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受嚴重壓迫及其反抗

  《唐鑒》二二云：「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彼所謂「盜賊」，概言之，則反對統治階級嚴重剝削之農民也。唐自玄、肅、代、德，暴斂已烈1，然猶可勉強度活，入晚唐後，遍地虎狼，逃亡無所，其勢變成「官迫民反」2，此所以一爆發而立即燎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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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生產之大宗為糧食，藉以供賦役需索者亦惟糧食，唐代米價升降之差額至巨，茲將貞觀中迄元和末見於著錄者依年次記之3。

  除開乾元元年特受錢幣影響及廣德、溫州兩例外，因豐歉而米價升降，其差額竟達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錢與一千五百錢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豐年為盛事，然穀賤傷農，所入或不足以供賦役之需索7；反之，農民經過多方剝削，餘糧有限，米價踴貴，更只有坐而待斃，正有類於啼笑皆非也。張籍《野老歌》：「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取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肉食。」正勞苦農民與富商大賈之強烈對比。李紳《詠田家》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雲溪友議》一）8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韋莊《秦婦吟》云：「歲種良田一百（左王右厘），年輸戶稅三千（？十）萬。」9不顧農民辛苦而剝削如此嚴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潰。咸通八年，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十年，陝州民訴旱，觀察崔蕘答以樹猶有葉，訴旱猶不可，他復何言。

  當安史亂時，江淮間即有白著之激變；緣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征之，擇豪吏為縣以督收，不問負之有無，資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則什取八九，謂之白著。不服則威以嚴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澤以抗。高雲《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鑑》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領袁晁（《新書》六作袁鼂）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又取信、溫、明三州，聚眾近二十萬；廣德元年四月，始為李光弼部將所平。（同上《通鑑》）

  其次則有蓬、果二州界之雞山民軍（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鄧裴（六年），都嘗與官軍相抗衡，（《通鑑》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甫10為首領之浙東起義。

  甫初時只有眾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敗浙東軍，取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觀察鄭祇德益兵來，又大敗之，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11、義成、淮南等諸道兵。甫之帥劉暀主張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築壘以拒，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掠揚州貨財，還守石頭，別遣萬人循海襲閩，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別部有降者，餘部力戰，亦連敗，甫走入剡，式軍圍之，甫部勇悍甚，其女軍亦乘城擲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欲突圍不克，遂與暀等同被擒，時咸通元年六月也。別帥劉從簡乘官軍少弛，率壯士五百衝出，入大蘭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滅。《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當日甫不聽暀言，固為失策，然使能依王輅「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如清代之蔡牽，猶足以自存。乃忽略後門，部隊駐寧海東者不虞式之水軍遽至，各走山谷，棄其船隻，愈加深失敗之機。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猶有扭轉殘局之一線希望，顧竟輕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計略之疏也。

  聲勢更大者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詔陷安南12，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內分八百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崔彥曾13又擬再留一年，戍卒聞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許佶等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都頭，奪庫兵，統五百人14北還，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5張敬思赦其罪，於是荊南16節度崔鉉嚴兵守要害，勛乃泛舟沿江東下。佶等相與謀曰：朝廷之赦，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有眾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取之，然後選募為兵，得數千人，彥曾遣三千人來攻，全數覆沒。勛進攻徐州，對城外居民，無所侵擾，由是人爭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於揚、楚、廬、壽、滁、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挽運糧糗，招致亡命，有眾廿萬，其人皆舒鋤鉤為兵，號曰霍錐，連克濠、滁、和數城。唐命康承訓為都招討使，沙陀朱邪赤心（後賜姓名李國昌）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隨，時勛部久圍泗州，招討使戴可師來救，勛部以計誘之，官軍幾全沒，承訓退屯宋州17。

  勛既累勝，自謂無敵，日事游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者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於是參與桂州起義一輩，行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勛復表求節鎮，士氣先餒。十年，承訓既增援，連敗勛軍，凡得農民皆釋之，於是驅掠而來者每遇官軍，多自潰散。加以內部疑猜（如勛殺孟敬文，梁丕殺姚周），精銳殘喪（姚周敗於柳子鎮，王弘立死於泗州，劉行及敗於濠州18），反側睽離（下邳土豪鄭鎰19，以下邳降，蘄縣20土豪李袞以其縣降，朱玫以沛縣降，又保據山林之陳全裕亦降於承訓），及內圍據點盡失，勛始欲西攻宋、亳，因實力不足而回兵，死於蘄縣（九月）。同時，張玄稔舉宿州降，並攻下徐州。唯吳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糧盡，突圍而死。

