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乾綱獨斷的政治手腕

  明後迭次建國於南方，適與世祖一朝，相為起訖。明雖數盡，清所假以驅除者，不能專恃八旗，旗軍人數固不足，且盡用旗人敵漢，亦於招徠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撫外，亦用明舊帥舊軍與旅距未服者，以聲氣相呼召，此吳三桂等諸藩之所以擁眾難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為先驅者，蓋有四藩。吳三桂獨專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曆帝於緬甸以歸，有代沐氏世鎮雲南之意，封之為平西王，為最強之藩。耿仲明之孫精忠，襲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雖已於順治間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猶與三藩相呼應，此為開國以來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壯而崩，親政以後，不過十年，既於明代厲民之政痛與革除，復能以籠絡士大夫洗刷關外傖荒，適成一除舊布新氣象。既遭短折，聖祖以八歲嗣位，又落於輔政諸臣之手。以開創大業成於兩代沖齡之主，當時柄國之親貴，唯以定國為務，不知覬覦天位，是亦孟子所謂「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為悅」。明初兩世有親藩之禍，清初兩世得親貴之力，新開化之種族，淳樸有甚於漢人，此亦其不可輕量者。

  世祖以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誤會夜子時，繫於丙辰（此亦《史稿》應改正之一點）。初八戊午頒遺詔，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遺詔頗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輔政大臣同意發布，於世祖之過舉臚列無遺，引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終，永違太后膝下為兩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漸習漢俗，於祖宗淳樸舊制日有更張為一款。又宗室諸王友愛未周為一款。滿洲世臣不能專任，部院印信亦令漢官掌管為一款。求不得罪於實力所在之滿臣，用意甚切。而輔政亦滿臣。其以入關以來，接近漢臣為憾，蓋非一日，此可見在廷之有意見。而其實世祖為己過之事而引罪，聖祖亦並未因遺詔之故而疏遠漢臣。是敷衍滿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權衡，亦不至真為滿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見端，與清末之反為親貴所挾而致亡，正有天淵之別。至見賢未能盡舉，見不善未能盡退兩款，雖系門面語，中有事實，亦見誠懇。厚己薄人，靡費不節兩款；御朝絕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聰明，不能納諫一款；知過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於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喪逾濫不經一款，為世祖生時所不肯言。設立內十三衙門，與明同弊，亦不似生時愛幸吳良輔情狀。《東華錄》言遺詔由王熙、麻勒吉二學士所草，世祖諭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譜》，敘此時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則遺詔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臨崩前所見之原草也。說詳余《世祖出家考實》，不重錄。兩事中端敬喪之逾制，不過認已往之過，而廢止十三衙門，為清一代突過往古歷朝之善制。生時立此衙門，未為獨有之失德，遺詔廢此衙門，則真能以明為鑑，在歷史為非常之舉也。

