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虛心納諫的君子器量

  世祖名福臨，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襲父位。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從叔父鄭親王濟爾哈朗同輔政。詔以明年為順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擾，累犯關外諸城，然不能薄關門也。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師內城，帝自經。自成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啟攝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潛為啟佑，正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我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今日當任賢以撫眾，使之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往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申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風聲翕然，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王於眾論，擇善酌行，聞見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進取，要於入邊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

  文程此言，於清之開國，關係甚巨。攝政王時非一人，故文中累稱攝政諸王。清僥天幸，以多爾袞入關成大功，其明達足以聽納正論。然其時能持論者，實無幾人，舊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疇，為有見地。而多爾袞皆能虛受其言。此文為文程預定大計之始，蓋猶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東華錄》所載如此。清《國史》本傳已修飾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雖未見初修之《太宗實錄》，要知《東華錄》中文程之文，必猶近原狀，以其暴露清軍以往之態度，尚非有成大業之志，必為後來之所諱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勁矣，招降納叛之道得矣，唯要結關內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鈔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為言，多爾袞深納之，此為王業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丙寅啟行，十三日庚午，次遼河，已知北京破。以軍事咨洪承疇，承疇上啟，略如文程指，皆為清有天下之大關鍵。而多爾袞之能聽受，則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質也。承疇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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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兵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掃除逆亂，期於滅賊，抗拒者誅。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降者官則加升，軍民則秋毫無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誅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流寇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聞我軍至，必焚宮殿府庫西遁，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倘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庶逆賊撲滅，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明守邊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來攻，流寇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

  承疇此言，已知自成據京師，猶未料其先已東來及吳三桂導引入關，並不用馬步疊代之法。懸兵度險，天之所啟。事半功倍。然承疇固老謀深算、久熟內情之言也。

  先是京師日危，明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棄關外諸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入衛。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眾而西，抵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向關門。三桂聞家口被掠，怒作書絕父，且急遣使至多爾袞軍前乞師。多爾袞時尚未至寧遠，得書即進，途次復得三桂趣（促）進之書，兼程而行，距關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鋒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多爾袞逆擊，敗通等於一片石。翌日，師至關，三桂出迎，大軍入關。自成率眾自北山橫亘至海，嚴陣以待。是日大風，塵沙蔽天，軍少，不及自成之半，多爾袞命三桂兵居右，滿洲兵在其左，令曰：「敵陣大，首尾不能顧，可鱗次集我兵，對賊陣尾突之，必勝。」三桂受命，先搏戰當之，風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軍士呼噪者再，風旋止，滿洲鐵騎橫躍入陣，所向摧陷，自成方挾明太子諸王於高岡觀戰，俄塵開，見甲而辮髮者，驚曰：「滿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數十里，斬獲數萬。自成離京師，焚宮殿，載輜重西走。多爾袞令三桂及阿濟格、多鐸兼程追擊，勿入京。即軍前承制進三桂爵平西王，令關內軍人皆雉發，誓諸將曰：「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違者罪之。」榜諭官民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自關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竄山谷者，皆還鄉里雉發迎降，用文程、承疇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爾袞至燕京，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爾袞入居武英殿。蓋宮殿遭焚殘破，唯此殿獨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傳檄直省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軍民免遷徙，文武大吏籍戶口錢糧兵馬親齎至京，觀望者討之。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寇隱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卒伍欲歸農者聽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軍民為明帝發喪，三日後服除，禮部太常寺具帝禮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初八日乙未，阿濟格等報及李自成於慶都，擊敗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諸郡縣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莊烈帝，後周氏，妃袁氏，熹宗後張氏，神宗妃劉氏，並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遷帝後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禮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並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護焉。

  霸者假借仁義，亦可與王者同功。要其優禮前代之意雖假，而於寬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圖蘇息，則事實不可誣也。當天命、天聰間，未嘗不厚結關外之人及關內來歸之人，然未能推此意於關內。觀其累次犯塞，輒挾告天七大恨榜文，向關內軍民布告，此於收拾人心有何益處？豈明之軍民見此榜而代為不平，亦有仇明順敵之意乎？固知天聰以前，清固以悍夷自處，絕未有得天下之意識也。崇德改元以後，亦未見若何改觀。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師，居然大異於昔。多爾袞於征朝鮮時，《朝鮮實錄》中載其舉動，在滿洲中獨為溫雅得體，固其資質之美，即天之所以啟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獻納，莫如范文程，節錄文程清《國史》本傳如下：

