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爆發——王仙芝起義01

  龐勛雖敗，各地農民起義，並不就此歇息，其面積且日廣，聲勢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1，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樞，五年（八七八），農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門蠻向瓌陷澧州，桂陽人陳彥謙陷郴州2，中和元年（八八一），（左貝右僉）人鍾季文陷明州，臨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溫州，遂昌人盧約陷處州，史不絕書，而成績最大者端推黃巢（大食文作Ban?oa）3與王仙芝之一派。

  黃巢自曹州起事，率領義軍，由北而南，復由南而北，轉戰十幾省（就現在言），取洛陽，下長安，所至如入無人之境，經過十年，才失敗自殺，乃中古民軍之最為翹出者，舊、新《書》都為之特立專傳。所惜宣宗後官中無實錄，五代、北宋三次修史（連《通鑑》計），雖極力搜羅故事，仍感覺非常殘缺，不徒各書間互有異同，即在同書之內，亦常常發見矛盾，其詳將分見下文。試就最簡單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傳》）黃鄴又作黃思鄴，（《新·傳》及《通鑑》）王璠又作王播，（《通鑑》）如果盡信，便不難誤一為二。再論到年、月、日問題，更不易作左右袒，《新·傳》之寫作，根本缺乏時間觀念，開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後，中間夾敘幾十件事，便雲「時六年三月也」，換言之，作傳之宋祁，並未經過時序考證，只硬把所有事實，隨便納入此上下兩限之內，假使讀史者不了解其內容，以為敘述次序，取代表事情發生之次序，因而據以批判，便違背當年之現實。更如涉及黃巢本人，忽而說其攻掠蘄、黃，忽而說其進破滑、濮，巢用兵雖然飄忽，要須問其有無分身術之可能。簡言之，黃巢事跡，異常踳駁陵亂，向未經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刪訛去復，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視革命之史實。唯是人言龐雜，一國三公，取捨之間，苟不揭出主張，仍貽讀者以其誰適從之感，職是之故，本節附註乃多於正文數倍，亦欲法司馬《考異》之美意也。今將王、黃二人事跡，分作四項述之，除數處外，極力避免夾敘夾議之寫法，務求事實裸現，細大不捐，庶讀者各可運用眼光，得出理論。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國農民革命史話》二一〇—二四三頁）往往改竄或杜撰史實，供其構成理論之根據，則固期期以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關東自虢至海受旱災，同年八月，關東河南大水。（《通鑑》二五二）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舊·傳》）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4，仙芝在濮州濮陽縣5起義，傳檄諸道，言吏貪賦重，賞罰不平，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續寶運錄》及舊、新《傳》）

  黃巢，冤句人，少以販私鹽為事，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是年夏6，聞仙芝起，與群從八人募眾數千以應，民之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新·傳》《通鑑》）

  取濮、曹二州，進攻鄆州7，略沂州，平盧節度宋威擊走之8。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從沂州轉向河南9，逼潁、陳、宋，破許州之陽翟，汝州之郟城，鄭州之陽武。九月，下汝州，執刺史王鐐10。十月，南攻唐11、鄧，十一月，破復、郢12二州，十二月，攻隨、安、黃及申、光、舒13各州14，義軍所至，大致即現時河南之南部、湖北之東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蘄州，王鐐為仙芝致書蘄州刺史裴偓（《新·傳》「渥」），偓開城迎降，並上表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軍押衙兼監察御史。報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請給我兵，吾不留此。因擊仙芝傷其首，眾亦喧噪不已。仙芝憚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並分所屬為兩部，以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新·傳》及《通鑑》）15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長領兵入陳、蔡（《新·傳》及《通鑑》據王坤《驚聽錄》）。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紀》及《通鑑》據《驚聽錄》）16。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鑑》）十月，又東下蘄、黃17。

  十一月，遣尚君長等請降於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復光送君長等赴長安求官爵18，途中為宋威截獲，偽稱在潁州（今阜陽）西南生擒，斬之19。

  仙芝聞之，怒，率眾渡漢水，攻江陵20，荊南節度楊知溫不設備，眾自賈塹（在今鍾祥縣）潛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21，山南東道節度李福悉眾來援22，挾沙陀五百騎與俱，次荊門（今同名），沙陀騎破仙芝軍。仙芝聞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參《舊·紀》及《通鑑》）23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別部於申州（今信陽）之東24。