  聖祖初年之輔政，為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皆非宗室。受命後以非從來成例，跪請諸王、貝勒共任，諸王、貝勒以遺命不敢違，乃奏知皇太后，誓告於皇天上帝及大行靈前，中有「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之語。是亦以太后為中心，遺詔為根據，懲於前次攝政之太專，以異姓舊臣當大任，而親王貝勒監之，其用意可見也。然事權所在，必有積重。輔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專橫之鰲拜，即有一緘口不語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輔政跋扈之事。至八年五月，聖祖親政。輔政時於國家本計，民生要務，亦無大影響。其資望最高之索尼，於康熙六年六月先卒。卒之前，因鰲拜專擅，於三月內請聖祖早親政，而未即行。至七月己酉（初七日）。始行親政禮，然鰲拜橫暴猶昔。自索尼卒，鰲拜不循遺詔中原次，自居輔臣之首。先是，鰲拜以己隸鑲黃旗，國初圈地，鑲黃旗屯莊在保定、河間、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薊、遵化、遷安諸州縣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別圈民地補之。令下，所涉州縣旗民俱大擾，耕耨盡廢。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俱力爭之。輔臣中唯蘇克薩哈隸正白旗，不贊圈換之議，余均徇鰲拜議。尚書、督撫坐遲誤阻撓論死，蘇克薩哈不對，鰲拜卒矯詔並予棄市，事在五年十二月。明年聖祖親政，蘇克薩哈請守先帝陵，罷輔臣任。鰲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謂蘇克薩哈不欲歸政，論以大逆，與其長子俱磔死，餘子孫俱斬決，籍其家，並斬及其族人白爾赫圖等。奏入，聖祖不許，鰲拜攘臂上前，強爭累日，卒坐蘇克薩哈後，余悉如議。又前後殺大臣不附己者。與弟侄及同黨相比，至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八年五月，乃詔逮鰲拜廷鞫，褫職籍沒，與其子那摩佛俱禁錮之，弟侄及同黨多坐死。及鰲拜死于禁所，乃釋那摩佛。後聖祖晚年，念鰲拜戰功多，賜一等男爵，以其後襲。世宗朝並復其一等公爵，世襲罔替，加封號曰超武。乾隆間，復降為一等男世襲。

  鰲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諸被誣者皆復，或予諡恤。於是舉經筵，置日講官，改內三院大學士銜為殿閣大學士，復翰林院，用儒臣編纂經義，凡輔政時所不足於世祖朝之漸染漢俗者，次第復舊。十二年五月，侍臣請以夏至輟講，聖祖特諭：「學問之道，宜無間斷，其勿輟。」視朝講學，納諫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接見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寖寖向治，而撤藩之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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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明既亡，天下絕望，謂清業可定矣。實則必危必亂之癥結，其不易拔除，較之取勝於末運之朝，伸威於稔惡之寇，其難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驕悍之武夫，反側之凶盜，以擊斗為專業，不樂歸農者，屯結不散，戴一渠魁，為延其生命之計，此渠魁即今所謂軍閥。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漢人號召漢族，招降納叛，事半功倍。大勢既定，則解散編制，必有一番擾亂。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遲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時屯結之眾，統名三藩。三藩之實力，以吳三桂為首。三桂既以兵通緬甸，縛獻明永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歸，亦所以示放牛歸馬，將與天下更始。雖其報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鎮滇之體制相待，然逐漸裁兵，則與爵位並非一事。三桂為延長兵事計，一攻廣西之隴納山蠻，再平貴州之水西、烏撒兩土司，以武功震耀於朝廷，而實厚自封殖。朝廷議裁綠營，三桂亦聽命，於康熙四年奏裁雲南綠旗兵五千有奇。則以綠旗為明之經制舊軍，而其先所挾藩屬甚眾，又廣收逋寇以益之，蓋裁老弱而實已增精銳也。

  隴納山蠻與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貳臣傳》文義。水西設治，以比喇為平遠，蓋平遠治在水西之比喇壩也。史館不考事實，遽改比喇為隴納。此需訂正。又《三桂傳》所增事實，有不盡可信者，別見下。至如稱三桂為江南高郵人，籍遼東。當有所據，俟再考證。

