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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言之，從古史中尋求出一種系統，固現在讀史者之渴望，然其結果須由客觀歸納得來。中唐以後，除非就選舉法根本改革，任何人執政都不能離開進士29，無論舊族、寒門，同爭取進士出身，寒門而新興，亦復崇尚門第，因之，沈氏「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之原則，微特不適於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黨魁，亦須列諸例外。是所謂「原則」，已等於有名無實。如斯之「系統論」，直蒙馬虎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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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鑑》喪失公正立場——贊同僧孺放棄維州

  柳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30；是說也，施諸牛黨合，施於德裕則否。德裕非黨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復維州失地。

  維州地區（今汶川西北），辟自劉蜀。隋開皇四年討叛羌，以其地屬會州，後又沒賊。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領內附，因地有姜維城，命名曰維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時，韋皐屢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謀盡率其眾來降成都，德裕方節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議，時僧孺執政，藉口棄信恐激吐蕃侵京師32，於是詔將維州及諸降眾付吐蕃，吐蕃悉誅之，「擲其嬰孩，承以槍槊」，（《文饒集》一二）慘不忍聞。司馬光為自護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齗齗作義利之辨，其辭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通鑑》二四七）

  僧孺之說，王夫之已詳予駁正34。然司馬之說，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維州本我失地，我納其自拔來投，於「義」何害，不通者一。自隴右迄安西、北庭，天寶後都被吐蕃侵據，維州自拔來歸，譬之鄰家從前盜我牛羊數十，現在一羊逃回；司馬乃以比鄰牛逸入，直是數典忘祖，不通者二。維州降人三百餘，其父、祖應屬唐籍，今竟執送吐蕃，任彼慘戮，令人髮指；司馬乃謂死無足矜，蔑視同胞，靡分敵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涼之劫（貞元三），尤為唐恥；況維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圍攻魯州，（《文饒集》一二）以此言「信」，何異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馬謂關中急而維州緩，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維州後，「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文饒集》一二及《舊書》一四七）我收維州，作用與謀通南詔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圍魏救趙。不收維州，則劍南節度所押西山八國蕃落，都被隔斷，藩籬盡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黨執政時期，去大和五僅十八年，去德裕追論維州事僅六年，吐蕃國勢，當無大更變，而是年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來歸，即詔令劍南、山南對沒蕃州縣，量力收復，隨有西川杜悰報收維州，山南西鄭涯報收扶州，（《通鑑》二四八）相去無幾時，何以彼則「信大」，此則可「徇利而忘義」？彼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遽不然？其為挾持私見，百辭莫辨，不通者六35。大中復收維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舊書》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陽，無非長他人意氣，滅自己威風，假其可能，則邊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棄維州，便可了事，何未聞僧孺建言修繕守備，如德裕所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餘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別道以治之，此兩事《通鑑》二四四即敘在悉怛謀來歸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舊書》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惡之，非私怨也，而《通鑑》偏書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對於公私之判別，模糊已極。

  此外回鶻之役，僧孺在兩次會議，所言皆空洞不切實際36，而回鶻、澤潞之平，則德裕為首功，其餘備南詔，廢佛寺，除淫祠，拒織綾，均辦理正確，德裕與牛黨之比較，孫甫所評37，最為公允。柳以「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之批評，混加於德裕，總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挾黨派私怨，何為救楊嗣復、李珏？（見《通鑑考異》二一引《獻替記》）何為請給宗閔一郡38？陳氏以為牛黨反對用兵39，仍屬皮毛之論；杜牧獻策平澤潞，（《通鑑》二四七）杜悰再收維州，白敏中出征党項，都是最好之反證。

  《通鑑》於德裕持極端反對態度，除摭拾細故之外40，更表現其對付權奸之口誅筆伐41，一若武宗純任德裕播弄者。唯惡德裕，故對於險譎貪污，舊、新《書》均直敘不諱之牛黨李逢吉，更不惜顛倒黑白，力為辯護42。唯袒牛黨，故進一步愛屋及烏，譽瀕於崩潰之宣宗為「小太宗」（本自《金華子》），稱其「明察沈斷」；（《通鑑》二四九）即號稱《通鑑》忠臣之胡三省，亦覺忍無可忍，於其下注云：「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又於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復佛寺下注云：「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反唇相稽，語婉而諷。昔太宗評隋文，譏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謂宣以察為明而唐衰，（《新書》八）識見遠出司馬之上。

