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禍

  唐之亡，或雲由方鎮，或雲由宦官，其實兩者兼有之。然藩帥不恭，河北為烈，河北失於處置，懷恩之攜貳實致之，懷恩得副雍王適，則又因程元振、魚朝恩之沮子儀，推原禍始，方鎮之亂，亦宦官所造成者。

  貞觀十一年頃屢遣閹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即詔自今已後，充使宜停。（《政要》五。並參《通鑑》一九五貞觀十四年十一月韋元方事及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九節）

  宦官攬權，釀於玄宗（見《隋唐史》中唐史十九節），而完成於肅、代、德。開、天之際，宦官幾若無所不能，直開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與邊令誠同行）。後來愈變愈壞，「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制詔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東帥嚴綬，貞元、元和間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勝輒先使獻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請完全罷去，恐無成功之望。

  肅宗時，李輔國以扈從靈武功，還京後拜殿中監，兼閒廐、五坊（（左周右鳥）、鶻、鷹、雞、狗為五坊）、宮院、營田、栽接總監、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凡有刑獄，必詣取決，隨意處分，皆稱制敕。於是譖死建寧王倓（至德二），矯詔移上皇（玄宗）於西內（上元元），殺張後及越、兗二王（寶應元），以閹宦而官司空、中書令，瀆穢朝綱甚矣。究其橫行之由，則專掌禁兵實為之。

  寵任宦官，漢、唐之弊政相同；漢以宦官典中書，是政權歸之（漢初禁衛有南、北軍，蓋因方位而得名，與宦官無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則兵權歸之，前者易制而後者難圖。代宗身受輔國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賊殺，既賊殺矣，猶復多方掩飾，追贈太傅，彼輩小人何懼而不作惡耶？程元振雖有翼戴功，然懲前毖後，假不再令專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諸道坐視，倉惶幸陝，府庫盪空（廣德元）。去一輔國，復養一元振，去一元振，復養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謂唐亡由於自殺，可也。

  魚朝恩初以觀軍容使蒞九節度之師，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敗，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統神策軍（本臨洮西之軍，祿山反後，衛伯玉率之赴陝）駐陝；只因陝州迎駕功1，代宗迴鑾後，遂超擢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朝恩於是率神策軍歸禁中，自充將領，且收管好畤、麟遊、普潤、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縣，勢力益盛。

  唐代十六衛（左右衛及驍騎、武、威、領軍、金吾、監門、千牛等七衛，後七衛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為基本隊伍，府兵制漸壞，自須別謀補充；如高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擴置左右龍武軍（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因羽林軍減耗寇難未息之故。《新唐書·兵志》稱，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才千人），仍不失為因時制宜之策，可議者，後來都付諸閹豎之手耳。羽林等軍統稱北衙六軍，與原有十六衛對峙，故稱十六衛為南衙；因此又常稱宦官所領之兵為北衙。柳伉嘗劾元振，兼及朝恩，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誅（大曆五），內官不復典兵，其權本可以日削。詎涇卒潰變（建中四），德宗恨禁軍本不集，僅得竇文場、霍仙鳴諸宦者從行，遂將左右神策，悉委諸竇、霍，特立護軍中尉兩員，則不悟其過在自己誤用白志貞，初非外邊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飛蛾投火，宜乎閹禍之卒不可紓矣。

  

  尤無識者，唐廷之縱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聽其賄。代宗時，內官使四方者求賂弗禁，某次，遣使賜妃族，所得頗少，代宗滋不悅。又建中二年，振武監軍劉惠光貪婪，軍士共殺之。夫內使恣苞苴，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勢必悉索以應；內官既可貪，外官寧復廉潔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剝削，民被壓迫而生變，此必然之勢也。