  二月，仙芝敗於黃梅縣（今同名），死焉25。

  三月，仙芝餘部王重隱克洪、饒二州，重隱旋死，其將徐唐莒代領，不久亦失敗26。同時，別將曹師雄掠宣、潤，四月，攻湖州，為鎮海節度裴璩所破27。餘部攻取信、吉、虔等州。

  綜觀本項列舉之事實，已可斷言仙芝與巢分道而後，兩人再未曾會在一起，其理由將於下項申言之。論到仙芝失敗，無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鹽販，保存著貪圖富貴的觀念。唐朝初時只授以閒散差使——左神策軍押衙，便欲犧牲群眾，獻身投降，經黃巢責以大義，加之群眾憤怒，才將卑鄙心情暫時按捺下去。然而認識真理不夠，終久必然落伍，彼一經離開黃巢，即屢次派遣使人，請求任命（《通鑑》載鄭畋奏，「王仙芝七狀請降」），立場如此不堅定，其失敗已屬於必然性。

  第二，自與黃巢分道，時逾一年，考其活動範圍，西不過江陵，東不過黃梅，跼促於現在鄂省東南部一段小小地帶，多半時間未聞有何進取，大約無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氣便餒，其註定失敗，不待蓍龜。

  注釋：

  1.《史話》誤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〇一頁）。

  2.《通鑑》二五三誤柳州。

  3.此名由法人Klaproth證定。

  4.《舊·傳》作乾符中，其下接敘乾符三年，《新·傳》作「乾符二年」，《舊·紀》作二年五月，《新·紀》作二年六月。《通鑑考異》二三云：「《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檄末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元年）歲末。」首應辨明者，《考異》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無以「元年」為「一年」之習慣，則今本《考異》二三之「一年」，顯為傳抄之誤。何況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鑑》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時，實際仍稱「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於十個月以前預知改元。故今以傳檄之日為起義之日。攻取濮州則依舊、新《紀》，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話》以起義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頁）最近韓國磐《黃巢起義事跡考》（《廈大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簡稱韓考）據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書，有「勿令無路營生，聚為草賊」之語，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賊」為通名，非專名。

  5.《舊·紀》一九下：「濮州賊首王仙芝聚於長垣，其眾三千，剽掠閭井，進陷濮州。」（《新·傳》《通鑑》略同）唯《舊·傳》稱「起於濮陽」；今考《隋書》及《舊書·地誌》，濮之長垣，已於開皇十六年改名匡城，開皇新設之長垣，又於大業初併入韋城，唐代並無長垣縣名稱，故從《舊·傳》。

  6.《新舊唐書互證》四云：「新、舊《紀》書黃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太遠，恐皆有誤。考《舊書·黃巢傳》。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揆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舊·紀》在五年二月），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群從募眾數千人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新·紀》宋威為招討在三年二月，《舊·紀》在四年三月，《通鑑》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為招討之前。此一代大事所關，而草率如此，後之人何所取信哉。」按《通鑑》記巢起於二年六月，其「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一句，容易令人看作仙芝未起事之先，二人已經合夥（此句固不定如此解釋），今放在夏月，總不至言之過早。至《舊·傳》稱巢兄弟與尚讓共保嵖岈山，系指仙芝死後之事，並非巢到此時才與仙芝部相合，《舊·傳》固敘述欠明，趙氏亦失之太泥。

  韓考「大起義為何發生於山東」一節，似乎受了地理決定論的影響。中古時所謂「山東」，指太行山以東而言，相當於唐之「河北」，並不是現在「山東省」之等詞。許、滑、青、汴、兗、鄆、徐、泗都屬於河南道之範圍，關東則包括更廣。而且由前文所舉，唐末起義散布各地，時代較前及聲勢較大之裘甫，乃在浙東。竊謂黃巢出身鹽販，早養成一種與政府對抗之堅忍勇氣，其能支持較久，領導的成分要不可忽視也。

