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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見《元白詩箋證稿》二九二—三〇三頁；其據點在居易所撰《外祖母陳白氏墓誌》，志云：「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唐利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弟（陳引訛作「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庚之姑。」（《叢刊》本《長慶集》二五，潁川縣君即居易之母）此文非加以校正，則於事理不通，是眾所公認。陳以為應「曾」「玄」二字互易，又羅、陳均認「姑」字是居易諱言；殊不知陳校假如不誤，則陳白氏為季庚姊妹，已和盤托出，居易何必尚效鴕鳥埋首沙中，作一字之諱飾，其解釋實異常脫離現實！我廿餘年前手頭校本，則衍去「玄」「某」兩字，改「之孫」為「之女」，乙「弟女」為「女弟」（《李公夫人姚氏志》：「相州臨河縣令、贈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書監、贈禮部尚書我府君之女弟也。」見拙著《唐集質疑》七七頁），如是，則陳白氏確為季庚之姑，季庚與潁川縣君不過中表結婚，絕非舅、甥聯婚。如果依羅、陳說，陳白氏是鍠之女，則鍠娶「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俶，河南縣尉」（據《白集》二九《白鍠事狀》），《陳白氏志》應云：「其出河東薛氏，……河南縣尉諱俶之外孫。」今乃雲「其出昌黎韓氏，……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此為陳白氏非鍠女而為溫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聯婚之鐵證。抑文家替外人作碑誌，不審其雁行，故稿內有用「第某女」字樣；若陳白氏為居易尊屬，排行應自知之，蓋傳本《白集》既倒「女第」為「弟女」，妄人又強插「某」字於其間，痕跡尚可覆按也。惟陳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誣大詩人之家風浮薄，故不得不詳為昭雪之。陳振孫《年譜》云：「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必其所見本墓誌尚未傳訛。

  23.《述論稿》九一頁。陳氏又云：「以樂天父母之婚配既違反禮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獲譴，遂與矜尚禮法家風之黨魁，其氣類有所不相容許者也。」（《元白詩箋證稿》三〇二頁）按白、李非摯友，自無可疑，但前兩事皆莫須有之獄，居易原俯仰無愧。李婚寒門之劉，若依陳說，正所謂社會不齒者（同上一〇六頁），德裕又憑什麼家風以傲白？況彼並無不容居易之明確事跡耶。

  24.白非牛黨，已見正文。居易《論制科人狀》請僧孺等三人准往例與官，（《集》四一）無非公事公言，且其時牛未入仕途，絕無黨之痕跡，後此牛致身通顯而《長慶集》極少來往篇章，是可證也。居易會昌六年《立春日人日》詩：「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循、潮、封指僧孺、嗣復、宗閔，語含譏諷，白如系牛黨，必不作如此話頭。若據白詩自注，「循、潮、封三郡遷客皆洛下舊遊」為證，則須知「舊遊」與「相知」異；居易《感舊》詩云：「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濕土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集》六九）此是真誠話，然四人中無一牛黨。裴度何嘗不是洛中舊遊，而彼則與牛黨對立，是知循、潮、封者正是面親心不親之流也。再從對面觀之，文宗時，「李珏奏曰：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邇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語林》二）陳氏於「譏諷時事」句注云：「此指玉川子《月蝕》詩之類」，（《元白詩箋證稿》三二三頁）未免意求迂避。元和體以元、白為主腦，不特元、白二公所自認，亦當時眾論所同認；（同上三二〇—三二三頁）元詩硬澀聱牙，陳氏固曾揭出，（同上一一九頁）譏諷時事之多，又莫如居易，詩學士果置，定占一席，珏言志在沛公，瞭然可見，何因而特指盧仝？然元和體初無損於「元和」，珏顧以「開成體」轉移文宗之意，其沮白之心良苦矣。余嘗揭出牛黨柄國時不能用白，得此正相印證，而陳氏偏為牛黨出脫，且造成白為牛黨之冤獄。大抵險詐之徒易為工，鯁直之士翻受謗，故封建時代之是非常顛倒也。