  中唐以後，志清閹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順宗即位，叔文謀奪神策軍權，用宿將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其事殆與順宗有默契2。順宗在位，僅及七月，然甫繼大祚，即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橫暴，及鹽鐵使之月進，又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追左降官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悅」（此語見《順宗實錄》），只此小小施行，已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見，躁進小人，豈願辦此？豈能辦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劉禹錫、陸質、呂溫、李景儉輩，皆知名於時，非僉壬可比，而論者乃詆以居心不正（宋洪邁），冤枉極矣！《舊唐書》一八四，稱讚俱文珍忠藎，尤為無識；此因唐末留下之記事，多屬小人秉筆，史家不精別擇，便昧是非。余嘗著論云：「憲宗中宦者計，惑於不願立太子之譖，切齒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異復用》條，謂『憲宗仇視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問。』猶未澈見其私慾。劉禹錫《子劉子自傳》謂，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秘。功歸貴臣3，於是叔文貶死云云，即欲為叔文此案辯護；不過禹錫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劍帷燈之隱耳）。文人需次稍久，鬱郁不得志如韓愈輩（清《陳祖範文集》一《記昌黎集後》云：『退之於叔文、執誼，有宿憾，於同官劉、柳有疑猜』，正誅心之論，亦持平之論，吾人不能因彼負文名而從恕也），更詆以新進（按柳、劉同於貞元九年舉進士，歷十二年而授從六上之員外，尚非甚躁進者），從而群吠之，釀成君臣猜忌，舊新軋轢，閹寺乃隱身幕後，含笑而作漁人。然叔文暨八司馬輩非真醜類比周、黨邪害正（語本前引《商榷》條），大有公論在也。」（見《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自序》。八司馬即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凖、程異。又《順宗實錄》雖有改寫，然觀愈作《柳子厚墓志銘》，責宗元「不自貴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實錄》固不以叔文為然者）4。

  以論叔文個人，則尤有可紀者：「劉辟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順宗實錄》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於其間者也。得韋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長藩鎮，則猶飲鴆止渴、拒虎進狼耳5。抑使無韋執誼之固執而終斬劉辟，又何至辟據蜀邀節鉞勞朝廷征伐之師耶。

  次為文宗。憲、敬兩宗之弒，唐廷無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劉（上艹下賁）應直言極諫試，策凡五千餘言，其切論黃門太橫，則言：「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其論貪官污吏，則言：「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又主張「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考官憚宦官，不敢取，物論皆為叫屈（《舊書》一九〇下）。大和末文宗謀去宦官，未始不為劉（上艹下賁）之言所感動。換言之，此一舉措，文宗實主其事，鄭注等不過居輔成地位（昭宗天復《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詔》，有云：「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證），閹寺處此，上無所施其主君搖惑，下無可扇其兩派交爭，洎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流徙遠州，陳弘志杖殺，王守澄賜鴆，王守涓被誅（弘志即弒憲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機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鋌而走險，是釀甘露之變。《十七史商榷》九一《訓注皆奇士》條，辨《新唐書》本傳詭譎貪沓之說，語最公允。當日閹人勢盛，士夫固多為作鷹犬者，《新唐書》僅據舊籍轉錄，正王氏所謂史官曲筆，不可盡恃也。《通鑑》二四五云：「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又二六三評訓、注二人云：「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按處變用權，聖賢所許，因守澄而進，固未能定訓、注終身。舊說謂訓、注反覆，無非為其謀殺守澄，充彼輩之說，則邪正不分，示人以從惡須終，而絕人自新之路，其為悖理，無待蓍龜。文宗既與鄭、李有密謀，（見《通鑑》二四五）則請問頭巾書生，應背守澄以誅奸惡乎？抑應念私恩而忘國事乎？大義尚可滅親，以謀守澄而目鄭注曰反覆，直不啻為宦官泄憤。行譎詐之謀，猶不克翦，而謂憑三數人之公言（充其量不過一劉（上艹下賁），於國事無大補救），可以翦惡乎？狄仁傑薦張柬之，論者極稱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與袁恕己、敬暉、桓彥范、崔玄（左日右韋）），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聞責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馬光之論鄭、李，與《新唐書》之論叔文，同一鼻孔出氣，質言之，迂儒不可與言大事而已。然閹宦之怒鄭、李、王（涯）、顧（師邕）諸君子，猶未息也，即《翰林學士壁記》之小小留題，亦芟除務盡6，藉口曰「文字昧沒」，美稱曰「粉繪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學士壁記》中語），讀史者稍一失察，便為居晦之曲筆所蒙，閹寺之用心，不既陰且狠乎！閹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滅燭之弒（敬宗），少陽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奧援（如澤潞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有所顧忌耳。幸奸邪雖熾，正誼終存，寺人之陰狠、毒辣，可以掩當日之目，不能盲後世之心，可以鉗百官之口。不能斷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猶得發其覆，揭其私，使鄭、李、王、顧諸君子之名，不至終於「昧沒」。（「閹寺處此」以下一大段，原見前引《壁記注·序》，惟字句先後，略有更動）李潛用記甘露之變，謂之《乙卯記》，李商隱詩只題《乙卯年有感》，都不敢顯斥其非（《漁隱叢話》前二二引蔡寬夫《詩話》。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見當日宦官橫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狀。