  文程從師渡遼河，吳三桂來乞師，文程曰：「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我國家上下同心，

  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義安百姓不可。」於是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既敗流賊二十萬於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曰：「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所誅者惟（唯）闖賊。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北京，建議備禮葬明崇禎帝。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文程收集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需，事無巨細，咸與議焉。

  以上見攝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議擬。其尤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則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樂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賦為祖訓，為定製，此則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與契合可想也。《文程傳》又言：

  明季賦額屢增，而籍皆毀於寇，惟（唯）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為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除天啟、崇禎年間諸加派，民獲蘇息。

  攝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員率師先定山東、山西，蓋由近漸及遠省。明福王以五月戊子朔，由馬士英以兵擁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監國位，十五日進稱帝，建號弘光。當擁立福王時，向時持清議者，皆以北都黨案反覆，王為鄭貴妃孫，鄭氏乃造成各案之主體，又以王失教無善行，意不欲贊定策議。為士英所脅，而諸不快意於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挾有意見。以諸正人於擁立有異議，激王疏遠正人，出史可法於外，以士英當國，起用閹黨阮大鋮，盡翻逆案。國事皆在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為。而攝政王於六月十一日丁卯，與諸王大臣定議，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車駕。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陽門入宮。十月乙卯朔，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頒大清《時憲歷》。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允植襲封衍聖公，其五經博士等官襲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極門頒詔天下，大赦。乃議佐命開國親郡王及滿洲諸臣封爵，所司損益前典以聞，並察歸降文武官紳，其先後輕重之序如是。詔中除宣赦外，悉數蠲除明季苛雜加派賦稅，地畝錢糧悉照前明會計錄，自順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額徵解，鹽法亦然。凡加派各餉，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額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數十種款目錢糧，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當是指雖無民欠實據，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後之蠲免，則大軍經過地方，仍免徵糧一半，歸順州縣，非經過者，免本年三分之一。關津商稅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稅則永豁免。曾經前明因兵災全免錢糧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衛軍人，明時派供內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辦買充用。京城行商車戶僉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截銀，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現行事例蠲除。京師東、中、西三城，因屯紮禁衛軍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遷讓，其遷居之戶，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三年。南北城居家雖不遷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於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一年。丁銀不照原有定額，查核老幼廢疾，並與豁免。軍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銀兩，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掛欠及明系侵沒之錢糧，已經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釋放。經寇劫失之錢糧亦同。凡此皆從明末人民生計之苦，曲折體貼，又於明時已有之惠恤，不因現在加惠之通令，轉有廢閣。此詔適合人民苦於征納、思解倒懸之心理，與未入關前對待關內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極詔書，實即攝政王聽納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結果，其餘培風化、收人望、敬禮先代帝王賢聖、守護明代陵寢諸端，皆合中國舊來崇尚，無復夷風。攝政王樂引漢人，為滿洲舊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詔榜今尚有存者，《東華錄》亦載全文，不能備錄。《清史稿·世祖紀》已有所刪節矣。

  方世祖將即位時，明使左懋第、馬紹愉、陳洪範奉金幣求和，為割地偏安計。不報。既繼位後，逾兩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進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軍民屯堡，所過悉平。閱數日，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西討李自成。兩王皆攝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綏德取延安、鄜州，斷自成軍西竄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軍於潼關，連敗之，至西安，自成被迫東走出陝。乃命豫王移師向江南，英王專事自成，時在順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師至揚州，諭明督師閣部史可法等降，不從。二十五日丁丑，克揚州，可法不屈見殺。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師渡江，明守將鄭鴻逵等舟師潰，遂陷鎮江，由丹陽、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擁獄中所囚崇禎太子出監國。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勛臣趙之龍、閣臣王鐸、部臣錢謙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盡。以後隆武之在閩，魯監國之在海上，永曆之在兩粵、滇、黔，奔迸流離，保存名號而已。

