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關於佛教流行的敘述極多，全書充滿因果報應的氣味。如喪事則延僧作醮追薦（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時則許願聽經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遊方（第四十九回），而歸結於地獄天堂，西門慶遺孤且入佛門清修。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假如作者所處的時代佛教並不流行，或遭壓迫，在他的著作中絕不能無中生有捏造出這一個佛教流行的社會。

  明代自開國以來，對佛道二教，初無歧視，後來因為政治關係，對喇嘛教僧稍予優待，天順、成化間喇嘛教頗占優勢，佛教徒假借餘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時代，陶仲文、邵元節、王金等得勢，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般方士偶獻一二秘方，便承寵遇。諸宮僚翰林九卿長貳入直者往往以青詞稱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風從，獻靈芝、白鹿、白鵲、丹砂，無虛日。朝臣亦天天在講符瑞，報祥異，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養或做法事時，非時上奏的且得殊罰。道士遍都下，其領袖貴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綰牙牌，躋朝列，再次亦凌視士人，作威福。一面則焚佛牙，毀佛骨，逐僧侶，沒廟產，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銷聲匿跡，倒盡了霉。

  到隆、萬時，道教失勢了，道士們或貶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寵，到處造廟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擬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過到萬曆時代替身僧的聲勢，則為前所未有）。《野獲編》卷二七《釋教盛衰》條：

  武宗極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唄唱無異。至託名大慶法王，鑄印賜誥命。世宗留心齋醮，置竺乾氏不談。初年用工部侍郎趙璜言，刮正德所鑄佛鍍金一千三百兩。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議，至焚佛骨萬二千斤。逮至今上，與兩宮聖母首建慈壽、萬壽諸寺，俱在京師，穹麗冠海內。至度僧為替身出家，大開經廠，頒賜天下名剎殆遍。去焚佛骨時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時為佛教得勢時代，嘉靖時則完全為道教化的時代，到了萬曆時代佛教又得勢了。《金瓶梅》書中雖然也有關於道教的記載，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吳道士迎殯，六十七回的黃真人薦亡，但以全書論，仍是以佛教因果輪迴天堂地獄的思想為骨幹。假如這書著成於嘉靖時代，絕不會偏重佛教到這個地步！

  再從時代的習尚去觀察，《野獲編》卷二五《時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後，中原又行《鎖南枝》《傍妝檯》《山坡羊》之屬，李崆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為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三闋為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紐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媟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嘆！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愛數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遼東三鎮傳來。今京師妓女慣以此充弦索北調，其語穢褻鄙淺，並桑濮之音亦離去已遠，而羈人游婿嗜之獨深，丙夜開樽，爭先招致。

  《金瓶梅詞話》中所載小令極多，約計不下六十種。內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綜計書中所載在二十次以上（見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諸回）；次為《寄生草》（見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諸回）；《駐雲飛》（見第十一、四十四諸回）；《鎖南枝》（見第四十四、六十一諸回）；《耍孩兒》（見第三十九、四十四諸回）；《醉太平》（見第五十二回）；《傍妝檯》（見第四十四回）；《鬧五更》（見第七十三回）；《羅江怨》（見第六十一回），其他如《綿搭絮》《落梅風》《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畫眉序》《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搖金》《一江風》《三台令》《貨郎兒》《水仙子》《荼糜香》《集賢賓》《一見嬌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書中，和沈氏所記恰合。在另一方面，沈氏所記萬曆中年最流行的《打棗竿》《掛枝兒》二曲，卻又不見於《詞話》。《野獲編》書成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由此可見《詞話》是萬曆三十四年以前的作品，《詞話》作者比《野獲編》的作者時代略早，所以他不能記載到沈德符時代所流行的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