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科抬頭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雖不定各當其才，要可說絕無界限，此一點就其命相觀之，即顯而易見。今試依《新唐書》六一《宰相表》，從即位日起至臨終日止，計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許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溫彥博（并州人）、張亮（鄭州人）、李世勣（滑州人），河東與河南之編氓也。高士廉（北齊之後）、房玄齡（臨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馬周（博州人）、高季輔（德州人）、張行成及崔仁師（均定州人），又皆來自山東區域者也。他如劉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陽人），與西魏舊朝亦未見有密切關係。尤其是馬周以布衣上書，三命召見，（《隋唐嘉話》）卒登相位。計上舉十八人，已占宰相總數十分之七強，寧能謂太宗保持著「關中本位政策」乎1？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將亦然，列傳具在，可以覆檢，此處不必繁敘。

  「關中本位政策」或稱為「關隴集團」，以謂則天本家不在此集團之內，故蓄意破壞而代以新興進士。殊未知初唐已優待太原元從，（參《會要》四五）太原不屬西魏範圍，如當時果持此一政策，是從龍之輩已受排斥，其立說脫離現實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庫部郎中，實握財政出納權，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豈武后亦打擊其本家耶？為此論者無非太重視長孫無忌貶死之一事，然無忌之死由於不黨武后，許敬宗非關隴人，卻獲寵任，可比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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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姓崛起，多破格錄用其輔佐立功之人（唐時稱為「元從功臣」），是任何興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閱時稍久，元佐凋零殆盡，不能不別謀選舉之方，亦事勢應爾。自唐興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歷六十餘年，已脫離開國時期，正應用人復上軌道——即循資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惡無定，終其臨朝之日，計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內包三十八姓；除去兩《唐書》未立專傳者約占四分之一2、出身非進士、明經或不明者約占七分之三外3，確知為進士或明經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4。最突出之例厥為韋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躍而作相，破格則誠破格矣，然尚未見有偏向進士科之痕跡5。抑武后過事殘戮，每欲見好士林，藉圖挽救，故舉人無論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者非實官之謂），致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諺。中宗復辟，權落韋後，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種種名稱，最多者比原額數逾十倍，時人稱為三無座處（《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仕途之濫已極。

  政治不走上軌道則已，如其走上軌道，則泛濫之破格，實不可以經久。蓋偶然破格，固任何時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資，則為任何時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務上之破格，有時或收效甚宏，常務而破格，勢必引生不良之後果。在封建時代，人人得躐階而進，更無異於獎勵鑽營，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請停罷斜封、待闕、員外等官，開元初葉所以致治，未始不由於此。

  用人之正當方法，較古者為選舉；然不能如今時普選之先行發動民眾，結果常權操著姓，對封建統治階級許多不利，故漸歸淘汰。

  次是學校；貞觀五年以後，國學生八千餘人，（《唐會要》三五）可謂盛極一時。然而國學、太學所教，都屬貴族子孫，四門雖有收容庶人子之條文，（均《舊唐書》四四）為數有限。且封建時代財政紊亂，取於民者雖多，大半由官吏中飽，俸祿猶或不給，更安有餘力供養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語見《唐摭言》）本封建統治階級集權之目的，行科舉則國庫不須負擔巨額開支，同時又可收中央集權之實利，選舉、學校被科舉所排，正專制政體發展最適合之轉進。

  唐代科舉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隨時不同。肇於貞觀6，稱制科及第者著於顯慶7，猶清代「博學鴻詞」「經濟特科」之類；已中進士，亦應制科，且有一應、再應者8。入選之人，每次不過三數名，又非歲歲舉行，對仕途無如何影響。

  此外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六項；秀才科最高，貞觀後因事廢絕9。明法、書、算三項比較專門，正如《通典》一五稱：「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今更進一步推闡開元後進士科得勢之必然性。

  據《通典》一四，隋煬帝始設進士科10，只試策問，與明經科相同。高宗調露二年，劉思立奏二科並加帖經，進士又加試雜文（即詩賦），中間或暫有更張，但不久即恢復舊制，（參《通典》一五及《會要》七六）此為唐代考試進士之常式。由是，可見進士於詩、賦之外，亦兼「經術」11。至於兩科考試，依《六典》所舉，都經過三關。