  25.《述論稿》一〇〇頁。

  26. 以讓夷為德裕黨，本於《通鑑考異》二二，其長慶三年李逢吉結王守澄條云：「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又四年八關十六子條云：「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謂讓夷監修有曲筆也。然監修官常不操載筆之權，撰人為陳商、鄭亞，（《新書》五八）司馬寧勿之知，司馬欲替逢吉開脫，硬指讓夷為德裕黨，太過牽強。

  27.說詳拙著《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篇導言》。（《史語所集刊》十五本）

  28.尚有韋瓘一人，應附帶論及。《新書》一六二《韋瓘傳》：「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按韋瓘《浯溪題名》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容齋隨筆》八評《新·傳》云：「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閔方罷相，瓘固可因宗閔而去，《新·傳》謂貶在德裕罷相後，許有錯誤。洪邁之意，無非坐實瓘為德裕黨，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國五年余，瓘未內召，位不過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勢之後，改分司只因馬植報復舊恨（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瓘與德裕之關係，從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狀頭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遺（同前《風土記》及《唐才子傳》六），行輩還在德裕先，《讀書後志》二竟謂瓘「李德裕門人，以此《周秦行記》誣牛僧孺」，所謂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劉開榮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記》之一節，反作出瓘為明州長史「必在會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閔還未敗的時候」（《唐代小說研究》舊版五二頁）之無關痛癢的猜測，凡讀書不細看全文者，往往發生此弊。《唐宋傳奇集》將《桂林風土記》之韋瓘與《新書》一六二之韋瓘，分作兩人，（三一三—三一四頁）實一時失察，《新書·韋瓘傳》末明言其官終桂管觀察，固與《桂林風土記》所敘無異。其次，《傳奇集》及《唐代小說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紀》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紀論》之作者，亦非毫無疑問；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滲入偽作，是常見之事，此論收入《李衛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論云：「須以大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計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為牛辨，對德裕事跡卻未細加審察，故難免乎一偏之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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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述論稿》云：「宣宗朝政事事與武宗朝相反，進士科之好惡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頁）按事多相反，則誠有之，必謂武宗朝抑進士，卻未盡然。武宗用相九人（連崔珙），進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進士居十六（白敏中、盧商、崔元式、韋琮、馬植、周墀、崔鉉、魏扶、崔龜從、令狐綯、魏謩、裴休、崔慎由、蕭鄴、劉瑑、蔣伸。非進士者為鄭朗、夏侯孜），不過九分之六與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數，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較時所應注意者。

  30.見所著《中國文化史》。（《學衡》）

  31.此據《元和志》三二。《文饒集》一八則稱河、隴盡沒，唯維州獨存，二十年後，始被侵陷。《通鑑》二二三又記於廣德元年之下，不審何據，此後《通鑑》二二六又於大曆十四年末記李晟等復維州，但無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誌》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向守兵。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搗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成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縣西，一名葫蘆河，源出原州西南頹沙山下（百泉縣在今平涼縣北十里）。回中宮在今隴縣。

  33.胡三省《通鑑注》云：「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胡為司馬忠臣，故不直斥而微辭以諷也。

  34.《讀通鑑論》二六：「其所謂誠信者亦匹夫之諒而已矣。……

  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復昔時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勵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其南，則南詔方與為難，而碉門、黎、雅之間，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敗臣服，不勞而奏功。……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

  35.明胡廣謂司馬直牛曲李，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喜論兵，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云；（《明文衡》五五）則不如胡三省注之深中隱微。維州來歸，非弄兵之例，且何以對大中事又不貫徹其主張耶？