  三桂藩屬，於順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時，已有佐領五十三。一佐領計有甲士二百，而丁數五倍之，計五丁出一甲，是有壯丁五萬餘也。分左右兩都統，雖用清制，然統將皆所部署，皆其死黨。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請，以投誠兵分忠勇、義勇各五營，營各千二百人，統以由自成軍投明，由明復投三桂之劇盜馬寶等十將，皆為總兵。十月復請設雲南援剿四鎮總兵官，以四川、湖廣本任之統兵大員為之。更樹死黨於雲、貴兩省之外，貴州自由三桂兼轄，兩省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則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則戶部不得稽遲，所除授號曰西選。三桂之爵，進為親王。據五華山永曆帝故宮為藩府，增華崇麗。籍沐天波莊田七百頃為藩莊。廣徵關市，榷鹽井、金礦、銅山諸利，一切自擅。通使達賴喇嘛，互市北勝州，遼東之參。四川之黃連、附子，遣官就運轉鬻收其直，富賈領其財為權子母，謂之藩本。厚餌士大夫之無籍者，擇諸將子弟四方賓客肄武事，材技幅輳，朝臣一指摘，抗辭辯詰，朝廷輒為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並封粵，耿藩旋移閩。三藩鼎踞南服，糜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應熊，尚世祖妹和碩長公主，朝政纖悉，旦夕飛報。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終日之勢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請歸老遼東，以子之信留鎮粵，自率兩佐領之眾，及藩屬孤寡老幼自隨。時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領，及綠旗兵六七千，丁口二萬。部議：盡移所部隨可喜歸遼東。將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間先後請撤藩，以探朝旨。朝議不敢決允，唯尚書莫洛等數人獨言宜撤，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核，仍不敢決。聖祖特旨允二藩請，悉移遼東。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粵、閩獎諭，並經理撤藩事。侍郎折爾肯、學士傅達禮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南巡撫朱國治反。折爾肯等被留，貴州巡撫、總兵以下皆降，雲貴總督甘文焜駐貴陽，聞變出走，為所屬叛將圍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師聞變，召還閩、粵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時天下岌岌，京師亦有稱朱三太子謀放火舉事者，未及期，為同黨所首，獲數百人，首事者遁去，勘問以為奸民楊起隆所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則自此遍中於人心。蓋自南明之亡，思明者無所系屬，乃始傳言明崇禎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間，欲戴以起事者雖未辨真偽，然歷數十年而卒獲朱三太子其人，殺之而後心安焉。其有舉動則始於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討之，執三桂子額駙應熊下之獄。孔有德部眾尚在廣西，加其婿孫延齡撫蠻將軍，其故將線國安為都統，命鎮廣西，以恩結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撫駐長沙，聞風已棄城遁，總兵吳之茂以四川叛應三桂，巡撫、提督皆降，四川盡陷。夷陵總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連陷湖南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盡陷。孫延齡亦以廣西叛。三月，耿精忠反，執福建總督范承謨幽之，巡撫降。襄陽總兵楊來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黨羽，設援剿諸鎮地，至是響應甚速。四月，詔以分調禁旅遣將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籠絡之，蓋四藩中孔有德舊部亦已變，獨尚藩未動，可喜年老，決無意發難，將留此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則誅三桂子應熊，並孫世霖，削孫延齡、耿精忠職爵，示無所瞻顧。三桂聞應熊誅，驚曰：「上少年乃能是!」初倉卒（促）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絕明後，無可假借之名義，僭號為周，人心非所屬。三桂至澧州，意頗前卻，至是推食而起曰：「事決矣。」耿藩既變，浙東響應，精忠既遣其將馬九玉、曾養性入浙，又遣白顯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蠭應，江西尤甚。八旗勁旅與相持於中原，迭有勝敗，未能速進。朝廷通使於達賴喇嘛，欲借其力，號召信仰黃教之青海、蒙古，由西邊攻川、滇之西，發詔川、滇、黔諸省供應軍食，蓋以從亂之地餌蒙古軍。詔書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詔不見《東華錄》，亦不見《史稿》敘其事，蓋亦紛亂之拙計。其後達賴喇嘛並不出蒙軍，反以割地連和（聯合）為請，朝議卻之。詔書見存北京大學史料室，可見當時應付之不易。是時赴浙應敵者，以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赴粵者以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防守陝西者，以尚書加大學士銜莫洛為經略。至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又叛，經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進陷蘭州。自此為三桂兵力所極。廣西則叛將馬雄時時窺廣東，尚可喜老病不能軍，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於是諸藩之毒盡發。甘肅尚存張勇、王進寶諸將，能與相持，中原則旗軍督率地方文武漸有收復，為三藩禍既熾而地域有所限制，可與言恢復時矣。