  德裕攘外安內，政績彰彰，史家衡量人物，應采其大長，寬其小短。《通鑑》在憲、穆、敬、文、武、宣各紀，夾雜著許多私見，對德裕不特毫無表彰43，而且偏采反對派之意見，吹毛求疵，為非分之苛責；牛黨諸人毫無建樹，朋比濟貪，卻多方替之掩飾，是直喪失史家之公正立場，無當於「鑑戒」之本義。余嘗抉其隱，以為德裕敢作敢為，深得武宗信用，略類安石，司馬光痛惡安石，因而惡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於險譎之逢吉。簡言之，懷挾著滿胸私見，其為信史也幾希矣。

  至於德裕被貶，顯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於黨人無君之譖，孫甫、張采田之解釋，最得其實44。此後興吳湘之獄，更是小人無聊之構陷，湘自有應得之罪45，檢閱《舊·紀》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歸葬，咸通二年再敕復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46，宣、懿兩朝亦稍覺自坯長城之失計矣47。《舊書·德裕傳》末云：「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岩廊啟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所讚許並無溢美，然除惡唯恐不盡，如必責德裕「以德報怨」，則是熏蕕雜處，非深於治道者所當出此論也。

  （三）吉甫何以受謗

  元和前半葉僧孺、宗閔無與吉甫對抗立黨之可能，已於四十一頁注1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賢良對策案之真相，迄今猶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對於牛黨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於此處亟作補充，免時人再生誤會。考吉甫相憲宗凡兩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書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於位。當三年初策試賢良時，僧孺、皇甫湜及宗閔皆條對甚直，有人泣訴上前；泣訴者何人？舊有兩說：一曰吉甫，如《舊書》一七六《宗閔傳》及一六九《王涯傳》，是也。一曰權幸或貴幸，如《舊書》一四《本紀》、一四八《裴垍傳》及《會要》七六，是也。於是主試及覆閱官楊於陵、韋貫之、裴垍、王涯輩均貶降。此疑案之最要關鍵，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確是攻擊吉甫失政，則此等文章正牛黨後來宣傳之極好資料，黨人尤應大事表揚，何以都不見於晚唐書說？此點最是疑問。若就當年宰相而論，鄭絪先入中書，資歷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擊時宰，則負責者尚有絪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獨自泣訴？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貞之末，始自散州饒刺入為中書舍人，作相至此，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權貴，何至要脅貶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脅？（貫之及涯均在道再貶）余嘗檢視湜策，則其文有云：「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夫褻狎虧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皇甫持正集》三）純是集矢宦官，於宰相無深責。余乃悟牛、李（宗閔）新進氣盛，牛又由韋執誼而登第（見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風氣，策文所指斥，應與皇甫同途。湜官不過郎中，比較無所畏忌，故其對策得與劉（上艹下賁）同傳。牛、李（宗閔）則後來身居宰輔，投鼠忌器，唯恐內官舊事重提，不安於位；又以早年對策，喧騰一時，遂計為接木移花，以轉人視聽，吉甫泣訴之讕說，夫於是應時產生，《憲宗實錄》之被牛黨重視48，此其一因也。《舊書》一四八《吉甫傳》云：「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幸者，因此（裴）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奏陳，帝意乃解。」則不特非吉甫泣訴，吉甫且犯教唆之嫌，與《舊·宗閔傳》恰恰極端矛盾，余信其近於事實。《通鑑考異》一九乃云：「裴均等雖欲為讒，若雲執政自教指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誣搆鄭絪、貶斥裴垍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時政者猶雲指斥宦官，與「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舉子詆譏閹寺，安見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鄭餘慶以主書滑渙勾結樞密使劉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罷，光琦即湜所謂「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書舍人時，揭發渙之罪惡，籍沒家財，至數千萬（《舊·吉甫傳》，又《舊書》一五八《餘慶傳》及《通鑑》二三七），此皆時政大可指斥之處。司馬不詳審當日政局，求書傳所由異同之故而遽行臆斷，一失也。憲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鎮，則從前被貶者似應同奉召回，顧稽之史乘，並不如是，二失也。淮南為當日唐家第一個節鎮，正舊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連任十餘年，以雲「疏薄」，則渴營「疏薄」者大不乏人，何愛于吉甫而以相授，而親臨通化門餞行，三失也。《憲宗實錄》爭執之焦點，在於掩蓋當年之攻擊宦官，司馬乃聽信謊言，以為德裕掩先人之惡，四失也。如謂《舊書·吉甫傳》采自《憲宗實錄》，則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頒，說是路隋舊本，（《舊書》一八下）於時德裕已遠竄南服，豈尚能由彼改定49？況李約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黨無法完全毀滅證據，遂有德裕改定《實錄》之讕言以混耳目，司馬信之，五失也。總而言之，排擊宦官之案，吉甫尚同處於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則有之，斷非落井下石者。竊謂當日憲宗蓄意用兵，餉需是急，王鍔入朝，又被彈劾，吉甫之出，君臣間許有默契，故兩年後即復召為相50，司馬光之批評，完全不就時間、地點及條件著想，所謂唯心之論也51。

