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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新·傳》云：「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按澇水出鄠縣，東北入咸陽，鳳翔則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鳳翔軍，非鳳翔轄境，今節取之。

  27.《舊·紀》系溫降於八月庚子朔，茲從《新·紀》及《通鑑》。殺監軍嚴實見《舊·紀》及《通鑑》，《新·傳》則稱「即斬賊大將馬恭」，大約所殺者不止一人。

  28.《新五代史》一及《通鑑》作瞳，《舊·紀》作曈。

  29.《新·紀》《通鑑》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舊·紀》云：「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通鑑》云：「以溫為同華節度使。」按華州是時不在唐軍手中，事同於惠而不費，未必如此惡作劇。《通鑑》既記同華節度，又於十月下再著授官，與《新·紀》同，尤不可信，因同、華二州，唐代向來分治也。《史話》引《通鑑》此一段，竟誤題作「《唐書·黃巢傳》」。（二三七—二三八頁）

  

  30.《舊·紀》作黃鄴。《新·傳》在此處作黃思鄴，《通鑑》承用之，故兩書皆前後矛盾。

  31.鄴並未死，《考異》已辨《補實錄》之誤。《舊·紀》十一月下，「賊將李詳下牙隊斬華州守將歸明，王鐸用其部將王遇為刺史」，「部將」指詳之部下，《新·傳》云：「巢以王遇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誤會。

  3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通鑑》則謂「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鴉軍」，解釋不同，似前說較可信。呂振羽稱唐求助於突厥、吐蕃，（同前引書二○○頁）按就族類而言，沙陀可屬於「突厥族」，但非隋、唐時之「突厥」，若吐蕃則時方衰弱，唐並無求助之舉。

  33.《舊·紀》與《新五代史》同。《通鑑》於十一月下既稱萬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萬，蓋雜采兩項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書》二一八《沙陀傳》作步騎三萬五千）。

  34.月日據《通鑑》，惟《舊·紀》《舊·傳》《新·傳》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註：「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則乾坑似在沙苑西北。《舊·紀》云：「己巳，沙陀軍進屯沙苑之乾坑。」系誤合兩地為一地。

  35.此役，《舊·傳》《新·傳》及《通鑑》皆記在二月，《舊·紀》及《新五代史》記在三月。十萬之數，據《舊·傳》《新·傳》，《通鑑》作十五萬，良天名據《舊·紀》，惟《舊·傳》《新·傳》、舊新《王重榮傳》《新·沙陀傳》《新五代史》及《通鑑》均作梁田。《舊·紀》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於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確知所在，丁謙《沙陀傳考證》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鑑》載，克用敗賊於沙苑，即系此戰。」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鑑》，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後不同，丁氏誤。又《舊·重榮傳》於朱溫既降之後，重榮、復光謀召克用之前，敘稱：「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掎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榮傳》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趙璋如已被執，此時不應復在巢軍，是知舊、新《重榮傳》都誤以中和三年之事，倒敘在先。

  36.《秦婦吟》雲「又道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記在三月之前；按《長安志》一一，「竹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方輿記》曰，竹水，俗謂之赤水」，畢沅「案《水經注》雲，竹水南出竹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於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當是圍華前後之事。

  37.《舊·紀》以良天坡之敗繫於壬申，《新·紀》未提良天坡，只雲，「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於零口，敗之」；據《長安志》一五，零口鎮在臨潼縣東四十五里，約當長安、華州間之半途。《新·傳》及《通鑑》都分良天坡、零口為兩役，可信非同一地點，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38.《舊·傳》雲「黃揆棄華州，官軍收城」，附二月下，《新·傳》略同。《舊·紀》則云：「二月，沙陀攻華州，刺史黃鄴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堤谷。」「鄴」應「揆」之誤。但無論為揆為鄴，此時都未被擒，《舊·紀》不可信。月日今據《通鑑》書之。

  39.此據《舊·紀》及《通鑑》；《舊·傳》稱「四月八日，克用……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紀》亦稱，「甲辰，又敗之於渭橋」，據《長安志》一一，渭橋鎮在萬年縣東四十里，即東渭橋李晟屯兵處。《史話》云：「黃巢集中十五萬大兵，扼守渭橋，雙方展開了激戰之後，農民軍一面擊退了唐軍的進攻，……」（二四一頁）按《新·傳》雲「巢夜奔，眾猶十五萬」，是言巢離長安時猶有此數，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橋。至渭橋（或渭南）一役，無論《舊·紀》《舊·傳》《新·紀》《新·傳》《新五代史》及《通鑑》，均說巢軍失敗，《史話》翻易言為「擊退唐軍」，直是歪曲史實，使人得不到革命軍何以失敗的教訓。

