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貪污的吏治

  明代仕宦階級的一生，可以從陶奭齡的《五計說》中看出。他把這一階級人的一生分為五個階段：「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仙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鶩聲名若逐羶，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慾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婢欲眾，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於鬥爭之場，享寒於險巘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失意逐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哀，齒發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子，期頤未艾，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大約世人一生盡此五計，非學道人鮮自脫者。」1再從社會關係來看，這一階級的人入仕的時期是見任官吏，退休的時期和入仕以前是鄉紳（明代或稱鄉官，或稱紳衿，紳指退休官，衿指生員——民間稱秀才——和舉人）。做官時期和外地的庶民產生關係，做鄉紳時期則和本地的庶民產生關係。總之，無論他們是在官或居鄉，一般的庶民都在他們的腳下生活著。

  我曾習慣地把明代分為兩個段落，分水嶺是嘉靖朝（1522—1566），談到明代的吏治時也不能例外。最好的說明是《明史·循吏傳序》：

  明太祖……下逮宣仁，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英武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者，亦由吏鮮貪殘，故禍亂易弭也。嘉隆以後，資格既重……廟堂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不復加意循良之選，吏治既已日媮，民生由之益蹙。

  請記住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嘉靖、隆慶以前，據趙翼的研究，「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2。明人陳邦彥所論更為具體扼要，他說：

  嘉隆以前，士大夫敦尚名節。遊宦來歸，客或詢其囊橐，必唾斥之。今天下自大吏至於百僚，商較有無，公然形之齒頰。受銓天曹，得羶地則更相慶，得瘠地則更相吊。宦成之日，或垂囊而返，則群相姍笑，以為無能。士當齒學之初，問以讀書何為，皆以為博科第，肥妻子而已……一行做吏，所以受知於上者非賄賂不為功，而相與文之以美名曰禮。3

  其實這只是一種比較的說法。嘉隆以前，吏治澄清；嘉隆以後，吏治貪污，固是事實。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說，嘉隆以前吏治亦貪污，不過不如以後之甚；嘉隆後亦有循良，但不如前此之多。我們試看洪武時代的勾捕逃軍案，兵部侍郎王志受贓二十二萬4；盜糧案，戶部侍郎郭桓侵沒至千萬，諸司官吏系獄至數萬人5。成祖朝紀綱之貪作惡6，方賓之貪贓7。宣宗朝劉觀之黷貨8。英宗朝王振之賄賂輳集9，逯果、門達之勒賄亂政10。憲宗朝汪直、尚銘、梁芳11，武宗朝劉瑾、朱彬、焦芳、韓福、張彩之權震天下，公然納賄12。幾乎沒有一個時代是不鬧得烏煙瘴氣的，和嘉靖以來的嚴嵩、魏忠賢兩個時代比較，只有程度上的差異而已。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處，那我們可學陳邦彥的說法：嘉隆以前，社會尚指斥貪污為不道德；嘉隆以後，則社會且指斥不貪污為無能。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這一種社會風氣的產生，我在上文曾指出由於那時代人的人生哲學，從讀書到發財成一自然的體系。此外還有兩種社會環境，第一是寒士登第舉債，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時也是開始負債的一天，吳應箕說：

  士始一窶人子耳。一列賢書，即有報賞宴飲之費，衣服輿馬之需，於是不得不假貸戚友，干謁有司，假貸則期報以異日，謁見則先喪其在我。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徑熟，圓巧之習成。拙者債日益重，氣日益卑，蓋未仕而所根柢於仕者已如此矣。及登甲榜，費且數倍，債亦如之。彼仕者即無言營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屬債給於民，能堪之乎？13

  甚至一入仕途，債家即隨之赴任，京債之累，使官吏不至貪污不可。陶奭齡嘗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諸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類，即欲與膏粱華腴之家爭為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後，債家即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朘削閭閻，何以償之？14

  反之，官吏而不貪污，不法外弄錢，那就非狼狽萬狀不可。周順昌在做官後被債主所逼，向他的親戚訴苦說：

  讀來札知諸親友之索債者，填門盈戶，甚至有怒面相訾者……做秀才時艱苦備歷，反能以館穀怡二人，當大事……今以濫叨之故，做一不乾淨人，五年宦遊，不能還諸債主，官之累人也多矣。15

  加之，農業社會是以家族為本體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養活，提高了生活的水準，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鄉里、年誼都要一窩蜂湧來，打抽豐，求關節，真所謂「雞犬同升」，教這人如何能不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優贍，那還可對付。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說是歷史上所僅見的。宣宗時名臣楊士奇記：

  宣德四年（1429），吏有遭笞者，捃都御史顧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騶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皂兩便。16