  崇禎太子之獄，始於是年三月。弘光及馬、阮，以北來之太子為偽，下之獄，而朝士多信為真。士民不慊於時政，亦誹議君相。其先於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見崇禎太子，清廷以為偽，殺之，並殺認太子為真者。至南中復見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訊，知太子已被害於北，不附和繼至之太子，朝士則謂可法受馬、阮脅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實不偽，即南都太子非真也。余別有專論，於此不復贅。六月，明總兵田雄、馬得功等執弘光獻於豫王。閏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廣。勢窮入通城之九宮山，自縊死。是時，明唐王聿鍵即帝位於閩，建元隆武，魯王以海稱監國於浙。豫王多鐸既克南京，並下杭州，旋召還，以貝勒勒克德渾代將。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軍平閩，隆武帝殉。豪格入川，張獻忠戰死於西充。會明遺臣復立桂王由榔於肇慶，改元永曆。自成、獻忠餘部巨萬數，先後歸之。南明之兵多為歸附之眾，自隆武倚鄭芝龍立國，鄭氏即前時受撫之海寇，至永曆又盡收張、李餘部，不收則無兵可作聲勢，收之亦無彈壓之力，非唯不足圖功，亦且備受屈辱。清對南明，亦用漢人為前驅。使相屠殺，是為吳、尚、耿、孔四王之兵。吳三桂原為明將，所統為明之官軍，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龍舊部，實盜類也。清用此諸軍，自有八旗為中堅，以監督之，其勢自不敵。然猶亘十餘年，終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聖祖即位後，永曆帝乃為緬甸所縛獻，魯王亦卒於台灣。自是無與清對立之明。以國統言，自康熙元年以後，始為真統一中國。在述清史者可認為主體，不復以清與明為分別之詞矣。

  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頗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時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實有可以修明之價值，若閉關之世不改，雖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極應研究其製作。清之代明，綱紀仍舊，唯有節目之遷流，自非詳考不足標其大異之點。八旗制已有詳考，余從略。其馭宮廷閹宦之法，清實大勝於明。但在世祖開創時，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設內十三衙門，嚴為限制，令宦官不得過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鐵牌，禁內官干政。此皆有復蹈明閹禍覆轍之漸。十五年三月，有大學士陳之遴、前恭順侯吳惟華賄結內監吳良輔之獄。之遴、惟華流徙籍沒，之遴遂死貶所。吳監被旨嚴飭，而世祖卒愛昵之，崩前五日，《實錄》已書不豫，而是日尚幸憫忠寺觀吳監祝髮，其為自知不起，令吳監避禍耶？抑自恐命促，令所愛代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於此。要之世祖御世時，無改革閹寺之計，其處斬吳良輔及廢十三衙門，乃世祖崩後太后及輔政諸臣之意。

  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攝政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薨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當時猶用帝禮，祔廟上諡，稱成宗義皇帝，以稱其實。乃未幾以屬下首告，王曾制八補黃袍，令與大東珠朝珠、黑貂褂潛置棺內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號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為不可犯？此與追尊之詔豈非矛盾？唯王與肅王不合，囚王致死，而又取其福晉，肅王為世祖長兄，於此事不無懷憤。又於順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詔，尊稱王為皇父，世乃傳太后有下嫁攝政王之事。今見之筆墨者，唯明遺臣張煌言之《蒼水詩集》，有「春宮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句，確為當時人語。然蒼水以鄰敵在遠，仇恨所敵，因傳聞而作揶揄之詞，難為信史。世所傳則謂春官指禮部尚書，而其人則坐以錢謙益，以附會謙益之所以為高宗深惡，且傳有謙益撰太后大婚詔文，清亡後頓見傳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謙益未為禮部尚書，多爾袞稱皇父時，謙益去國已久。且考《朝鮮實錄》，當時有「擬議攝政稱皇父」之語，並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詔之明證。唯舊《東華錄》議多爾袞罪時，有「身到皇宮內院」一語，或可為事有曖昧之據，但不必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與下詔大婚公然稱慶有別。以其坦然尊為皇父，轉信其非有曖昧之慚，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詳見余《三大疑案考實》，不具錄。攝政王之身後獲咎，因緣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鄭親王濟爾哈朗始本同為攝政，後以多爾袞功高，己為所掩，後於四年七月又停其輔政之職，而代以多爾袞之同母弟多鐸。多鐸於定天下實亦功高，先攝政而死，至攝政死後，鄭王再起輔政，有報怨之心，益構攝政之罪。觀高宗之為攝政昭雪，極道世祖沖年受惑，誣此賢王，則其子孫自有公論，要為開創時之一大反覆，不可不記者也。

