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僕寺馬價銀

  《金瓶梅詞話》本第七回九至十頁有這樣一段對話：

  張四道：「我見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里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坑陷了你！」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邊胡行亂走，奴婦人家只管得三層門內，管不得那許多三層門外的事，莫不成日跟著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緊著起來，朝3廷爺一時沒有錢使，還問太僕寺支馬價銀子來使。休說買賣人家，誰肯把錢放在家裡！各人裙帶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在崇禎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頁）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書（第七回第九頁）中，孟三兒的答話便刪節成：

  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倘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這樣費心。」

  天衣無縫，使人看不出有刪節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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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向太僕寺借銀子用，這是明代中葉以後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匹，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征甚少，而東徵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由此可知太僕寺之貯馬價銀是從成化四年（公元1468）起，但為數極微。到隆慶二年（公元1568）百年後定例賣種馬之半，藏銀始多。到萬曆元年（公元1573）張居正做首相盡賣種馬，藏銀始達四百餘萬兩。又據《明史》卷七九《食貨志》三《倉庫》：

  太僕，則馬價銀歸之。……隆慶中……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至神宗萬曆六年……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

  則隆慶時雖曾借支太僕銀，尚以非例為朝臣所諫諍。到了張居正死後（公元1582），神宗肆無忌憚地向太僕支借，其內庫所蓄，則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載居正當國時：

  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僕金亦積四百餘萬。

  在居正當國時，綜核名實，令出法行，所以國富民安，號稱小康，即內廷有需索，亦往往為言官所諫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傳》說：

  萬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倉光祿，則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為例。

  其用途專充互市撫賞，《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說：

  萬曆五年召理戎政。……言……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後，朝政大變，太僕馬價內廷日夜借支，宮監佞幸，為所欲為，專以貨利導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脈傳》說：

  居正死，起故官。疏陳五事：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異。……錙銖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僕積銀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選傳》：

  光祿太僕之帑，括取幾空。

  但還搜括不已，恣意賞賜，如《明史》卷二三三《張貞觀傳》所記：

  三王並封制下，……採辦珠玉珍寶費至三十六萬有奇，又取太僕銀十萬充賞。

  中年內外庫藏俱竭，力靳內庫銀不發，且視太僕為內廷正供，廷臣請發款充軍費，反被譙責。萬曆三十年時：

  國用不支，邊儲告匱，……乞發內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濟邊儲，復忤旨切責。（《明史》卷二二〇《趙世卿傳》）

  萬曆時代借支太僕寺馬價銀的情形，朱國禎《涌幢小品》卷二說得很具體：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兩。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明神宗貪財好貨，至為御史所譏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所載四箴，其一即為戒貪財：

  十七年……獻四箴。……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

  再就嘉靖、隆慶兩朝內廷向外庫借支情況做一比較，《明史》卷二○六《鄭一鵬傳》：

  嘉靖初……宮中用度日侈，數倍天順時，一鵬言：今歲災用詘，往往借支太倉。

  《明史》卷二一四《劉體乾傳》：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余藏頓盡。……隆慶初進南京戶部尚書……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

  據此可知嘉、隆時代的借支處只是光祿和太倉，因為那時太僕寺尚未存有大宗馬價銀，所以無借支的可能。到隆慶中葉雖曾借支數次，卻不如萬曆十年以後的頻數。穆宗享國不到六年（公元1567—1572），朱衡以隆慶二年九月任工部尚書，劉體乾以隆慶三年二月任戶部尚書，劉氏任北尚書後才疏諫取太倉銀而不及太僕，則朱衡之諫借支太僕銀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後。由此可知在短短的兩三年內，即使借支太僕，其次數絕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數目亦不能過大。到了張居正當國，厲行節儉，足國富民，在這十年中帑藏充盈，無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懾於張氏之威稜，亦無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詞話》中所指「朝廷爺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來使」必為萬曆十年以後的事。

  《金瓶梅詞話》的文本包含有萬曆十年以後的史實，則其著作的最早時期必在萬曆十年以後。