  鄭曉記宣德時一朝官慘劇云：

  正統元年（1436）副都御史吳訥言：洪武年間京官俸全支，後因營造減省，遂為例。近小官多不能贍。如廣西道御史劉准，由進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養其母妻子女，貸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謨等俸米三十餘石，去年病死，竟負無還。乞下建議增俸。17

  正統時曹泰指出官吏之貪，由於俸薄，奏請增俸，事竟不行：

  正統六年（1441）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曹泰奏：今在內諸司文臣，去家遠仕，妻子隨行，然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祿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鈔，急不得濟，九載之間，仰事俯畜之費具，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於罪者多也。乞敕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

  其仍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則貪風息矣。上命行在戶部詳議以聞，尚書劉中敷等言官員俸祿已有定製，難以增益。從之。18

  俸給之薄，由於折色，以米折鈔，以布折米，王瓊記：

  國初定製，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匹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19

  折色相當於現在米貼之改發代金。不發米而發同等價值的鈔，在原則上並不吃虧，可是第一月薪打折扣，只發原數的三十五分之一，第二鈔值貶價。由於這樣的左折右折，折得當時官吏無以為生，試舉一實例，據《明史·李賢傳》，當時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米一石折鈔十貫，鈔一貫值錢二文至三文，由是知指揮使一月所得不過銅錢二三十文。推而上之，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照比例折成實支，又折起鈔再算錢，也不過月得七八十文；推而下之，正七品（知縣）月俸七石，左折右折，可憐只能拿到二三文銅錢了。其後又改定官俸折銀例，雖然官吏的收入在比例上增加了一點，可是如專靠正俸生活，也還是非餓死不可。在這情形之下，中外官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畜妻子，更談不上還官債、贍親族，何況上司要賄賂，皇帝要進獻，層層剝削，除了剝削民眾，貪污以外，更有什麼辦法！要做好官，那便非像潘蕃那樣，做了若干年的方面大臣，罷官後連住宅也沒有，寄住別人家終老。20海瑞剔歷內外，死後全家產只有一兩銀子，連買棺木也不夠。21這些自然是違反社會風氣的可忽略的例外，大多數官吏很容易有辦法，找出一條生財大道。

  明代前期的吏治，從英宗任用王振到武宗任用劉瑾，這階段的污濁情形是盡人皆知的。太祖、太宗二朝嚴刑重法，宣宗、孝宗二朝政局清明。現在試以這幾朝作例，分酷虐和苛斂兩方面說明。

  太祖朝以酷虐知名的大臣有陳烙鐵，《明史》說他：

  洪武三年（1370），寧知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22

  太宗朝則有殘殺農民的丁珏：

  丁珏，山陽人。永樂四年（1406）里社賽神，誣以聚眾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23

  至於苛斂民財，以做官為發財捷徑的，則更難仆數。其著者如太祖朝之郭桓案，《大誥》曾再三宣布其罪狀：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只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余，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致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人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24

  又說：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若將其餘倉分，並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石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范朝宗盜賣金銀，廣惠庫官張惠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寶鈔金銀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反米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等項諸色課程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精糧。25

  浙西有司苛斂案：

  浙西所在有司，凡徵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母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26

  宣宗時政府曾宣布地方官吏科斂無度之情形云：

  宣德三年（1428）三月壬辰，敕諭北京行部曰：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通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27

  英宗時夏時上言地方官吏貪酷之弊：

  正統三年（1438）江西按察僉事夏時言：切惟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鉤距之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恆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遂使枉者含冤於囹圄，徒憤於桎梏，其傷和氣，乖國憲，莫此為甚。28

  七年以後，王振擅權用事，「畏禍者爭附振免死，賄賂輳集，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他珍玩無算」29。孝宗時太監李廣懼罪自殺，「帝疑廣有異書，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賂籍以進，多文武大臣名，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驚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30。武宗信任劉瑾，上下交征，竟成賄賂世界，「瑾故急賄，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原獻。給事中周鑰勘事歸，以無金自殺。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邊將失律，賂入即不問，有反升擢者」31。綜上所記，可知地方官橫徵暴斂，以所得之一部分做家業，一部分獻給上官。地方長官又以所得分賂京中權貴和太監，京中權貴再以所得分賂太監。從太監、閣臣到地方州縣官形成了一套賄賂系統。

  前期吏治貪污，政府尚執法以繩，社會輿論亦往往加以指責。後期則以貪污為正常之現象。內外上下，賄賂公行，終至民不聊生，盜賊四起，萬曆初年高拱指出這一現象，實由於有司之貪殘。他說：

  一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

  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而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之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酋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不亦為賊勸乎？奈何民之不為賊也！32