  7.《舊·紀》只稱濮州，《舊·傳》「陷曹、濮及鄆州」，新《紀》《傳》及《通鑑》均只稱濮、曹二州。今本《舊·紀》五月又言，「鄭州節度使李種出兵擊之，為賊所敗」，《太平御覽》引作「乾符二年，王仙芝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李穜出兵擊之，為所敗」。按鄆州節度別名天平，駐鄆州，濮州在其轄下，今本《舊書》「鄭」是「鄆」訛，「種」應作「穜」（古童、重通寫，故鐘可作鍾，董可作蕫），已無可疑（參看拙著《唐方鎮年表正補》之天平、義成兩條）。唯《通鑑》與《舊·紀》異，其二年六月下稱，「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沈炳震主張從《通鑑》，此事尚難論定。鄆在曹之東北，可信義軍曾進兵其地，惟並未攻占。

  8.見《新·傳》及《通鑑》，《通鑑》敘在十二月下。

  9.《通鑑考異》二四：「乾符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亦作晟，見《廿二史考異》五五）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把此事排在三年七月，全出臆測，毫無根據。《舊·紀》，三年「七月，草賊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眾數萬」，當有一部分系七月以前之事（參下注10），司馬曉得仙芝不會安靜半年，同時，對於仙芝活動所需之時間，卻加以忽略。仙芝從沂州轉向西南，據《通鑑》本身說，八月已到許州之陽翟，汝州之郟城，前後僅一月，謂已攻略過七八州，比較其前後活動時間，亦不可信。況且《通鑑》二年十一月下，「群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數句，實即前引《舊·紀》三年七月及後引《舊·紀》四年三月兩段之變相文字，今《通鑑》先於二年十一月揭出，顯與《舊·紀》違背，試問有何信證？尤其錯誤者，《通鑑》於二年十二月書「王仙芝寇沂州」，三年七月書「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是仙芝攻圍沂州先後八閱月，此乃任何起義初期實力未充所應避免之錯誤，仙芝斷不至頓兵堅城。如曰一擊即去，中間六個月究作何事？「半年豈能靜處」之反質，正是請君入甕。何況《通鑑》下文即接著稱，「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假使非沂州已擊退仙芝，援兵何至抽回？試為反思，便甚明白。由此推之，《通鑑》三年七月接敘一段：「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還青州，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正與三年正月天平回軍事件相接榫，必原來《補實錄》二年底之一節。司馬光唯知其一，不知其二，又率以己意武斷，割裂分隸，難乎其為信史矣。《史話》一方面不認識《通鑑》之錯誤，另一方面又搞自己的一套，敘事幾全與舊史（連《通鑑》在內）相背違；（二一二—二一三頁）其書首言：「宋威為行營招討使，指揮平盧、忠武、宣武、義成、天平、淮南六鎮的大軍……同時出兵四面包圍。」把唐軍之布置，渲染得井井有條；按二年十一月（此只據《通鑑》，參下注10），雖詔淮南等五鎮亟加討捕，然並無部署包圍之痕跡。《史話》又言：「唐軍從八七五年七月出兵，圍剿了一整年，各路大軍疲於奔命，始終沒接觸到農民軍的主力，直到公元八七六年六月，宋威才會集了各鎮主力，在沂州城下與王仙芝打了一仗。東路的王仙芝雖說受到挫折；但西路的黃巢軍卻更加發展，連破了陽翟、郟城、陽武、汝州。」宋威與仙芝戰，即依《通鑑》說，亦在七月，不在六月。早於二年五六月，仙芝已敗天平李穜，何嘗未有接觸？兗州（即沂海）節度齊克讓之出擊（見《舊·傳》），《史話》亦漏記。至陽翟等四地之攻取，史皆題仙芝名，王氏以屬黃巢，既未說明理由，不知從何處體會出來。

