏，誤四。統觀上之任命，出擊者只得安潛一支，其餘不過分守據點，守點是消極性防禦，包圍是積極性合攻，王氏將「守點」看作「包圍」，此尤瞢然於戰略之運用者也。《舊·紀》曾言，「時關東諸州府兵不能討賊，但守城而已」，《新·傳》略同，王氏不能認識官吏之無能，徒挾私見以驅遣史事，畫犬作虎，固知其不類。

  15.《通鑑》同月又載鄭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因請以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代威，張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云云；據《通鑑考異》二四，此奏本自《補實錄》，但未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三年十二月大書安潛為都統，自勉為副使，其實四年威、元裕為使副猶如故，因斷定《新·紀》錯誤。余按此奏必原見《鄭畋集》（司馬光作《考異》，亦嘗直引《鄭集》），相信集內不署上奏年月，故《補實錄》以己意編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馬氏無從斷其是非也。依我個人分析，此奏非上於三年十二月，可得兩個反證：其一，《通鑑》三年十二月又載：「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招討副使都監者即招討副使所部之監軍，常與招討副使同在一起，換言之，則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鄧州（今鄧縣），並未進至蘄、黃。其二，如果認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駐兵蘄、黃，則雙方總不免發生接觸，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蘄黃」（語見《新·傳》）？複次，四年七月威被黃巢圍於宋州，得張自勉來援，巢始解圍，亳在宋州南，威進駐亳州，似在解圍之後，畋稱自勉為驍雄良將，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據是以觀察，元裕進駐蘄、黃，總在四年七月前後，故四年十月《通鑑》有元裕破黃巢於蘄、黃之記載，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黃巢。司馬氏既能斷《新·紀》之誤，顧仍列畋奏於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頗采其言」之結語，蓋未能將此問題徹底解決也。

  16.《新·傳》開首即列柳彥璋為仙芝部將之一，故以彥璋陷江州事附見傳內；唯《舊·紀》四年八（今本訛七）月稱「江州賊首柳彥璋」，《新·紀》四月稱「江西賊」，《通鑑》三月稱「賊帥」，六月只稱「柳彥璋」，均未認為仙芝部下，故從闕疑之例。韓考將彥璋與乾符二年事牽合為一起（一二二頁），亦不可從。

  17.此事亦只見《通鑑》，云：「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按此時巢斷不在長江。唐末紀事，即同屬一書，往往極參錯，如《驚聽錄》忽而謂巢趣閩廣，仙芝指鄆州，忽而謂仙芝陷鄂，巢陷鄆，已經《通鑑考異》指出，如斯之例，當不在少數。

  18.《史話》云：「王仙芝派副統帥尚君長秘密去洛陽，與楊復光商談投降條件。」（二一六頁）非也。復光是元裕之監軍（說見前注15），當時已進至今湖北境內，不在洛陽，唯復光轉送君長等至長安，故路出潁州西南。《舊·傳》云：「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舊·紀》云：「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溫玉、溫球當為同一人，未詳孰是）是也，此事，《舊·傳》記在三年十月後，應是四年之訛，《新·紀》《通鑑》均作四年十一月。若《舊·紀》記在五年二月，則因仙芝失敗而連類及之。

  19.《舊·傳》「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通鑑》亦作「生擒以獻」，似斬於長安。但《舊·紀》稱「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新·紀》稱「宋威殺之」，《新·傳》稱「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又似斬於軍前。狗脊嶺，據《通鑑》二四七胡注引宋白《續通典》在京城東市，則《舊·傳》為合。

  20.《舊·傳》陷江陵在四年（今本訛三年）七月，今從《舊·紀》《通鑑》放在歲末，蓋因五年元旦陷江陵外郛而連言之。《舊·傳》又言：「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眾以統之。」然威似未進至鄂南，亦不見於其他紀傳，故從闕疑。《史話》云：「當公元八七七年六月王仙芝圍攻襄陽時……派副統帥尚君長秘密去洛陽」（同上），按仙芝自起事以至失敗，未嘗圍攻襄州（即襄陽），此是大大錯誤。如說是「江陵」之誤筆，則各史都未說是「六月」，是兩重錯誤也。仙芝早已喪失革命立場，按兵不動，故派君長等赴長安謀妥協，及聞君長被殺，才率眾攻荊州，如依《史話》的敘法，則其早失立場之事實，被遮掩過去，不特與舊史不符，亦非所以昭炯戒。推原《史話》所以致誤，實由於《通鑑》四年八月有如下一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逃歸。」姑無論陷隨州是否四年之事，（見前注14）然援襄州雲者，豫備之行動，非謂仙芝已圍襄陽。且如《史話》言仙芝「由襄陽撤圍，南入荊州」（同上），則須知襄陽、江陵同在漢水之西，仙芝何需乎渡漢？既缺乏地理知識，復出以逆億，其能了解事實之真象者僅矣。