  兩項比觀，明經多帖兩經，似乎較難；然《孝經》《論語》文字無多，不難兼習。明經初試之及格標準，比進士增一條。進士三試策問，比明經增兩道，所差亦有限。最殊異者在二試；明經只口問經之大義，進士乃寫詩、賦各一篇，吾人對此，首應討論者兩科所習，是否可以「舊學」「新學」為分野12？考詩體溯源於三百篇，賦體兩漢極盛，初唐詩格仍上繼齊梁（元好問《論詩》，「風流初不廢齊梁」）。烏得謂之「新學」？永隆二年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開元廿五年敕：「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均《會要》七五）應明經試者之空疏敷衍，活畫現形。又開元十六年楊瑒奏：「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天寶十一載敕：「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出者也之乎頗相類似之處下帖，」（同上《會要》）考試主司之無聊作風，有同兒戲，究其極則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南部新書》乙）流弊如此，安得稱曰經術？更安得謂由門族之異而所習各殊？

  原夫材質、生活，彼此不齊，事務執行，難易有別，國家取士，理應兼顧各方，不能專懸一最高目標，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職是之故，考試方法本來相同之明經、進士兩科，遂逐漸發生歧異。然而某種方法施用於某科，只屬定製時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進士優勝、明經落後之趨勢，乃得形成。換言之，中唐以後進士科之重用，始屬於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經「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會要》七五）不負責任之主司，便不難徇情作弊。進士詩、賦限韻，要自出心裁，比口試專憑默記者，難易有差。而且進士及第人之文策，須送中書門下詳覆，防弊之術亦較密。

  2．明經試策只須「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見懸格已低。

  3．「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進士不過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經不過一百一十人，（《會要》七六）大抵取錄進士之數，平均每年總不過三十13，故當時人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唐摭言》）何況，隋開皇三年以後，海內一命以上之官，都經吏部除授（見《隋史》二節），自須安插若干士人；故權德輿雲「取明經初不限員」，而一般急於求祿資生者咸出其途，趨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寬矣。

  4．朝廷典制對於兩科升沉，影響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駢儷，高宗後風始漸革，具見前節，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舊習。詔敕起草者初為中書舍人，玄宗時始漸移其重要部分於翰林學士，機密之件，有時直須宰相執筆。駢文與詩、賦性質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經，安能勝此？「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漢唐事箋》後集五）固由德輿衡鑑較精，亦進士能適應上級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觀之，進士比明經鑽研較廣，懸格稍高，名額又較少，《通典》所稱開元廿四年以後「進士漸難」，自是實情。再從客觀方面說，人情都貴難而賤易，社會上當然輕視明經；同時，進士所習能適應於上層工作，仕途上應易於進展。從主觀方面說，人而志氣低下，不肯奮鬥，就會相率走向明經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則雖在寒門，亦必力爭上遊，不甘落後。由是寒族遂向進士科與貴族作殊死鬥爭，鬥爭愈烈，斯發展愈盛，兩科孰優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趨勢。

  鬥爭之勝負何如耶？其態勢自不難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無暫時戰勝之望，如高元裕奏請「科舉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見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武宗追榜，放顧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勸，（《唐摭言》）昭宗頗為孤寒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當封建時代，政治率為反動勢力所把持、籠罩，主司恆被其支配，故大中進士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北里志》）六年崔瑤知貢舉，牓出率皆權豪子弟，（《語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同上）職是之故，當時進士名額被舊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鳳閣王（易從）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進士十八人，（《舊書》一七八）范陽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舉二年外，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語林》四）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趙櫓兄弟五人、李景讓兄弟三人皆進士，（《金華子》及《語林》四）徐彥若四世進士，（《舊書》一七九）此外張元夫家有進士七個以上，楊虞卿、令狐楚家各七個，楊於陵、楊收、李宗閔家各三個，結果終是寒族失敗。

  簡而言之，進士科之初立，與明經本無軒輊，經過數次無意中之改制，始造成進士比明經優勝之趨勢，非政府原來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圖，從舉子來說，應進士或應明經，一方面為社會上意見所範圍，別一方面又因個人志趣、能力或家計之不同以決定其選擇，寒族雖可藉進士科而新興，舊族卻未嘗受進士科之影響而墮落（六朝至唐所謂「門第」，並不以官宦為重要標準），進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說兩科各以一定之社會階級為代表14？如何能劃分進士科為新興階級？

  科舉之浮華無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屢屢有人建言。最早則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謙光疏稱：「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仿效，皆以浮虛為貴。」（《通典》一七）次則寶應二年（七六三）禮部侍郎楊綰奏：「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原誤「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頌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羽，用致虛聲。……並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進士、明經並停」；疏上後，交廷臣會議，李廙、李棲筠、賈至、嚴武等均贊成其說，（《舊書》一一九及《新書》四四）李德裕對武宗稱，其祖棲筠惡進士「祖尚浮華，不根藝實」，（《舊書》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時，趙匡亦著論稱：「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後則會昌間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之見解。（同前引杜牧書）上舉諸人，綰及棲筠、元裕均進士，是知進士確為樸實者所詬病。然科舉苟廢，統治者究無良法善其後，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絕也。《新書》稱李德裕「尤惡進士」15，求其實，只惡浮華之進士，非全屏不用，可於下文論德裕無黨一節見之。