  10.《新·傳》之「轉寇河南十五州」，純系抄襲前引之《舊·紀》。考《舊·紀》，四年三月下又稱，「青州節度使宋威上表請步騎五千，特為一使……乃授威諸道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馬五百匹。仍諭河南方鎮曰：王仙芝本為鹽賊，自號草軍，南至壽、廬，北經曹、宋，半年燒劫，僅十五州，兩火轉斗，逾上千眾，諸道發遣將士，同共討除，日月漸深，煙塵未息。……今平盧節度使深憤萑蒲，請行誅討……今已授指揮諸道兵馬招討草賊使……仍命指揮都頭，凡攻討進退，取宋威處分。」按《通鑑》二年十二月之記事，除寇沂州一節外，純是《舊·紀》此段之縮編，而比《舊·紀》前差十五個月，故必先將唐朝諭河南方鎮之內容，分析清楚，方能決定威為諸道招討之年月。諭言，「半年燒劫，僅十五州」，如認為二年下半年，則各史料（連《通鑑》）都無此痕跡，此《通鑑》編入二年十二月之必不確切者也。到四年三月，距仙芝起事已逾一年半，且其攻略地點，去平盧甚遠，此《舊·紀》編入四年三月之同不可通者也。唯《新·紀》編入三年三月，可信《舊·紀》系後差一年，由此上推至二年秋間，大致為「半年」，相合者一。壽、廬、曹、宋即此一時期內之活動，相合者二。仙芝離沂州未久，加以威自請奮勇，故授為諸道招討，相合者三。更須聲明者，前注9所引《舊·紀》，實即諭文之復出，所差只放在三年七月，並改「逾七千眾」為「其眾數萬」而已。

  《新》一八三《鄭綮傳》：「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或是義軍過而不留耶。

  依上文觀之，十五州並非全屬河南道區域。《舊·紀》稱，七月「逼潁、許，攻汝州，下之，虜刺史王鐐」，《新·紀》陷汝州在九月，單見於《舊·傳》者有陳州，見《新·傳》《通鑑》者有鄭州；按《通鑑》，四年鄭畋奏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崔安潛之境，安潛是時節度陳許，故《舊·紀》亦只稱「歷陳、許、襄、鄧」。較可疑者，《通鑑》於九月克汝州後，繼稱「陷陽武，攻鄭州」，又稱十月「南攻唐、鄧」，路途似乎迂逆，或者是先攻鄭而後西南入汝，否則攻鄭者為別一支隊。若《舊·傳》以陷汝州排在五年八月之後，其誤更無可疑。

  11.《舊·傳》訛「襄」。

  12.郢州今湖北鍾祥；《史話》以為「湖北江陵」，（二一四頁）大誤。

  13.《史話》以為安徽懷寧（同上），據《韻編今釋》，應是潛山。

  14.《舊·紀》七月後，「遂南攻唐、鄧、安、黃等州」，《舊·傳》有「歷陳、許、襄、鄧」之語（「襄」應「唐」字之訛）《新·紀》，十一月陷郢、復，十二月陷申、光、廬、壽、通、舒六州，《通鑑》同，胡注云，「通當作蘄」，但《通鑑》下文別著蘄州。復按《新·傳》稱，「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首句已著光州，末句「光」字當是復出），《新·紀》獨無隋州，行寫「隋」「通」形似，「通」必「隋」之訛，非「蘄」之訛也。其次，諭河南諸鎮已稱「南至壽、廬」，如注10所證不誤，則是三年上半年以前事，《新·紀》《新·傳》或強行插入，故闕疑不錄。隋、安、黃三州系依交通順序為先後，申、光偏於東北，或別隊所經。舒州最東，《新·傳》所云分奇兵出圍，頗近事理，故附於末。

  將安、隨二州事排在本年，尤須予以相當說明：（1）《舊·紀》置攻安州於三年七月後，《新·傳》置在圍舒前（均引見前文），《舊·紀》又於四年三月下稱，「時賊渠王仙芝、尚君長在安州」，此皆安州陷於三年之證。《通鑑》獨置陷安州於四年八月，未提本據，故知《通鑑》不可信賴。（2）《新·傳》之「殘隨州，執刺史」，系在據安州之前；唯《舊·紀》稱四年「八（今本訛「七」，茲校正）月，賊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新·紀》亦稱四年「八月，黃巢陷隋州，執刺史崔休徵」，然《新·紀》實本自《舊·紀》，只嫌「賊」字無著落，故以意易為「黃巢」，此由四年八月巢不在南方，可反映知之。《通鑑》特著八月「乙卯」，仙芝陷隨，檢《朔閏表》三，是年八月己巳朔，月內無乙卯，由於《舊·紀》有將三年事錯編入四年（如前引諭河南方鎮一事），又由於《通鑑》之紀日不合，所以認《新·傳》為比較可信。再從地理形勢察之，仙芝既破復、郢，為避免鄂州實力，故迂迴東北，經隨、安以入黃、蘄，如其不然，仙芝軍豈能飛越；根此數種原因，認本年曾破隨、安，似屬無可非難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