  十五年五月，撫遠大將軍圖海敗王輔臣於平涼，輔臣降，詔復其官，授靖寇將軍，立功自效，諸將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來歸之氣。時官兵各路皆捷，諸藩勢日蹙。十月，傑書師次延平，耿藩將耿繼美以城降，精忠遣子顯祚獻自鑄印乞降。精忠蓋亦效三桂所為，稱「總統兵馬大將軍」，蓄髮易衣冠，鑄「裕民通寶」錢。至是，獻其印降。傑書入福州疏聞，命復其爵，從征海寇自效。蓋時鄭成功子經尚據台灣，是時入閩、浙，不問清軍、耿軍守地，乘亂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黃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將耿繼善遁。朝廷因敕傑書速進，乘機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詣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且乞師，願立功贖罪。詔赦其罪，且加恩優敘。孫延齡為三桂將吳世琮所殺，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圖為鎮南將軍，赴廣州。四月至南安。叛將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復其爵，隨大軍討賊。十七年，於時三桂已起事閱六年，自稱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號以系從亂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勸進，稱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諸將，國公、郡公、侯、伯有差。頒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為朝房。築壇衡山，行郊天即位禮。是時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語，召孫世璠於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貴陽，其下即擁嗣稱帝，改號洪化。當是時，巨魁既死，孤雛繼業，其下驍悍敢死之夫猶能奉以周旋。清軍聞三桂死，銳氣自倍，然與世璠軍戰，猶迭有進退，其強悍固結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師將領林興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資其習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險，急攻湖南。將軍莽依圖等徇廣西，吳世琮走死。西軍則張勇所用趙良棟，自略陽破陽平關，克成都，王進寶自鳳縣破武關，取漢中，進克保寧、順慶。鄂邊將軍吳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慶。湖南大軍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縣，三桂所都衡州亦下。於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諸將均歸貴陽就世璠，世璠令再擾川南，降將譚弘復叛，夔州再陷。朝命罷吳丹。以趙良棟盡護四川諸軍，與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將軍賚塔由廣西，分三道入雲南。十月，彰泰克鎮遠，薄貴陽，世璠與其將吳應麒等奔還雲南。二十年正月，賚塔與彰泰兩軍會於雲南之嵩明州。二月，進攻雲南省城，並收雲南各郡縣，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趙良棟軍亦渡金沙江來會，良棟議斷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殺，次日，其將線率眾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所署將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禮。己亥，宣捷受賀。先是群臣請上尊號，不許。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徽號，頒恩詔，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聖祖年方冠。撤藩議起，事由尚可喜請歸老而由其子代鎮，非請撤也。部議遽以撤藩覆允，朝議兩歧，英主獨斷，實已定於此時。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吳、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嘗試，一旦盡允之。當日情事，於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請上尊號，聖祖召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諭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回籍，朕與閣臣面議，圖海言斷不可遷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變，馴致不測，故決意撤回。吳三桂反叛，八年之間，兵民交困，倘復再延數年，百姓不幾疲敝耶？憶爾時，惟（唯）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蘇拜、塞克德等言應遷移，其餘並未言遷移必致反叛，議事之人至今尚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及吳逆倡叛，四方擾亂，多有退而非毀，謂因遷移所致。若彼時諉過於言應撤者，盡行誅戮，則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耶？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宣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調度，非臣等意慮所及，理應加上鴻稱以顯功德為請。復諭：「吳三桂初叛時，偽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澤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獨念數年之中，水旱頻仍，災異迭見，師旅疲於徵調；被創者未起，閭閻困於轉運，困苦者未蘇。且因軍興不給，裁減官員俸祿，及各項錢糧並增加各項銀兩未復舊。每一軫念，甚歉於懷。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生民得所，風俗醇厚，教化振興，雖不上尊號，令名實多；如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朕自幼讀書，覽古人君行事，始終一轍者甚少，嘗以為戒，惟（唯）恐幾務或曠，鮮克有終。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間，偶有違和，亦勉出聽斷，中夜有幾宜奏報，披衣而起，總為天下生靈之計。今吏鮮潔清之效，民無康阜之休，君臣之間全無功績可紀（記），倘復上朕尊號，加爾等官秩，則徒有負愧，何尊榮之有？至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號，詔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號之事，斷不可行。」云云。所敘撤藩之初廷議情狀，及藩變以後歸咎情狀，皆見事由主斷。以圖海之威重，且不主張，親貴中亦絕無成見，唯受命出師，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駐，能守而後言戰。叛黨有來歸者，不吝爵祿，且實保全之，不輕斬刈，此不能不謂聖祖之有作為矣。