  吉甫初相，《通鑑》許為「得人」（元和二），則無偏黨可知。及其再相，《通鑑》純取敵視態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風病罷相為兵部尚書，時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請，再改太子賓客，不久便卒，（《舊書》一四八）而《通鑑》以為吉甫惡之，司馬竟未讀《垍傳》也52！此外更多采牛黨之言53，不加抉擇，甚至語雜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體裁，然始終未有指出其樹植黨羽，故可斷言吉甫之無黨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經過八司馬之貶，甘露門之變，已逐漸喪失對抗宦官之勇氣，責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責宰相，乃宗閔以兒女私情，深恨德裕，更進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奪取立憲宗之功，消滅弒憲宗之跡，會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實錄》，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見之），為彼輩所不便，故誣德裕歸美私門，暗施反抗，牛黨恨李，又從而附和之。由是雙方夾攻，吉甫父子乃受謗益重，所謂「李黨」，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數人狼狽為奸，說不上階級鬥爭也。

  注釋：

  1.《舊書》一七六《李宗閔傳》：「長慶元年，子婿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長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為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推《舊·傳》之意，系由元和三年（八〇八）制策案起，數至大中初元（八四七），恰符四十之數。《新書》一七四《宗閔傳》只過錄《舊書》，故措辭亦含胡。司馬光修《通鑑》，明知元和時代僧孺等無與吉甫對抗立黨之可能，於是變易其文，在長慶元年下書稱：「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一面似已替《舊·傳》彌縫，另一方面卻又自開漏洞。因為自長慶元年（八二一）起，須計至咸通初元（八六〇），才夠四十之數，即使承認德裕得勢時有黨，然自彼外貶後十餘年間，事實上並無人繼而代之（觀德裕在崖州與姚諫議書所云「平生舊知，無復弔問」，可以反映），從何施其傾軋？故《通鑑》改寫，反不如因仍舊貫，表面尚說得去矣。（《述論稿》九四—九五頁以為始自元和，是承《舊書》之誤。）

  2.全祖望《李習之（翱）論》云：「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蓋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同，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荊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

  3.杜牧《周墀墓誌》云：「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樊川集》七）即讓一步如牧所言，德裕仍比始終抉怨報復者較勝一籌。

  4.參拙著《白氏長慶集偽文》。（四八三—四八四頁）

  5.據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三引。

  6.此一條語焉不詳，如謂德裕嫉進士中之浮華者，則並不為誤，可參看前第一章第二節。

  7.《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七三頁。

  8.《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八九頁引《舊書》一一九《常袞傳》：「尤排擯非辭科登第者。」又同卷《崔（左衤右右）甫傳》：「常袞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及（左衤右右）甫代袞，……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

  9.《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七七一八〇頁。

  10.同上七九頁。

  11.德裕自撰《劉氏志》云：「鍊師道名致柔，臨淮郡人也，不知其氏族所興。……不生朱門。」志又稱，劉嫁德裕四十一年，以大中三年己巳去世，依此上推，其嫁在元和四年己丑，正吉甫節度淮南之時。陳氏未細讀志文，誤認劉是李妾，（《史語所集刊》五本二分一七三頁）事因同時出土者又有李妾《徐盼志》，徐亦曾入道（同上一六九頁），但女子入道，與妻、妾身分無固定聯繫。（何光遠《鑒誡錄》二，「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若劉是妻非妾，最少有三個鐵證：（1）《徐志》稱其生子二人，一名多聞，次名多燁；《劉志》則稱「有子三人，有女二人，聰敏早成，零落過半，中子前尚書比部郎渾，……幼子燁、鉅」；前志只記所生，後志兼記徐妾所生，嫡庶之分極明。（2）徐是妾，故志雲，「惟爾有絕代之姿，……庶爾子識爾之墓」，帶狎昵及命令口氣；劉是妻，故志雲，「愧負淑人」，措詞莊重，尤其銘文「念子之德，眾姜莫援」，眾姜指各妾，劉非嫡妻而何？（3）《劉志》後，第四男燁附記云：「己巳歲冬十月十六日，貶所奄承凶訃，……匍匐詣桂管廉察使張鷺請解官奔訃，竟為抑塞。……壬申歲春三月，扶護帷裳，陪先公旌旐發崖州」，完全是庶子致敬嫡母之文；惟劉為嫡母，故燁須解官奔喪，若劉為眾妾，則無需乎此。上三項均中古士族最重要之禮法，陳氏屢屢標榜禮法，反忽略嫡、庶之分，寧非百密一疏耶！鷺為牛黨之一（參《舊書·李德裕傳》），故阻燁奔喪，可見牛黨之報復手段。