  細析此種現象，第一由於鄉紳和官吏狼狽為奸，魏大中說：

  百姓窮苦，皆由外吏貪殘。其所以敢於貪殘而無忌者，繇諂笑居間，求田間舍之鄉紳為之延譽，擬贖慶生；賀節投歡之有司道與之作緣，少望風解綬之巡按，多計日待遷之巡撫，而輦轂賂遺，往來如織，入計之年，尤厚以聲酬實，其應如響。故民苦貪殘者，官稱卓異，不但倖免計黜，尋且選科選道，或為吏部司官。風尚日非，仕路穢濁，貪官污吏，布滿郡邑，百姓求一日之苟活不可得，而天下幸其久安長治，萬無是理。33

  第二由於署印官之趁火打劫，趙南星說：

  今佐領官所在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會署事，入門即征租稅以圖加收，日夜敲朴，急於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虛語也。34

  而總以催科之火耗、詞訟之贖鍰為應得之私款，公然入己，毫無避忌。方孩未《整飭吏治疏》說：

  百姓何以日窮，亦曰天下貪吏多，而懲貪之法太疏耳。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長吏，

  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於家，雨之於天，又非輸於神，運於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得之耳。如是安得不日剝日削，以至於盡也。而銓司之考成，止於罷職，撫按之彈劾，極於為民，夫攜有餘之金錢，高田廣宅，歌兒舞女，肥肉美酒，彼亦何所不愉快而需此匏瓜之進賢乎？35

  趙南皇《朝覲合行事宜疏》也說：

  今士人一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問其所以，率由條鞭法行，錢糧經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羨餘，加派在其中矣。而數年來又以軍興加派，則加重收而取羨餘，是加派無已矣。有司之貪如此，民安得不為盜，小盜起而大盜隨之，皆有司為之竽也。36

  所謂「羨餘」即是火耗，顧亭林說得最為明白：

  火耗之所由起，其起於征銀之代乎？……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藉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利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之戶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為，護之以不可破，而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矣。37

  馴至以火耗贖鍰為國有之常例，於常例外更辟財源，國家頒一令，地方興一事，都成官吏之利藪，劉宗周《敬條職掌疏》說：

  今日吏治之污，如催科而火耗，詞訟而贖鍰，已視為常例未厭也。及至朝廷頒一令，則一令即為漁獵之媒。地方有一事，則一事即為科斂之籍，官取其一，吏取其九，一者嘗見持而九者遂不敢問，民費其十，上供其一，十者方取贏，而一者愈苦不足。以是百姓視上官如仇讎，一旦有事，可獻城則獻城，可從賊則甘心從賊，計不反顧也……一令耳，上官之誅求，自府而道而司而撫而按而過客而鄉紳，而在京之權要，遞而進焉，肆應不給。而至於營升謝薦之巡方御史尤甚。即其間豈無矯矯自好者，而相沿之例，有司已捆載而往遺其家，巡方不及問也。如是者一番差遣，一番敲吸，欲求民生之不窮且盜以死可得乎？38

  地方守令更動一次，民間即被剝削數百萬；巡方御史出巡一次，地方又被剝削數百萬：

  崇禎三年（1630）梁廷棟言：一歲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則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選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39

  內外官的賄賂技術，也隨吏治風氣而進步，前期的黃米、白米，到後期末年易以雅稱為書帕，饋遺金珠時必以書為副。劉宗周《敬循職掌條例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說：

  往者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自臣通籍時有科三道四之說，識者已為之噦嘔。其後稍稍濫觴……禁愈嚴而犯者愈眾，情愈巧。臣受事冬官時，見內外官相見以贄，輒袖手授受，不令班皂見窺，至列柬投遞，必托小書名色曰十冊二十冊以示諱……久之白鏹易以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如是者習以成風，恬不為恥。40

  徐樹丕亦記：

  往時書帕惟重兩衙門，然至三四十金至矣。外舅宮詹姚公（希孟）為翰林時，少者僅三四金，余所親見，此不過往來交際之常，亦何足禁。今上嚴旨屢申，而白者易以黃矣，猶嫌其重，更易以圓白而光明者。近年來每於相見揖時，口敘寒暄，兩手授受，世風日偷，如江河之下，不可止矣。41

  清人蔣超伯指出由於這一種風氣，使一般地方官喜歡濫刻文集，以為應酬之用，魯魚亥豕，不可卒讀，他說：

  明世苞苴盛行，但其饋遺必以書為副，尤以新刊之本為貴，一時剞劂紛如，魯魚罔校，如陳埴《木鍾集》弘治中溫州知府鄭淮重刊，都穆《南濠詩話》乃和州知州黃桓所刻，其序雲捐俸繡梓，用廣厥傳。似此不一而足。42