  科舉術語，唐人文字屢見之，今並略揭其重要者：進士及第有狀報於朝，名居首者謂之「狀頭」（如授官稱「敕頭」，授勳稱「甲頭」），亦曰「狀元」。各州申送舉子赴京應進士試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謂之「解頭」或「解元」。進士通稱曰「秀才」（說見前）。得解者曰「鄉貢進士」，解而得第者曰「前進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稱「五同」之類），主試者曰「座主」。未試前造請權要者曰「關節」。（參《唐國史補》及《唐摭言》）又進士、明經考試，初由吏部之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廿四年因其位輕，易以禮部侍郎，終唐末不改（《會要》五九）。16

  注釋：

  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稱：「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進士科）所攘奪替代。」（一八—一九頁）

  2.即郭待舉、韋弘敏、王德真、李景諶、騫味道、沈君諒、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韋什方（賜姓武，又稱武什方）、孫元亨、李道廣、房融等十六人。

  3.即劉景先（又名齊賢）、岑長倩、劉褘之、武承嗣、韋方質、蘇良嗣、韋代價、張光輔、范履冰、邢文偉、武攸寧、傅遊藝、史務滋、宗秦客、樂思晦、歐陽通、楊執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綜、李元素、韋巨源、豆盧欽望、王孝傑、王方慶、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後單名崇）、魏元忠、張錫、李懷遠、顧琮、李迥秀、朱敬則等三十四人。

  4.進士為魏玄同、韋思謙、婁師德、蘇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嶠、吉頊、韋嗣立、張柬之、韋承慶等。明經為裴炎、格輔元、狄仁傑、李昭德、姚（左王右壽）、陸元方、楊再思、杜景儉（或作景佺，參《通鑑考異》一一）、韋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5.同前《述論稿》又稱：「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一九頁）按陳說已辨見本文，若《唐摭言》所云：「進士科……盛於貞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出進士者終不為美」，亦不足據。

  6.《舊唐書》三，貞觀十一年四月，「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兼閒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辭秀美材堪著述，明識政體可委字人，並志行修立為鄉人所推者，給傳詣洛陽宮。」十五年六月，「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又十七年五月，「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

  7.《會要》七六，「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

  8.例如張九齡，神龍二年舉材堪經邦科，先天二年又舉道侔伊呂科。

  9.後來稱進士曰「秀才」，與此之秀才科名同實異。韓國磐以馬周疏請恢復秀才（？）為反對科舉制度（一九五四年《廈大學報》文史版一期《唐朝的科舉制度與朋黨之爭》），殊不知秀才即科舉之一種，韓氏誤。

  10.韓國磐計房玄齡享年，疑進士科開皇中已出現。（《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二號二三頁注三四）按《舊書》六六《玄齡傳》：「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羽騎尉是何等官，我在《隋書·百官志》還未檢出，吾人須注意「本州舉」三字，本州舉而即可授官，與後來考試權在中央之進士科顯有不同，大約進士科經過煬帝一回改制，名則同而實質不同也。

  11.《述論稿》又稱：「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後之新學也，明經科專經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究其所學之殊，實由門族之異。故觀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後，朝廷及民間重進士而輕明經之記載，則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會階級在此三百年間升沉轉變之概狀矣。」（八三頁）

  12.《述論稿》說如此，引見注10。

  13.許棠詩：「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唐語林》七）系舉大數言之。

  14.同上頁注11。

  15.《唐摭言》三：「會昌三年，贊皇公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赴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是禁稱座主等令，純由武宗發動。《新書》四四雜采說部，串為一氣，稱「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至是，德裕奏，……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益使人誤會凡進士皆為德裕所厭惡矣。

  16.劉開榮云：「……不但作不到禮部尚書，掌持文壇（由禮部考試進士）……」（《唐代小說研究》舊版七七頁）按考試進士系禮部侍郎專管，與禮部尚書無關。又權德輿出身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語林》四）張弘靖亦非進士而知舉。（同上八）韓國磐又云：「唐朝考中了進士以後，不是立刻可以得到官職，還須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這叫做省試」，並引韓愈三次省試為例。（同前引）按愈三次省試是應制科之博學鴻詞，且均未獲雋，其入官由董晉所辟。中進士後無必須應試製科之規定，故貞元九年應者只三十二人。（參《韓柳年譜》）吏部之選，試身言書判而後授職，但不名為「省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