  12.《述論稿》八七頁云：「亦有雖號為山東舊門，而門風廢替，家學衰落，則此破落戶之與新興階級不獨無所分別，且更宜與之同化。」

  13.《唐語林》四：「崔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杜氏自希望以來，屢代簪纓，卻被崔程如此鄙視，可見唐人所謂「門第」，有時就全族立論。

  14.《述論稿》七九—八〇頁。

  15.《述論稿》謂佑以妾為妻，不守閨門禮法。（九二—九四頁）按宋吳綱《五總志》：「杜佑妻梁氏早卒，既久嬖姬李氏，有敕策為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為表，其略曰：以妾為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勸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憐之，乃並封梁氏」；則冊封之舉，發自德宗，佑雖嬖李，然仍未正妻號，故權德輿撰《佑墓誌》，不提李氏。陳漏檢此條，所論遂未中肯。《述論稿》又謂佑父希望實以邊將進用，並非士大夫之勝流門族（同上）；按希望曾為恆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並不能算是邊將；其祖行敏為荊、益二州長史，父愨為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均見拙著《姓纂四校記》六一一頁），家系如此，寧可謂非勝流士族耶？由此愈見陳氏之抹煞事實，執持成見。

  16《述論稿》（九一頁）云：「山東舊族苟欲致身通顯，自宜趨赴進士之科，此山東舊族所以多由進士出身，與新興階級同化，而新興階級復已累代貴仕，轉成喬木世臣之家」（七九頁文略同）；是進士變成門第、門第轉入進士之混亂狀態，遠發展於牛黨產生之前，到牛黨滋長時期，兩派分野，恐彼輩自己亦無從辨別。且如德裕祖棲筠出身進士，何以不列新興？倘曰棲筠能守家風，何以不走明經？（《述論稿》九一頁有「仕進無他塗」之言，誤也）且德裕不聯婚七姓，反取不知氏族之女子為妻（依管見推之，德裕之妻可能出身伎女，蓋如為貧農之子，猶可用「父某躬耕樂道」一類句語填入，今直雲「不知其氏族所興」，當有難言之隱矣）。寧非陳所謂家風淪替耶？

  17.《述論稿》八六—八七頁。

  18.《述論稿》屢提「山東士族」及「七姓」字樣，其意像是不屬此者就非舊族。但京兆韋氏之閬公房，曾收入「山東士大夫類例」之內，「山東」字樣，不能呆讀；張沛稱許「隴西李亶」，而袁誼斥為「山東人」（《舊書》一九〇上）亦可證。

  19.此外陳氏尚提出三點（八七—八九頁）：（一）「牛李兩黨之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至於李唐皇室在開國初期以屬於關隴集團之故，雖與山東舊族頗無好感，及中葉以後山東舊族與新興階級生死競爭之際，遠支之宗室及政治社會之地位實已無大別於一般士族」；費如許氣力，無非替牛黨有宗閔尋求一個「例外」（非「原則」）。但須知舊族或非舊族的條件，只問其有無遠祖，是否名門，初無「遠支」「近支」之別，李回是太祖系，比宗閔為高祖系者支派更遠，何以李回又編入「李黨」？（二）「凡山東舊族挺身而出，與新興階級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舊有之特長，如前所言門風家學之類，若鄭覃者即其一例」；但對於李珏、楊嗣復，卻不能拈出門風廢替之實例（說見前），然則鄭覃個人之適合，系偶然性，非一般原則也。（三）「凡牛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也」；按彼輩以舊族自居，時人信之，此是當年之現實一，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

  20.《新·表》七二上，趙郡東祖房有李續，曹州刺史，時代不符，非此人。或作李續之，按郎官柱及拓本王譚志（咸通五）皆作李續，《舊書》一六五《柳公綽傳》同。

  21.《述論稿》九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