  40.《考異》據楊復光露布（見《舊·紀》《舊·傳》），斷巢離長安為四月八日。按《後唐太祖編年錄》《唐年補錄》均稱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編年錄》稱乙巳出走，翌日官軍入京，《舊·傳》稱十日（丙午）夜出走，詰旦克用入京，《新·紀》取丙午復京師之說，《補實錄》取乙巳收京師之說。此外，張（左青右彡）《耆舊傳》稱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慶《耆舊傳》稱四年正月十日收復長安，年月雖有錯訛，而為十日則相同，《舊·紀》稱，「己卯，黃巢收其殘眾，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復京城」，四月內固無己卯、庚辰（以上均見《考異》），但假己、庚為癸、甲之訛，則《舊·紀》又與復光露布相合。所難決者，高駢《賀收復京闕表》云：「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牒報，四月十日，當道與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及都監楊復光下諸都馬軍，齊入京城，與賊交戰，約殺卻賊步軍一萬餘人，其馬軍賊便走出城，往東南路去。」（《筆耕》一，同書六《賀狀》略同）固作十日，此為司馬氏未見之別一重要史料，亦許分隊退卻，故記載有參差。七盤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長安志》一六），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史記正義》引《括地誌》）又長安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41.據《長安志》六，禁苑東面二門，南曰光泰門。《補實錄》謂巢「收餘眾，自光泰門東走」（據《考異》引），蓋誤官軍之入路為義師之出路。

  42.高駢《致諸葛爽書》云：「訪聆賊巢自逃商嶺，久逼許田，蔡師相連，狂鋒尚熾。」（《筆耕集》八）

  43.《新·紀》系攻陳於八月，茲從《舊·紀》及《通鑑》。

  44.《舊·紀》云：「賊攻（陳州）城急，徐州節度使時溥、許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師護援之」，此於辭義尚無妨礙。《通鑑》乃稍改其文，於秦宗權圍許之下，始稱，「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則大犯語病；所因岌節度忠武，陳州是其本管，不得謂之「鄰道」，而且忠武治許州，於時岌本身尚在被圍，何從引救？以是見改編舊史之工作，稍一失檢，便引生新的錯誤。

  45.《考異》云：「《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案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今從《舊·紀》。」按舊、新《傳》均以為克用二月由蒲陝濟河，惟《舊·紀》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東下洛陽」，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鑑》雲，「二月，……自陝、河中度河而東」，所依者乃舊、新《傳》之說，非《舊·紀》之說，《考異》竟以為從《舊·紀》，未免有點糊塗。若《唐末見聞錄》之誤，不過將度河之日，記為出發之日耳。

  46.《通鑑》，「夏四月，癸巳（三日），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與《舊·紀》不合，蓋采自《舊·傳》，惟特著癸巳，未審所據，今依《舊·紀》。又宗權再次附唐，應在此時。

  47.《舊·紀》，「黃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華西南，余初頗疑其不實，後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圍部隊，因官軍從北而來，故初時須向西南退卻也。

  48.《通鑑》作「東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紀》雲「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未舉地點。佐野稱中和四年巢在汴州為其部下所殺，（《中國歷史教程》二五一頁）大誤。

  49.《通鑑》三月下云：「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賓傳》：「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則唐賓降溫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轄境。又同書二三《虔裕傳》：「琅琊臨沂人也，……少從諸葛爽起兵青、棣間，……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於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按孫儒陷河陽在光啟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錯誤，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嘗直隸黃巢，且籍貫亦異，不審司馬何據。

  50.《通鑑》云：「丙寅（六日），克用……發許州。」依兩軍交戰地理觀之，其說可信。《舊·傳》以為「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楊景」，《新·傳》又以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說來曲折，《新·傳》尤屬難通。彼所謂「度水」「涉汴」及「度河」，實際上均是渡汴（唐時黃河經濬、滑東北出，不過汴州，封丘、胙城旨在黃河之南）。從南方來只需一渡，無緣三渡，克用對巢取緊迫戰略，有後來行事可證，何故西赴鄭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蓋宋祁雜采《舊·紀》《舊·傳》及其他史料，無法剪裁聯貫，故有此不合事理之複述。李用、楊景即李周、楊景彪之訛奪，但《舊·紀》稱：「李周、楊景彪以殘眾走封丘」，又與《舊·傳》異。

  51.各名據《新·傳》； 《舊·紀》無歸厚，《通鑑》無楊能，《舊·傳》有「楊霍」，當即「楊能、霍存」之殘文。

  52.此據《舊·紀》。《舊·傳》則作「追擊至濟陰而還」；按濟陰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濟陰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傳》言巢奔兗州，乃過曹州以後之事（兗在曹州東三百七十里）。《新·紀》稱，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戰於冤句，敗之」，只系想當然之記敘；如克用果追及巢於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53.《筆耕》一及《新·傳》皆作景瑜，《舊·紀》訛景思；惟《舊·傳》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眾掩捕之」。

  54.《通鑑》云：「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瑕丘，兗州治）除月日外，事實本自《舊·紀》。按高駢《賀殺黃巢表》稱，得時溥狀報：「黃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營都將李師悅、陳景瑜等於萊蕪縣北，大滅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賊將偽僕射林言梟斬黃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惟政、田球等訖，其黃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筆耕集》一）；萊蕪更在瑕丘東北二百六十里，今從《筆耕》。