  注釋：

  1.《佛祖統紀》三九引宋理宗時良渚云：「諸以《二宗經》……不根經文傳習惑眾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史者謂……《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向達云：「《開元括地變文》則當是唐代俗講話本之支與流裔。」（《燕京學報》一六期《俗講考》）但對於「開元括地」之意義，未有發明。嘗考開元十二年聽宇文融之計，遣判官多人分往各道，檢責賸田，於是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會要》八五）當封建時代遇此非常機會，吏豪必因緣為奸，橫加欺剝，民怨之騰沸，在意想中，《開元括地變文》諒系對此作不平之鳴，與統治階級相對抗，故易代而猶遭禁絕也。括地之義，與括田無殊，惜未得其片詞以與拙見相佐證。

  貞元二十年關中大歉，京兆尹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不免，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為誹謗，德宗遽令杖殺。（《舊書》一三五）

  2.語見《郎潛記聞》五。

  3.同一年內有兩個以上不同之價格，則取其較高者。

  4.原「斗」字劉復氏俱誤作「升」，此可以其估價相乘知之。

  5.參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節。又《舊書》四九云：「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不知專屬何年，故不列入。

  6.可參看全漢昇《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龐勛在徐州起事時，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通鑑》二五一）中和二年黃巢占京師時，米斗三十千，（《舊書》二〇〇下）光啟二年三月荊襄仍歲蝗，米斗三十千，（《會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聞》）三年揚州大飢，米斗萬錢，（《舊書》三五）同年十月楊行密圍揚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則有特殊狀況，其價格不可以常理論。

  7.清吳廷琛《豐年謠》：「米足無如不值錢，半年艱苦更誰言，卻憶凶年乏食猶得蒙哀憐。」（《粟香五筆》五）正穀賤傷農之絕好註腳。

  8.何光遠《鑒誡錄》八同，惟《摭言》誤為聶夷中詩，夷中咸通十二年進士。

  9.字書無「（左王右厘）」字。三千萬即三萬貫，數目過巨，「千」當「十」訛，三十萬即三百貫，已萬萬非農民所能負荷矣。

  10.《通鑑考異》二二引《平剡錄》作裘甫，《東觀奏記》下作仇甫。

  11.《通鑑》二五○下文有「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胡注云：「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按王丹岑《農民革命史話》稱：「……與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又「是忠武、建忠、義成、淮南、宣歙、浙西六鎮的大兵」（一九二—一九三頁），只看節本之《紀事本末》，連《通鑑注》都不暇看，憑空造出一個「建忠鎮」，可謂疏忽之至。

  12.《通鑑》二五一敘戍卒事，原作「初南詔陷安南」，胡注云，「見上卷四年」；《革命史話》竟作「起於公元八六○年（李?咸通元年）南詔的入寇邕州」（一九五頁），以四年為元年，一誤也，以安南為邕州，二誤也。而且《史話》下文亦稱「他們在桂州戍守了六年」（一九六頁），試問由元年至九年何止六年？

  13.《革命史話》誤為「徐彥曾」。（一九六—一九七頁）

  14.《史話》云：「於是就激起八百戍卒的憤怒。」又「八百壯士完成了數千里的長征。」（一九六—一九七頁）按八百隻初戍時數目，經過六年，由於死亡、逃走等原因，當然數目減少，故《通鑑》於北還時並未明著八百。《舊書》一九上稱，「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佶、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事當近信，茲從之。

  15.《史話》於「監軍」下注云：「指高品、張敬思，」（一九六頁）似以「高品」為人姓名，殊易誤會。胡注云：「《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如《通鑑》下文「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又《舊·紀》一九上，「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領宣賜。」皆是宦官銜稱。

  16.《通鑑》作「山南東道」，《方鎮表》五以為荊南之誤，是也；徐軍北還，荊州應首當其衝。

  17.《通鑑》二五一敘承訓退屯於先，可師覆軍在後，殊背於事理；《史話》於可師敗後，始言承訓退屯，（二〇〇頁）正與拙見相同。

  18.《史話》稱唐軍「攻克昭義、鍾離、定遠各縣，進兵圍攻濠州，切斷了濠州與徐州的聯絡。起義軍的南北兩個重心——徐州與濠州變成了彼此隔絕的孤城」。（二〇五—二〇六頁）按昭義是招義之誤，《通鑑》云：「賊入（濠州）固守，（馬）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則徐、濠交通並未切斷，王氏直未讀清《通鑑紀事本末》也。

  19.《史話》二〇六頁誤鄭鑒；乾符四年詔，「鄭鎰、湯群之輩，已為刺史」，即其人也。

  20.同上誤作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