  第三人為崔胤，別見下文。

  憲宗英武，視肅、代、德三宗稍勝，故元和之治，陵駕中唐，如斥劉光琦之分遣敕使齎赦書（元和三年），允許孟容之械繫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許遂振於罪（五年），賜弓箭副使劉希光及五坊使楊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聽裴度言，撤回諸路監軍（十二年），又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即予杖殺，未嘗不奮其剛斷，振彼朝綱；然寵任吐突承璀，始終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復何閔焉。

  自憲宗而後，除敬宗以太子繼位外，無不由宦官擁立：

  穆宗　梁守謙、王守澄等。

  文宗　梁守謙、王守澄、楊承和等。

  武宗　仇士良、魚弘志。

  宣宗　諸宦官。

  懿宗　王宗實。

  僖宗　劉行深、韓文約。

  昭宗　楊復恭、劉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數，握兵權也。穆宗之立，神策軍士每人賞五十千，六軍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軍士猶每人賜絹十匹，錢十千，視藩鎮之擁立留後，曾無以異，夫何怪復恭有定策國老、天子門生之夸語，而文宗至於泣下沾襟也。（《新唐書》二〇七《仇士良傳》）

  注釋：

  1.廣德元年吐蕃退出長安，系傳說子儀將至，永泰元年則敗於回紇、子儀之合兵，梁思成云：吐蕃兩次進犯長安，魚朝恩都以神策軍平定了大局，（《文物參考資料》三三—三四期八七頁）殊非事實。

  2.《舊唐書·韓愈傳》言，韋處厚撰《順宗實錄》三卷，愈所撰繁簡不當，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均嘗詔史臣添改。又《路隋傳》言，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余不復改云云。案經數朝，顯與宦者有關，今傳之韓撰《順宗實錄》，或有一部分已非真跡。

  3.白居易《陵園妾》序：「托幽閉，喻被讒遭黜也。」陳寅恪以為寄慨者「其永貞元年竄逐之八司馬」，（《元白詩箋證稿》二五四頁）所見甚的。叔文為之魁，別無大惡，被讒亦可想，韓、白同時而臭味不相投，非特文章致力處之各走一途已也。白贊劉「文章微婉」，（《長慶集》六九）即在此等處著眼。

  4.《韓昌黎集》三《永貞行》，「小人乘時偷國柄」，目叔文為小人（《新書》一六八承其說），已論失其平；又曰「侯景九錫行可嘆」，則正欲加之罪矣。至於「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無非發自己的牢騷。平心言之，韓此詩直是黨宦口氣，與禹錫不黨宦者臭味迥異，而陳氏《述論稿》竟謂禹錫「所言禁中事亦與退之相同」，（九七頁）蓋猶未窺《子劉子自傳》之真意也。

  5.范仲淹《論叔文》云：「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按此「之」字衍）劉辟，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據紹興卅二年嚴有翼《柳文序》轉引）

  6.《資暇集》下云：「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注子）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目為之偏提。」可見我謂《翰林院壁記》之改修，系宦官欲削去鄭注、李訓、王涯、顧師邕諸人之名，並非臆測及深文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