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削愈多，百姓愈苦

  開元之初，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中間雖嘗罷遣廿余萬（《通鑑》二一二開元十年），然不久而屢興戰役（東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亂後，更軍費大增。職是之故，不得不講求理財，理財又可分言論與方法兩項記之。據余所見，通李唐一朝，其言論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劉彤　北周之際，凡鹽池、鹽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賦其稅，隋開皇三年始罷之。（《隋書·食貨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後，諸州所造鹽鐵，每年雖有官課，但中央似不大過問。開元九年1左拾遺劉彤上論鹽鐵表云：「……然而古費多而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民盛事也，臣實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采山鑄錢，伐木為室，豐余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余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捐有餘而益不足。……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會要》）其計劃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獲國家許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豐富之利潤，此種獲利甚厚之事業，應歸國家專營及貿易。（2）貧窮之民，宜免除徭賦，使得專心務農。（3）如果貧民可以蠲免稅賦，則被壓迫之民眾，自然望風景附。其言頗與近世主張國家收入主要靠國營事業之理論相近，見解迥出向負唐代理財盛名的劉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師度、強循2等計會辦理，卒以沮議者多，並未由中央收管。（同上《會要》）

  劉彤「柔荒服」之見解，實即儒家所謂「王道」，如果善於體會及運用，何難化臭腐為神奇。

  （二）陸贄　有中央統治之剝削，有貪官污吏之剝削，更有豪門、地主之剝削，剝削愈多，人民愈苦，則反抗生焉。試觀陸贄論兼併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見下文），又李紳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知中唐以後，上層階級如何壓迫剝削，下級農民如何困窮無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茲節錄贄疏（《宣公集》二二）於下方，所言雖仍不免受時代之限制，然在彼時能作此等話，稱曰「民主經濟論」，不為過也。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

  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併，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今茲之弊，則又甚焉。……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征，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忘，為日已久，故欲修整頓，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

  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安、史發難，昔日之財源既大大縮減，同時又軍費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設法以求應付。當日籌款方法，約可別為六類如下：

  1．鹽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劉彤之策，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如舊業戶並遊民願業者，使為亭戶，免其雜徭，隸於鹽鐵使，私煮者罪有差。（《舊書》一二三）琦既貶死（上元元），劉晏代之（寶應二），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逾十倍，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總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餘萬，（《元龜》四九三）是為最高之數。（又《舊書》一四稱，元和五年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惟《通典》一○言「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按《會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井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九百餘萬或非實估之數，故而不同。）

  

  劉晏之理財，計有三長：（1）募疾足傳遞四方物價，其上下能於四五日內知之，故食貨之重輕，盡在掌握，使囤積者無所施其術。（2）所任使多後進有干能者，故富朝氣而不敢為非。（3）視事敏速，乘機無滯。

  當日產鹽之區，約可分為三類：一曰散鹽，即海鹽，自幽州以南至嶺南沿海之地。二曰池鹽，河中府解縣池與陝州安邑縣池總謂之兩池，元和時歲收一百六十萬貫。（《元和志》一二）靈州回樂縣有溫泉鹽池，懷遠縣有鹽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廢；紅桃鹽池鹽色似桃花，在縣西三百二十里。」3）威州溫池縣有溫池。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夏州有二鹽池，色青者曰青鹽，一名戎鹽，入藥用。（《元和志》四）豐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鹽，成州長道縣有鹽井。劍南之陵、綿、資、瀘、榮、梓、遂、閬、普、果十州4共有鹽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興元、洋、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不足供給當地，若兼數州，自然闕絕，今請將河中鹽放入六州界糴貨；（《會要》八八）此為後世劃分引岸之始基5。

  2．茶　茶飲至中唐而盛（玄宗時毋景著《伐飲茶序》，代宗時陸羽著《茶經》）。貞元八年水災，詔令減稅，諸道鹽鐵使張滂籌抵補之法，因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十分稅一，是為茶屬專稅之始。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會要》八四。惟《陸宣公集》二二言歲約得五十萬貫）大和九年，從王涯議，設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罷之。（《元和志》二八言，饒州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代宗以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是為我國茶葉外銷漠北之始。（《新書》一九六《陸羽傳》）又建中二年常魯使吐蕃，贊普以壽州、舒州、顧渚（今長興）、蘄門（應即今之祁門）、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陽）各茶出示，（《國史補》下）又知此時茶飲已輸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書·食貨志》）唐至廣德二年，始敕諸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大曆六年又分酒店為三等，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釀，每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惟京畿免榷。貞元二年，並推行於京兆，每斗榷酒錢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稅收約百五十六萬餘緡，釀費居三分之一6。

  4．青苗錢及地頭錢　廣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給，初令諸州征青苗錢，每畝十文，大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錢。又有地頭錢7，每畝二十文，共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舊書》一一永泰二年數）

  5．借商錢　北齊武平時，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隋書·食貨志》）此借商錢亦見於六朝者。肅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漢，籍豪商富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十收其二，謂之率貸。（《通典》一一）建中三年，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都賓等建議，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令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於是試行於京師，約罷兵後以公錢還，計借商及括僦櫃（即今之質庫、當鋪）8質錢共得二百萬緡。（《通鑑》二二七）論者多責其苛擾，試問此種做法，比諸同年稅錢每千增二百，鹽每斗價增百錢，其苛擾之廣狹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論者乃見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唐末見聞錄》）又廣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高駢奏盜賊蜂起，皆出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通鑑》二五三）