  又觀其經亂討伐八年之中，朝廷舉措，極示整暇。其時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並無從亂之意。逸民遺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絕明，尤無人贊助藩變者。要亦聖祖善馭天下士夫，略舉其跡：十二年歲杪聞變發兵，而十三年二月，書：「上御經筵」。中間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將行師，又無日無之。八月再書：「上御經筵。」則典禮無廢也。九月朔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傅達禮等：「日講關係甚大，今停講已久，若再遲恐致荒疏，日月易邁，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於事無誤，工夫不間，裨益人心不淺。爾衙門議奏。」院臣以幾務殷繁，間日一進講。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惓惓向學之意。」

  舉經筵，康熙朝自九年為始，十三年不因軍務而間斷，此可書也。而《史稿·本紀》，二月書：「上御經筵。」八月不書，九月朔乃書之，因諭「每日進講」。與《東華錄》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誤也。經筵與日講，並非一事，九月無御經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進講」之諭，而移並一處，望文生義，不可不訂正之。

  十四年四月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但循舊例，日久將成故事，不惟（唯）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討論，庶幾有裨實學。」康熙間講學之風大盛，研求性理，此時已用熊賜履開其先聲，纂修經義，明習天文算學，皆於此開其端。以天子諄諄與天下通儒為道義之講論，實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漢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時勢，則正復黔、秦、蜀、湘盡陷，東南浙、閩、兩廣、江西蠢蠢思變，方於十三年歲杪議親征而未發之時，無論其為鎮定人心與否，要能無日不與士大夫講求治道，其去宦官宮妾蔽錮深宮之主遠矣。

  十五年十月，命講官進講《通鑑》，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擬講章進講。」覆奏從《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首列綱，次列目，每條後總括大義，撰為講說，先儒論斷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盡叛，各地皆發之後，叛服之數曉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直行草書，不時進呈。上召至懋勤殿，親自披閱，以御臨書賜喇沙里。此又振興文事，為鴻博開科先聲，皆極得撫馭漢人之法。兵事實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漢士大夫，處漢人於師友之間，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論手腕亦極高明矣！