  當世祖時，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見開明之象。前七年為攝政代行，親政以後，雖有攻異端，寵側妃，不無太過之失，然資稟英明，不至妨政。世傳世祖之崩御非實，乃緣愛寵董鄂妃，妃死而帝為僧以殉之，蓋以媚佛、寵妾並為一談。余別有《世祖出家考實》，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寵妾而不以女謁苞苴干政，唯見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篤，蕭然忘其萬乘之尊，真美質也。自攝政王好延攬漢人，用陳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薦起。親政以後，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實力，天子則樂就漢人文學之士，書恩對命，綽有士大夫之風，居然明中葉以前氣象。正、嘉以後，童昏操切之習略無存者，天下忘其為夷狄之君焉。順治朝，通攝政、親政兩時期觀之，其有君人之度，略無更改。入關以後，攝政與親政時代無殊，皆能用中國賢明之君為法，定天下固自有氣度也。明季習於苛斂。攝政時用范文程言，一切釐革。然亂世宵人，伎倆百出，嘗試不已，非有明決之識，真實之意，輒為群小所眩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順治朝不肖疆臣，時時有規復加派之請，輒廢黜不行。舉例如下：

  清《國史·土國寶傳》：五年五月，仍授江寧巡撫。蘇、松、常三府白糧，明季僉民戶輸運，民以為苦。至是復明初官運制。國寶言：「民戶一遇僉點，往往傾家，今改官運，一切皆給於官，而經費不敷。請計畝均派運費，民皆樂從。」諭曰：「僉點固屬累民，加派豈容輕議。」下部察核，官運經費果不敷否。部臣言：「經費未嘗不敷，惟（唯）嚴絕克減虛冒諸弊，則用自裕。」黜國寶奏不行。華亭縣有義田四萬八百餘畝，明光祿寺署丞顧正心置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國寶初撫吳，即令有司收其米四萬三千餘石給兵餉。及國寶降調（以擅殺非陣擒之吳易黨降調），周伯達代為巡撫，以改充織造匠糧入奏。戶部議：「令察勘義田在明時曾否題明，創置者有無子孫。」至是國寶以實覆奏。戶部尚書巴哈納、謝啟光等核議：「義田所以恤貧助徭，非入官之產，宜仍令顧正心子孫收穫。至兵餉匠糧，皆有正項取給，其擅用義田米，責國寶償還。」六年，國寶疏請加派民賦佐軍需。給事中李化麟言：「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窮盜起，大亂所由。我朝東征西討，興師百萬，未嘗累民間一絲一粟。今國寶遽議加派，開數年未有之例，滋異日無窮之累。」上復黜國寶奏不行。

  此皆攝政時事，後亦持之甚謹，終清一代，以永不加賦為大訓，真所謂殷鑑不遠，以實心行之，非高呼愛民、圖一時宣傳之用者比矣。明之餘弊，窟穴於其中者迭試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撲滅之。復舉廠衛緝事之弊。再見一例：

  《清史稿·季開生傳（附張國憲）》：疏言：「前朝廠衛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錦衣為鑾儀，此輩無能，逞其故智。乃臣聞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訪察賜畫。賜畫特典，內院重地，安所用其訪察？城狐社鼠，小試其端。臣竊謂宜大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議禁止，得旨：「鑾儀衛專司扈從，訪役緝事，一概禁止。」廠衛之禍始息。

  世祖善畫，得自天授，侍從之臣，往往蒙賜，具見諸家記載。此賜畫自必指此，亦見其稟質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