  6．屋間架稅及除陌錢　建中四年，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奏設兩種雜稅：（甲）稅屋間架，即今之住屋稅。法凡兩屋謂之一間，屋分三等：上等每間出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隱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犯家。（乙）除陌錢，約與今印花稅相類。東晉貨賣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萬輸值四百，無文券亦約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唐舊制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稅二十，至是增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罰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於犯家。行不數月，遇興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罷9。同時，贊又請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絲以補公用，旋自認非便，遂寢不行。

  征課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數自應大進，而征之事實，卻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國計簿》稱，元和兩稅、榷酒斛（左豆右斗）、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通鑑》二三七胡注據宋白轉引），以物質不同之單位，糅合互加，實際本無從比較，今姑如所言計之，建中初之收入，總計四千七百五十五萬五千餘貫石，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寶少，且比建中較少一千二百餘萬貫石。

  推原其故，則由於地方官假公款以為進奉，進奉之入於宮內者愈多，斯公款之上於度支者愈縮。代宗生日，臣工有獻，是其開端。德宗宮內頗事奢靡，相傳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蔡絛《西清詩話》引李石《開成承詔錄》）。及朱泚既平，尤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韓滉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貞元二），節度使韋皋有月進（據《國史補》，《舊書》四八作日進），觀察使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時，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觀察，宣州判官嚴綬假軍府為進奉，召補刑部員外，是直賣官鬻爵之變相矣。

  順宗即位，罷諸粃政。憲宗繼體，旋又復舊，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則獻賀物。（《新書·食貨志》）此外，如王鍔自淮南入朝，厚進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閻濟美違赦進奉（均元和三），河東王鍔進家財三十萬緡（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時，常袞曾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視之，已有受寵若驚之勢，易言之，即教下使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財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殺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歸宮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戶之剝削，益不可數計。此外更有因錢幣價漲，不加調整，使民間負數倍之損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稅法》云：「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10，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鬥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積相同，隔三四十年，生產不會增多，納實物卻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隨幣值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

  注釋：

  1.《通典》一〇：「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檢責海內鹽鐵之課。」《舊書》一八五下《姜師度傳》：「（開元）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再遷同州刺史……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又《會要》八八：「開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論鹽鐵上表曰。」（《舊書》四八《食貨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書所記年月，各有不同。首就《會要》論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後，如果敘十二月於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應雲「先是十一月」，不應雲「其年十一月」。再就《舊·傳》言之，考《舊書》八，開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罷中都，依舊為蒲州。」《通典》一七九：「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詔停。」又《通鑑》二一二，置中都月日與《舊書》八同，惟罷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參之，詔置中都應在九年正月（其餘《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舊書》三九及《新書》三九作「八年」，《舊書》一八五下之「六年」，與《通典》一〇、《會要》八八之「元年」，均錯誤無疑），罷中都應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稱「至六月詔停」；《舊書》八誤推遲一月，故書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韓覃《諫作中都疏》有云：「《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眾，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誡，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似彼稱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計後未必立即動工，以事理推之，蓋詔置在正月，動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細考；況從嚴義而言，五月非孟夏也。語歸正傳，師度之拜河中尹，殆與詔置中都同時，《會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應「九年二月」之衍誤。惟劉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會要》），卻無法斷定。至《舊書》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則下文之「明年」字不復適合，因《會要》同卷又稱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師度不須巡檢鹽地，彤之表必非上於十年冬間也。

  2.唐人寫「循」「脩」兩字，頗難辨別，故他書或稱為「強脩」，參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記》四一八—四一九頁。

  3.據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報》，寧夏省政府東自黃河岸石咀山起，築公路長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區巴音烏拉山下之吉蘭泰鹽湖，湖周約一百六十里，有深達五尺的鹽層，殆即唐代懷遠縣鹽池。關于吉蘭泰鹽池，可參《蒙古遊牧記》一一。

  4.鞠著《唐代財政史》引《元龜》四九三有梁州，無果州（五八頁）；按梁州即興元府，不屬劍南，「梁」是「果」之訛。又本文鹽井之數，系據《通典》一〇；《新書》五四則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嶲各一，果、閬、開、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綿、合、昌、渝、瀘、資、陵、榮、簡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與《通典》相差頗巨。

  5.關於鹽之專賣，可參鞠氏書五六—六四頁。

  6.榷酒法之變更，可參鞠氏書七〇—七四頁。

  7.《通鑑》二二三胡注據宋白引大曆五年詔：「自今已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為名。」鞠氏書沿之；（一九頁）可是大曆八年正月制仍稱青苗、地頭，（《制詔集》一四）長慶三年元稹奏（《長慶集》三八）及會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見地頭錢之名。

  8.加藤繁《唐宋櫃坊考》謂僦櫃即《乾（左月右巽）子》之櫃坊，賃其櫃以藏金銀財物而付保管費，與質庫異，辨《通鑑》胡注之誤。又認《霍小玉傳》之寄附鋪即櫃坊。（《師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縣舊俗質庫建築頗固，除質當外，亦代人保管財物而收費，想中古時亦兩者兼營，無專立一業之必要，此可比觀近世銀行而知之。佐野以為農民賣農產的所得稅，（同前引書二三〇頁）非也。

  9.鞠著以為除陌錢一項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頁）是也，可參看。

  10.同集三，《進士策問第一道》又云：「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及茲三十年……而其稅以一為四。」首須說明者此文內之兩個「千百」，均應乙正為「百千」，與疏內之「十千」文例相同，猶雲「百貫」（粵俗舊亦呼「百貫」為「百千」）。再以粟斗價百、帛匹價二千與應納實物相勘合，價目之數字，並無錯誤。但與疏文之絹匹四千、米斗二百之價相比，則價值較廉一半；可是此兩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兩稅時之物價，不應懸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誤，茲以疏上在後，故從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