  故宮有聖祖巡幸出征時報告兩宮太后及訓示諸皇子之語，文理甚拙，字體亦劣，於康熙朝御書文彩[采）或有假借。然南巡時對眾揮毫，傳布甚夥，斷非偽為；或道途手簡，轉是內豎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諭大學士等：「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向來日講，唯講官敷陳講章，於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今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注，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官照常進講。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尋複議：「講官進講時，皇上或先將《四書》朱注講解，或先將《通鑑》等書講解，俾得仰瞻聖學。講畢，講官仍照常進講。」據此則帝於講官所進講章，擬於未講之先，自將講章向講官先講，然後由講官再訂正之，複議未敢任此也，聖祖則可謂好學矣。自後日講時帝自晰經傳之旨極多，皆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意，就聖賢之語有會而發，《東華錄》所載極多，不具錄。十七年正月，詔舉「博學鴻儒」。時三桂尚未稱帝，叛眾意尚堅，而海內士夫嚮往之誠，歌頌之盛，已視朝廷之舉動而日有加增矣。歷年巡幸之事，若行圍講武，巡近畿訪民疾苦，巡邊，謁陵，親祀明陵，親禾勸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講官從，進講不輟。其時關外勤樸之風未改，所經過無累於民，《實錄》累書其所幸，若士民之遊歷無異也。時西南戰事方急，中原及畿輔，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鄰蒙古察哈爾部，自太宗征服以後，林丹汗走死，其子額哲來降，得其傳國璽，念系元世祖嫡裔，封為親王，仍冠內蒙四十九旗之上。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討藩變，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鐸孫信郡王鄂札為撫遠大將軍，圖海為副，討之，六閱月而平。《史稿·圖海傳》：「討布爾尼時，禁旅多調發，圖海請籍八旗家奴驍健者率以行，在路騷掠一不問，至下令曰：『察哈爾，元裔，多珍寶，破之富且倍。』於是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戰於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別以三千人來拒，既戰伏發，土默特兵挫，圖海分兵迎擊，敵以四百騎繼進，力戰覆其眾。布爾尼乃悉眾出，用火攻，圖海令嚴陣待，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一千三百餘，布爾尼以三十騎遁。科爾沁額駙沙津追斬之，察哈爾平。」據此則滇亂年余時，又對察哈爾用兵，除調不附察之蒙旗赴討外，官軍主力，乃八旗家奴，則旗下正兵已盡發，可見南方軍事之棘。但所謂家奴，即屬包衣下人物，誘以利即成勁旅，又可見八旗風氣之悍勁。考《圖海傳》此文，舊史館傳所無，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詳矣。主撤藩者，親貴中無人，重臣若圖海，亦力持以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聖祖用之，是廟謨先定，非群策也。統兵大將則皆親貴，然一蹉跌即召回，無始終其事者，則運用在一心，非倚辦於一二大將也。贊撤藩而出預軍事者，僅一莫洛，早為叛將所戕。明珠輩幸而言中，以此徼（邀）後來之寵。其時非有主持之力，聖祖隨才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閩浙之患，蔡毓榮能收雲南會師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數將，張勇及王進寶、趙良棟，能與中原之師夾擊收效。是皆因事見才，非先倚此數人而舉其事。聖祖之平三藩，為奠定國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確為事實。又能功成不自驕滿，力辭尊號，唯務講學，開一代醇厚之風，較之明萬曆以來，不郊、不廟、不朝，而邊將小小捕斬之功，無歲不宣捷頒賞，君臣以功伐自欺，以進號蒙賞，靡費國財，互相愚濫，其氣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鴻博開科，正在滇變未平之日，而其時文運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為美談，非特當時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後之論世者，亦若置三藩為又一時事，而以己未詞科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為提出以時事相比論之，且應知己未詞科，純為聖祖定天下之大計，與乾隆丙辰之詞科，名同而其實大異，此論清事之一要點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試薦舉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於體仁閣，先賜宴，後給卷，頒題「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讀卷官派大學士李蔚、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靄，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讀侍講，曾中進士者授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討，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學、政治、考據、詞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試者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薦，尤為絕特，若顧炎武是矣。是時高才博學之彥，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羅致遺老，於盛名之士，無不攬取，其能薦士者，雖雜流卑官，亦許呈薦。主事、內閣中書、庶吉士，猶為清班；若兵馬司指揮劉振基之薦張鴻烈，督捕理事張永琪薦吳元龍。至到京而不入試者，亦授職放歸，若杜越、傅山諸人。入試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嚴繩孫之僅作一詩是也。蓋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於朝廷。後來丙辰再舉大科，入試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補試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試至兩場。二等授職，貢監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而士以為至榮，且得士亦遠不及己未之品學。部駁三品以下所薦，不准與試，皆以資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以作興之，不敢言利祿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與平三藩之時代參觀，彌見聖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