  這種風氣沿襲到清朝，有名的理學家儀封張伯行在每一任上，科斂民財，專刻前代理學書，卻又偷工減料，只刻原書的一部分，或腰斬，或凌遲，而總顏曰《正誼堂叢書》，即是一個好例。

  中央各機關中以戶部掌國家出納，吏部掌官吏銓選，故弊亦最重。試各舉一例說明，李清記：

  上虞趙鉞老部胥，奸蠹也。因與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密疏盡發積弊：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寧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誑納可百萬金。二，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並帶運追此掛欠米折船價水腳各項，盡屬侵漁，每年數十萬。三，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征解。朋扣馬乾為各鎮道將侵分，歲數十餘萬。四，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召買弊大，宣鎮每年十二萬尤為奸蠹，即他處可省亦數十萬。六，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43

  這是明北都傾覆前一年的事。竭全國的民脂民膏，不用之軍，不用之國，卻一部分徒飽貪官污吏的私囊，這是最令人痛心的記載。關於吏部的，趙南星《陳銓曹積弊疏》：

  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於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以囑託為當然，以循情為盛德，

  以請教為謙厚。聞有司管選者，每遇朝退，則三五成群，如牆而遮留之，講升，講調，講地方，講起用。既唯喏矣，則又有遮留者，恆至嗌干舌敝而後脫。一至署中，則以私書至，其三五聯名者謂之公書，填戶盈幾，應接不暇，麵皮世界，書帕長安。44

  馴至科場亦講關節，勾結試官，出賣題目。45輔臣——內閣大學士是行政中樞最高人物，也多由賄賂太監入閣，黃尊素說：

  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有類富人為注。館中諸公明對人名，某某俱有以數萬獲之。沈吳興（淮）入相，誘洞庭翁姓者五萬金，以總戎許之。其餘廢弁棄官以千金進者不可勝計。即他相號稱賢者往往為之。46

  其他著例如高拱之復相，由於邵芳行賄大璫。47周延儒之復相，由於吳昌時之交關近侍。48富人地主廢弁棄官，湊錢投資使某一人入閣執政，事成後以中外要官為酬傭分紅之報償，再從所任官上科斂搜括，收回資本和利息，這是明代的吏治，也是明代亡國之主因！

  注釋：

  1.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卷上。

  2.《廿二史劄記》卷三三，《明初吏治》。

  3.《陳岩野先生集》卷一，《中興政要書·勵俗篇第四·獎廉讓》。

  4.參見《大誥》第四三。

  5.參見《大誥》第二三、四九。

  6.參見《明史》卷三〇七，《紀綱傳》。

  7.參見《明史》卷一五一，《劉觀傳》。

  8.參見《明史》卷一五一，《劉觀傳》。

  9.參見《明史》卷三〇四。

  10.參見《明史》卷三〇七。

  11.參見《明史》卷三〇四。

  12.參見《明史》卷三〇四、三〇六、三〇七。

  13.《樓山堂集》卷七，《擬進策》。

  14.陶奭齡：《小柴桑喃喃錄》卷上。

  15.《燼餘集》卷二，《與吳公如書二》。

  16.《三朝聖諭錄》；《明史·顧佐傳》。

  17.《今言》卷八五。

  18.《明英宗實錄》卷七六。

  19.《雙溪雜記》。

  20.參見《明史》卷一八六，《潘蕃傳》。

  21.參見《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

  22.《明史》卷三〇八，《陳寧傳》。

  23.《明史》卷三〇八，《陳瑛傳》。

  24.《大誥》第六三。

  25.《大誥》第四九。

  26.《大誥》第四一。

  27.《明宣宗實錄》卷三九。

  28.《明英宗實錄》卷四〇。

  29.《明史》卷三〇四，《王振傳》。

  30.《明史》卷三〇四，《李廣傳》。

  31.《明史》卷三〇四，《劉瑾傳》。

  32.《綏廣紀事·答兩廣殷總督》。

  33.《藏密齋集》卷四，《肅計典以勵官常疏》。

  34.《趙忠毅公文集》卷一四。

  35.《方孩未集》卷一。

  36.《趙忠毅公文集》卷一四。

  37.《亭林文集》卷一，《錢糧論下》。

  38.《劉子文編》卷四。

  39.《明史》卷二五七，《梁廷棟傳》。

  40.《劉子文編》卷四。

  41.《識小錄》卷四。

  42.《南滣楛語》。

  43.《三垣筆記》附下。

  44.《趙忠毅公文集》卷三。

  45.參見《研堂見聞雜記》。

  46.《說略》。

  47.參見于慎行：《谷山筆麈》卷二。

  48.參見《明史》卷三〇八，《周延儒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