  55.《舊·紀》作七月癸酉（十五日），蓋誤六月為七月；《新·紀》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舊·紀》乃報到成都之日，今據前條引《筆耕》。《通鑑》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

  56.《新·傳》雲，「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舊·傳》七人中只著鄴、揆兩名。

  57.畢沅《關中金石記》八《元順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廟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堯封也；或曰，堯封名偉，中和三年黃巢亂，有太白山人獻計於偉曰，一發牛山，巢滅，掘之，得黃要獸，置劍其上，斬之，巢敗，偉由是得道，至宋封為忠惠王。」此齊東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跡考》一書（石印奇晉齋本）舊題宋人撰，顯系綜合《舊·書》《新·書》尤其是《通鑑》而以己意裁成者，別無重要殊異，其中不合之處，已分見各注，今只順次摘要指出，無煩再加討論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於長垣，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後，七月前）巢陷虔、吉、饒、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紀》《通鑑》皆作十二月，殆誤脫「二」字），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李系將兵五萬屯澶州（澶是潭訛），其餘錯字不復一一校。

  此書之鈔撮舊史，可舉二三事為證：

  （一）「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鈔《新·高駢傳》及《通鑑》，彬應作郴，扈應作邕。

  （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殉（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此一段鈔自《新》一八七《重榮傳》，而《新·傳》執李詳之一節又本自《舊》一八二《重榮傳》（《舊·傳》作李祥），但李詳後來實為黃巢所殺，此時未被執徇，舊、新《重榮傳》當誤。複次，《新·重榮傳》本雲「出兵夏陽」，此乃作「出兵陳蔡」，則差以千里。（《新·巢傳》之「使朱溫攻四關」，以《新·重榮傳》證之，知系「攻西關」之訛）

  （三）中和二年十月後稱，「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此句系鈔自《通鑑》，但韓、屈為長江民軍，與黃巢無涉。

  又如陷虔、吉、饒、信，此書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後、七月前，不過沿《舊·紀》《通鑑》記之（原作三月），並非謂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貿易港研究》附表），可謂呆讀史書。

  總言之，此書不過鈔撮舊文，對於黃巢事跡之研究，直無絲毫補助，自可束之高閣，是為定評。韓考屢引此書作強證，則未進行比較以確定其信值也。

  58.此據《新·傳》。韓考引《九國志》一一《鄧進忠傳》，浩為巢弟，並未被殺，與《新·傳》異，（一三三頁）則《新·傳》所記，未必信史。

  59.林言被殺，已見前文；尚讓後事，不可確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傳》云：「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溥而納讓之妻以為姬，則讓想亦早遭毒手矣。

  60.二三三頁，所謂勝利時機，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復入京一事。

  61.二四○頁，按《新·傳》云：「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資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亦略見退走時狼狽情形。

  62.《史話》雲「從五月圍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頁）殊犯語病；據史料，實由六月圍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軍至，則巢尚未解圍也。

  63.同上，按蔡州名奉國軍節度，此時無「淮蔡節度」之名，《史話》誤。

  64.黃巢起義對社會生產力如何影響，自是一般讀史者渴望得到解決的問題，但解決的關鍵，非將革命前期（唐）與後期（五代及宋）的經濟發展，得出真確狀況的比勘，不容易輕下斷論，只憑片斷的記載是不能推論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連淺入也說不上，當然無從提出積極的意見，然而對近人某些說法，也多少存著疑問；比如孫祚民說：「這次起義成為從中世紀莊園地主經濟過渡到近古新興地主經濟的重要契機。附著於土地上的、帶有隸屬性的農奴從世族地主莊園中解放出來，……」（《中國農民戰爭問題探索》一九頁）然而唐代耕莊田的是否大部為農奴，似乎還沒有什麼確證，另一方面經濟學者卻認為宋代的莊園繼續發達（並參一九五六年《歷史教學》四期李景林《對北宋土地占有情況的初步探索》）。其次，論到巢的流動作戰，孫氏不同意「在絕對優勢敵人壓力下，為適應具體情況而採用機動戰術」的說法，它的內在原因，「就是農民起義軍群眾中間遊民階層的相當大數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頁）可是我的看法，凡起義軍都包含相當大量遊民階層的，如果不錯，則孫氏所駁「並沒有迴避流動，而是據地堅持反抗」的現象，就難以說得通了。總之，流動或不流動，環境情勢與領導人物應該起著極大的作用，其中非常複雜，如果想作一個呆板的公式來套上，反而會脫離實際。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過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東形勢亦復如是，南入福州，許有不得已之苦衷，廣州物資豐富，那時當遠勝閩地，到桂之後，部下都勸其北歸，是亦有不以流動為然者，焉能一概而論也。凡此問題，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討，遽作斷結，尚非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