  21.《舊·紀》敘在四年十二月，今依《新·紀》及《通鑑》。

  22.觀此，尤徵《史話》「自襄陽撤圍，南入荊州」之無稽。

  23.可參看177頁注18。

  24.《新·紀》，「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戰於申州，敗之」，又《通鑑》，「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按兩書皆稱丁酉朔，仙芝陷江陵外郛，則其逗留江陵，必有數日，申州隔江陵，直距亦五六百里，既非被敵尾追，無用急行，豈能於六日之前，回達申州之東。《新·傳》曾言，「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余以為此事亦屬一例。仙芝是首領，故所遇者雖為別部，亦必指名仙芝以欺騙朝廷，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新·傳》又以其事排在仙芝死後，諒無別據。《史話》云：「王仙芝在李福、高駢兩路大軍壓迫之下，轉入河南。」（二一七頁）據《通鑑》，正月庚戌（十四日）方以西川高駢為荊南節度，是時仙芝已離開江陵，仙芝之走，只因李福來援，《史話》所敘，殊違當日之實況。

  25.舊、新《紀》及《通鑑》皆作二月。擊敗仙芝者，《舊·紀》《新·傳》稱宋威，《通鑑》據《補實錄》作元裕，《舊·傳》作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荊今本訛亳，據《考異》所引改正），除《舊·傳》絕對不可信外，其為威或元裕，表面雖異，事實則同。依前文，元裕軍在申州，打仗者相信是元裕，然威本正招討，《新·紀》《通鑑》正月下雖著威罷招討，或尚未交卸，自然引為己功。其次，《考異》引《補實錄》云：「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南華今東明，謂尾追千五百里以上，始行俘獲，亦奏報不實之一例，《通鑑》稱「追斬仙芝」，則仍有惑於《實錄》也。

  《新·傳》於仙芝攻江陵之後，未死之前，夾敘「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卻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一大段，試取《通鑑》比觀，純是仙芝身後之事，今且不論。吾人須記取此一時期，前後不足兩月，仙芝焉能作出如許事業，此為時間性問題。從潭州進向浙西，要橫過湘東及贛、皖，今《新·傳》竟一步超躍，此為空間性問題。有此疑難，其能奉為信史耶。《通鑑》五年三月有「群盜陷朗州、岳州」一條，未指明仙芝黨徒。潭州事，《通鑑》不載，但《新·紀》《通鑑》均稱是年三月瑾為部下所逐，如《新·傳》可信，亦只能安排在三月耳。

  26.關於重隱事，舊、新《紀》《傳》，說各不同：（1）《舊·紀》先稱本年「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既曰「餘黨」，顯示仙芝已死。其下又稱君長等被殺，「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系追敘仙芝未死時之事，換言之，即陷洪州時仙芝未死。（2）《舊·傳》言「四（今本訛「三」，前文已校正）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今本訛君莒，據《考異》引文校正）陷洪州」，以陷洪州為四年事。（3）《新·紀》，五年二月稱，「王仙芝伏誅，其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江西賊徐唐莒陷洪州」，又「四月，饒州將彭令璋（《通鑑》作幼璋）克饒州，自稱刺史，徐唐莒伏誅」。按洪（今南昌）、饒（今鄱陽）鄰比，依《通鑑》，唐莒是重隱部下，合而觀之，當日蓋連克二州，不過或稱饒，或稱洪，或稱重隱，或稱唐莒，致令讀者迷惑耳，年、月與《舊·紀》同。（4）《新·傳》敘事最為混亂，攻江陵後稱「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顯系抄自《舊·傳》。尚君長等被殺後又稱，「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顯系抄自《舊·紀》。將一件事分作兩件，正所謂多修一回史，越增加一重錯誤者也。唯《通鑑》所記，前後較聯貫，故據為底本而參合《新·紀》書之；其可疑之點，則重隱佔洪州之下，繼言「賊轉掠湖南」，不知是否朗、岳二州之復出，故弗予采入。總言之，關於重隱及曹師雄之行動，史雖不一其詞，究絲毫無背叛仙芝痕跡，《史話》所謂仙芝破江陵時，「大將王重隱與曹師雄就脫離了王仙芝」，（二一七頁）殊覺無徵不信。

  其次，韓考引《全唐文》八一九楊鉅《唐御史里行虞鼎墓誌》：「乾符二年（八七五）黃巢寇饒州……城遂陷。」為王仙芝在元年起事之證，並認定二年巢軍已攻下饒州。（一一九及一二二頁）按依前文所考，二年時義軍只活動於曹、濮、鄆、沂數州，實力未伸至長江北岸，更安能渡江而破饒州？志稱鼎「咸通十年（八六九）進士，為校書郎，累遷至監察御史里行……尋陟饒州刺史」。唐末升轉雖較速，但僅及七年，似未能遷至刺史，各史亦無二年破饒事，唯「五」字略漫便訛「二」，如作「五年」，斯與《新·紀》相合。所難決者《新·紀》明言顏標死事，則破城時饒州刺史不得為虞鼎，鼎至五代方死，或是後來的刺史，而志之記事有誤歟？抑《新·紀》所書不確歟？

  27.《新·傳》開首雖列師雄為仙芝部將之一，然傳內再不見其名，此一節全本《通鑑》（參下166頁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