  36.參看拙著《會昌伐叛集編證》一八六—一八七及一九〇—一九一頁。

  37.《唐史論斷》下云：「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

  38.《考異》二二云：「《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京師。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按當日宰相不止德裕，如作誑言，寧不畏同官之揭發？何況湖州固杜牧屢求而後得之美缺（見拙著《伐叛集編證·自序》一一二頁），德裕如力擠宗閔，何不與一遠郡？此所謂《實錄》乃宋敏求補本，未必毫無偏差，司馬唯挾持成見，故不能作平情准理之言。

  39.《述論稿》九七頁。

  40.開成五年十一月云：「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按《新書》一一八《中敏傳》：「士良慚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婺、杭二州刺史。」未涉及德裕，且其事書在開成末之前，是否在武宗即位後，亦屬可疑，《通鑑》不審何據。複次，《唐闕史》上稱，咸通初吏部侍郎鄭薰判：「正議大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詞意相類，高力士娶妻，魚朝恩蔭子，此種惡例，不始士良，亦許是誤傳也，至如柳公權只以書名，白居易懸車已屆，《通鑑》猶必認為德裕阻抑（會昌二），都於大局無關。

  41.如「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會昌元）；「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左飠右束）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會昌四）；又「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會昌五），都屬此例。

  42.如長慶四年八關十六子，《考異》云：「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疏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既無別項反證，何必「考異」？且既認險詖者多，何由決其未必納賂？又寶曆元年，李絳請除昭義帥，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謀，《考異》云：「《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拋棄舊有書證而欲以空言洗刷，其為存心袒護，肺肝如見。《通鑑》所書賄賂公行事件，計亦不少，除破案外，誰復證之？是皆可以「查無實據」抹去矣，此條不啻打自己的嘴巴。

  43.敬宗即位年之九月，詔浙西織綾一千匹，德裕拒不奉詔，其事遂罷；（《舊書》一七上）比之牛黨李漢諫沈香亭子，其有益於人民者更多，兩件事發生在同月，而《通鑑》二四三竟采彼遺此，謂非有偏牛之見，直無可解說。

  44.《唐史論斷》下云：「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又《玉谿生年譜會箋》三云：「案衛公之貶，雖由於黨人，實則宣宗以嘗不見禮於武宗，遷怒及之，恐其不利於己耳。《貶崖州制》曰：李德裕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則當時黨人必有以衛公無君之說讒於宣宗者，不然，安得有此言？」

  45.湘受贓有據，見《舊·本紀》大中二年覆審之狀，狀稱：「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可見湘受贓是實，出入只數量問題，考《唐律疏議》一一，「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匹絞。」今大中覆判竟未舉出湘受財多少以證其罪不至死，顯系有意出脫，構成德裕之罪名。然主判者李紳，最多不過錯在失入，更非德裕直接負責也。涉湘事，《雲溪友議》卷一及卷三各有記載，可參看。

  46.據《東觀奏記》中及前引德裕《妻劉氏志》。

  47.《述論稿》又謂，德裕入相，由仇士良派援引；（一二〇頁）然崔鉉入相，宰相、樞密皆不之知（同上頁引），豈武宗用德裕而必藉宦官推薦乎？且會昌三年六月，士良已以被忌惡而退休，四年六月復遭籍沒，假使德裕由士良進，寧能絲毫不受影響乎？武宗任德裕五年余，言聽計從，必平日對其人已有深刻認識，故能如此契合，斷非偶憑宦官推轂，可以獲致；陳氏亦唯求驅使史料以湊成其意想中之「系統論」而已。

  48.拙著《伐叛集編證》一一〇—一一一頁。《舊書》一八上又言：「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錄》。」按《會昌一品集》系德裕生時自編，其卷十首載《請為不遷廟狀》，是此事德裕並不自諱，且其事發生在武宗朝，與《憲宗實錄》無關。若謂恐書其不善之事，則彼元和末始登朝，事跡甚少，何不並請改修穆、敬、文三朝《實錄》？合觀兩事，可見牛黨對德裕之深文周內。

