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進入仕宦階級的梯子——科舉和學校

  明太祖既統一了全國，用殘殺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機構來集中政權，提高皇帝的威嚴。洪武十三年（1380）以後，他個人綜攬國家庶務，朝廷大臣都成了備位的閒員。歷史上記著他在八天內所處理批閱的諸司奏札高達1660件，計3391事。1平均每天有200多件，400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書」「傳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著命干，不肯放鬆一點兒，專憑殘殺來救濟個人精力所不及。2但隔了一兩代，嬌生慣養的年輕皇帝受不了這苦工，政權便慢慢轉移到皇帝的私人秘書——閣臣——手上，英宗以後，諸帝多衝年即位，政權又慢慢地從外廷秘書的閣臣，轉移到內廷秘書的司禮監手上。閣臣和司禮監——外廷和內廷的政權互為消長，也間或有同流合污的時候，皇帝只是一個傀儡。皇族除了拿祿米，多養孩子，在封地漁虐平民，作威作福以外，絕對不能做一點事兒。中央的政權被宦官，地方的政權被仕宦階級所把持。他們和他們的宗族戚黨同時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這一階級所代表的也只是這兩種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數量很多，從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這一家系有十幾萬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謂駙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這兩類人都因血統的結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權，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產生最簡便，經過生理上的改變便可取得資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權的唯一途徑為博得皇帝歡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婦之道」。這三類人都純粹是社會的寄生蟲。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許參加考試，也不許為政府服務，到末年才開放這兩條禁例。外戚和宦官則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親戚、門客往往因之而獲得科名和官職，間接地產生新官僚地主，影響政治的清明。

  至於庶民進入仕宦階級的途徑，主要有兩條大路：一是科舉，二是學校。參加科舉和進學校的敲門磚只有一塊——八股文。明制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州府縣學的生員和國子監的監生，學校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因此這兩條路其實是一條路。

  科舉制度分三段，生員考試（入學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督學政官以領之。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別）。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及第入國子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及州縣正官，或州縣學教授。明制入內閣辦事者必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為進士。宣德（1426—1435）以前政府用人尚參用他途（如稅戶人才、吏員、徵辟等），以後則專用科舉。科舉和銓選合二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國讀書人都以科舉為唯一出路，科舉之外無出路，科舉之外無人才，王鏊曾暢論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唯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群起而咻諸，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是故下多遺賢，朝多曠事，仕法之過，端至是哉！3

  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於科舉，科舉名額有限，考試規定便日趨嚴酷，搜檢防閒，如對盜賊，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寫明代科舉的苦況說：

  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裶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執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傈，腰以下大都寒冱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揮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熏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

  既試，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號諸生嘗十餘人，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4

  中葉以後，士風日替，懷挾搶替，成為習慣。徐學謨說：

  

  會闈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後，舉子多懷挾博進取，有掇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一大蠹也。5

  奔競囑託，毫無忌憚。陳洪緒記：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為諱，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餉，無使縉紳專利者。6

  到末年則士子多以關節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錢換科名。

  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於諸上台，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7

  在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進自然以利終，讀書受苦是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為發財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由讀書到發財成為他們的人生哲學。黃省曾曾說當時的士人以士為賈：

  吳人好游托權要之家……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為賈，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8

  謝肇淛更指出該制度和吏治的關係，和社會風氣的關係，和家庭教育的關係：

  今之人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朊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9

  劉宗周所論士習之壞影響於政治及社會，尤為明切。他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金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為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節，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10

  由此可知這個時代的吏治貪污，寡廉鮮恥，是有其歷史背景的。進學校得科名的唯一手段是作制義——八股文，此外的學問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閣。因此在這制度下所造成的學風空疏淺薄，除八股外，於歷史、政治、經濟各方面一無所知，哲學、科學更是一竅不通，這弊病明初學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說：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瞻弘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草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出，

  而後偏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木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11

  中葉時唐順之也說：

  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於以舉業為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12

  謝肇淛亦大加攻擊：

  我國家始以制義為不刊之典，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以是為進賢之具也。13

  末年周順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讀書，為一不識時務進士：

  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為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

  良可嘆也。14

  清吳翌鳳記一明巨公故事，雖未免刻薄，卻是史實：

  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巨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15

  在這制度下的這個時代，學術思想的貧乏是必然的，也是應該被原諒的，因為他們根本不許有思想。16政治家、財政家寥寥可數，也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有其特別原因的，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培養這類人才的專門教育機構。學校原來是育人才之所，明制鄉里有社學，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衛所有衛學，南北兩京則有國子監。《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17

  表面看上似乎真是極一代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然而事實恰好相反，我們先看社學的情形，明太祖曾嚴斥官吏以社學擾民：

  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18

  此後便無聲無息，名實俱亡了。至於府州縣學，以明制諸生入仕必由科舉，學校失去獨立培養人才的地位，在開國後即已不為社會所重視，宋濂曾說：

  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月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彰彰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19

  中葉以後，學校則竟如廢寺，無復生徒肄業。陸容記：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20

  兩京國子監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祭酒，《條陳雍政疏》說：

  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書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大學幾無文字矣。臣竊嘆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者，游士之獵原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嘆也。

  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楨為司業。劉每嘆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21這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話。

  在這一套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人才。而且，國子監從景泰元年（1450）開納粟之例以後，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稱為例監。22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餉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考試者學臣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札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宮一玷也。23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縉紳，儼然是社會中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青衿以後，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里。等到一中了舉，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爭先恐後地來討好了。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

  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於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24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范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註腳。

  而且，這些人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濟地位也改變了。一旦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後，一般困於徭役的小自耕農，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餘的財貨的投資目標是兼併土地和經營商業，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明代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所寄託的基礎。

  注釋：

  1.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五。

  2.參見吳晗《胡惟庸黨案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五期。《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洪武八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葉伯巨傳》：「古之為仕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仕者以溷職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棰笞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去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3.《王文恪公文集》卷二三，《容庵葛君家傳》。

  4.《天傭子文集》卷二。

  5.《世廟識余錄》卷二〇。

  6.《寒夜錄》上。

  7.《研堂見聞雜記》。

  8.《吳風錄》。

  9.《五雜俎》卷一三。

  10.《劉子文編》卷八，《與張太符太守》。

  11.《鑾坡集》卷七，《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12.《荊川文集》卷四，《答俞訓導書》。

  13.《五雜俎》卷一五，《事部》。

  14.《燼餘集·與朱德升孝廉書》。

  15.《燈窗叢錄》卷四。

  16.參見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

  17.《明史·選舉志》。

  18.《大誥》第四四；《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七：「洪武十六年十月癸巳，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以是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續誥》吉州科斂第五七：「吉州知州游尚志指以生員為由，逼令為生員者二百餘戶，勾至受贓放回。」

  19.《翰苑別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20.《菽園雜記》卷一三。

  21.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一一。

  22.參見《明史》卷六九，《選舉志》。

  23.《南中紀聞》。

  24.《消夏閒記摘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