  49.《新書糾謬》一謂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美惡皆不實，亦無非吠景之談。《舊書》一五九《路隋傳》載文宗時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陳氏謂「《順宗實錄》中最為宦官所不滿者當是述永貞內禪一節」。（《元白詩箋證稿》二三六頁）吾人可依此推定，《憲宗實錄》中為宦官所注意者亦是永貞內禪及憲宗被弒二事，故反對修改，牛黨固明悉內幕者，即不能聲討宦官，反借箭以傷德裕，則其作惡比宦官為尤甚。千年後讀史者猶昧昧隨聲，吾不惜嘵嘵，非為德裕父子悲，而深慨正義之不得伸也。

  50.元和十二年，太常定吉甫諡曰敬憲，張仲方非之，憲宗怒，貶為遂州司馬，特賜諡曰忠；（《舊書》一五）此可反映憲宗對吉甫之信任，寧能尚謂仲方為吉甫所排擠耶？《通鑑》二三八記元和五年頃李絳嘗諫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聚財莫要於淮南，吾人不要把吉甫出守看作尋常之遷轉。

  51.《述論稿》云：「吉甫為人固有可議之處，而牛李詆斥太甚，吉甫亦報復過酷，此所以釀成士大夫黨派競爭數十年不止也。」（一〇二頁）所謂「詆斥太甚」，不知憑何知之？

  52.《語林》六稱，吉甫再入相，「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按垍居光德坊，然是時征王承宗，非征吳元濟，垍實因病危而改賓客，已見正文，可見唐末記事多誣辭。

  53.如元義方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國論事集》，（《述論稿》九九頁）《述論稿》云：「其書專詆李吉甫，固出於牛黨之手。」（八一頁）又考《論事集》二稱，憲宗對李絳言，彼曾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征入朝，詎絪泄之於從史，從史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鄭絪泄漏之事，系據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謂「誣構鄭絪」之本據，其事《新·鄭絪傳》曾采之。《通鑑考異》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絪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有詔歸潞，則於是吉甫、絪皆已罷相，何得有譖絪之事？……若其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鄭、李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並言之。《新書》（《絪傳》）雲，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通鑑》因以意將吉甫譖絪事附於二年十一月，換言之，即深信《論事集》所言之不虛。《新唐書糾謬》二則力證新鄭絪、李絳兩傳之誤，所提時間性理由雖略同《考異》，但云：「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換言之，即指出《論事集》之不信。按《論事集》由牛黨造以詆吉甫，所言自有「參錯不實」，必欲求其與時間真狀相合，未免強作解人。《考異》又引《貶從史制》辭云：「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司馬氏即執「旋師」兩字，以為即許其進討承宗，無命其旋師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與《論事集》之誣詆不同。吾人如無法說明其中曲折，便難辟惑。考《白氏長慶集》三九，《與昭義軍將士詔》，中有一段指陳從史罪狀，其辭云：「近又苟求起復，請討恆州，與賊通謀，為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元和五年夏作）；據我所了解，久屯行營即是就食山東，確在請討恆州之後。彼之東出，略類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義軍於邢，朝命其「旋師」，實促彼還治上黨，非謂不必進討承宗，措辭稍含胡，故啟人誤會。此解苟合，則所謂吉甫譖絪，益為無根之說，而《新·絪傳》之記事，實本《白集》，司馬氏偎詆《新·傳》為誤，適見其疏於考察而自逞臆斷也。

  54.如「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元和七）此類事誰復記憶及之？

  55.或引憲宗對李絳稱，「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論事集》五）以為元和前半期早有朋黨存在，余則謂此乃宦官對憲宗之蠱說也。憲宗雖入宦官之譖，深惡八司馬，然宦官猶恐其死灰復然，並防再有皇甫湜一流繼起奮鬥，故造為朋黨之說以淆主君之視聽，目的在隔斷外廷建言之得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